中国通史- 第184部分

　　　　1《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3页。

　　　　2《陶行知全集》第5卷第321页。

　　　　外未能参加）。会上他提出关于推行普及教育以增加抗战力量和建国基础的提案指出全面抗战要全面教育配合以争取最后的全面胜利这是抗战建国的最高原则。具体而言就是：（1）学校与社会联成一气；（2）抗战建国的生活与抗战建国的教育结成一体；（3）教人在团体的生活里取得团体的教育；（4）教人用手用脑用机械在抗战建国的工作上取得抗战建国的教育；（5）即知即传节省时间花钱最少使穷人也能受教育1。实际上这是他的生活教育理论在抗战建国条件下的新展。同年12月他在桂林成立生活教育社。成立那天郭沫若、白崇禧等文化军政要人均前来祝贺。

　　　　1939年7月2o日育才学校在重庆北碚借北温泉小学校舍开学学生人数从4o余到年底增至近百人。分音乐、戏剧、绘画、文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六组。每个组犹如大学的系。办学宗旨是应抗战建国的需要应用生活教育的原理和方法培养难童中的优秀儿童使他们成为抗战建国的人才。它的特点是一般基础教育和特殊基础教育同时进行以促使一般才能和特殊才能的统一展防止两者分裂。他说这是知、情、意三者合一的教育。知的教育不是灌输儿童死的知识而是同时引起儿童的社会兴趣与行动的意志。情的教育是调节并启儿童应有的感情主要是追求真理的感情同时也是知的教育；而追求真理的感情并且努力奉行也就是意志教育。在这种统一的教育中培养儿童的知、情、意启其自觉使其人格获得完备的展。育才学校还以集体生活为教育基础。通过集体的生活教育使儿童团结起来做追求真理的小学生、即知即传的小先生、手脑并用的小工人、反抗侵略的小战士。育才学校有“三个不”：（1）不是培养小专家而是使人才幼苗及时得到培养不致枯萎。在获得一般智能、懂得一般做人道理的同时培养有展前途的特殊才能。（2）不是培养人上人。他们从百姓中来回到百姓中去把所学贡献百姓、国家、民族和人类。（3）不是丢掉普通教育而来干这特殊教育只是生活教育运动的一件新展的工作1。7月25日育才学校从北碚迁到合川县草街子凤凰山古圣寺内。陶行知为了办好育才学校费尽心血。

　　　　在重庆的时候周恩来和董必武同陶行知的交往日渐增多不时在一起商谈政治形势和应付国民党反动措施的对策。1939年底国民党在华北动反共磨擦。194o年4月2日陶行知向《新华日报》记者表谈话指出：“目前必须要立即停止磨擦不使它再生”“敌伪怕我们干的事我们偏要干；敌伪要我们干的我们偏不干”2。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陶行知处境艰难但他仍不离开重庆。当育才学校在经济、政治多方面受到国民党种种刁难时他在一次晨会上斩钉截铁地说：“育才一定要办下去决没有自动停办之理；他宣布：今天（四月六日）定为“育才兴学节”“我决心要跟武训学我们要做一个‘集体的新武训’”。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东南亚华侨方面的经费来源中断陶行知一面紧缩开支一面加紧募捐。他还动组织育才学校中的绘画、戏剧和音乐各组师生举办展销和公演既扩大了影响也募集了部分经费。他经常提醒师生校内可以关起门来随便讲到重庆就不行了“大路上讲话1《陶行知全集》第3卷第242—243页。

　　　　1《陶行知全集》第3卷第378—379页。

　　　　2《陶行知全集》第3卷第421页。

　　　　草丛中有人听”。这说明了育才学校在政治、经济双重压迫下是如何坚韧不拔地渡过难关并有所展的。到1944年冬育才学校学生增至近3oo人。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但中国并未走上和平民主之路接踵而来的是人民反内战、反独裁和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1945年陶行知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o月在重庆召开的民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增选为中央委员会常委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负责主编《民主教育》和《民主》周刊。1945年11月重庆各民主党派成立了反内战联合会呼吁各界人士联合起来制止内战。陶行知连续表文章阐述民主的意义及其和民主教育的关系。他指出民主教育是教人做主人做自己的主人做国家的主人做世界的主人。教育为公以达到天下为公。同年12月陶行知表《民主教育之普及》提出“民主教育一方面教人争取民主；一方面教人展民主”。“无论是争取民主或是展民主都要靠广大人民的群策群力才会成功”。11946年1月陶行知和李公朴在重庆管家巷28号院内创办了社会大学。他任校长李公朴任副校长兼教务长。他把“社大”的宗旨概括为“大学之道在明民德在亲民在止于人民之幸福”1。社大设有政治教育系、文学系、新闻系、教育系。第一期招收学生19o多名大多是在职青年。学生自费学习教授义务讲课或者举办专题讲座。社会大学的学生在反内战反独裁斗争中起了积极作用。

　　　　1946年1月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期间陶行知和李公朴等组织民主促进会在重庆沧白堂举办民主讲座。国民党特务时来骚扰会场于2月1日公然大闹沧白堂打伤讲演者和听众多人。2月1o日重庆市各界群众在较场口集会陶行知和沈钧儒、郭沫若、李公朴等为主席团成员。国民党特务大打出手打伤李公朴、郭沫若等制造了“较场口惨案”。国民党反动派竟反诬陶行知指挥育才、社大学生捣乱要传讯他。由于全国舆论反对国民党未敢按计划行动。陶行知对师生说：“大家要沉着气要知道民主是需要用鲜血、用生命去争取的。”21946年4月陶行知离开重庆到了上海他积极参加民主运动到处为争取民主大声疾呼连续表演讲1oo多次。他一方面要经办和筹划育才学校迁来上海的诸多事宜；另一方面又在恢复和展山海工学团兴建了总校1所分校7处。7月11日李公朴在昆明遭国民党特务暗杀；5天之后闻一多又死在无声手枪之下。消息传出他也已经被列入暗杀的黑名单中。在这种险恶处境中陶行知毫不畏惧沉着地对人说：“我等着第三枪。”陶行知于7月15日得到上述消息16日给重庆育才全体师生写信嘱咐说：“深信我的生命的结束不会是育才和生活教育社之结束。我提议为民主死了一个就要加紧感召一万个人来顶补。”他劝告大家：“平时要以‘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达者不恋’的精神培养学生和我们自己。有事则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美人不能动’相勉励。前几天女青年会在沪江大学约我演讲《新中国之新教育》我提出五项修养：一为博爱而学习二为独立而学习三为民主而学习四为和平而学习五1《陶行知全集》第3卷第571页。

　　　　1《陶行知全集》第3卷第586页。

　　　　2《陶行知年谱稿》第134页。

　　　　为科学创造而学习。这些也希望大家共勉并指教。”1谁知道这封循循善诱的信件竟成了他为教育事业为和平民主奋斗终生的遗书。

　　　　1946年7月25日由于长期劳累和一连串事件的烦扰陶行知在上海爱棠新村的朋友家里突患脑溢血逝世终年55岁。噩耗传开正在上海的周恩来立即和邓颖赶往陶的住处作最后的告别。延安《解放日报》在极醒目的版面刊登了毛泽东的题词手迹：“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千古！”

　　　　陶行知一生的著作编为《陶行知全集》1985年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1《陶行知全集》第5卷第965页。

　　　　第四十五章冯友兰冯友兰字芝生中国现代著名哲学家是新理学的创立者。

　　　　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12月4日出生于河南省唐河县祁仪镇。幼读私塾稍长入新式学校读书。1915至1918年在北京大学主修中国哲学。192o年赴美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杜威等人学习西方哲学。1923年回国后先后任中州大学教授、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教授。抗日战争爆后离京赴云南任西南联大教授、文学院院长。1946年8月赴美讲学为宾夕法尼亚大学客座教授1948年3月回国并坚持留在国内直至北平解放。1952年调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建国初期其思想就开始被批判“文化大革命”中其本人则被批斗、抄家。“文革”后期曾撰写过批判孔子的文章、著作。八十年代以后开始正常的学术研究工作1982年被哥伦比亚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1984年任中国文化书院名誉院长1985年任中华孔子研究所名誉所长。199o年11月因病去世。

　　　　冯友兰的学术研究成果主要有以下三部分：一是他在四十年代创立的新理学。该哲学体系“对于宋、明理学中的一些重要问题都利用近代逻辑学的成就加以说明这对于中国哲学的近代化是有益的”1。其代表作是“贞元六书”即《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二是他二三十年代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代表作是《中国哲学史》。三是建国后他对中国哲学史的重新论述及对一些零散的哲学思想的阐释代表作是七册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

　　　　从学术价值上看前两部分显然要大于后一部分下面就作分别介绍。

　　　　冯友兰的新理学是建立在“理”、“气”、“道体”、“大全”这四个中心观念之上的冯友兰自己说这四个基本概念是自己形而上学体系的基础他认为新理学的真正任务是指出和解释上述四个概念及其代表的共相、殊相世界的关系。

　　　　所谓“理”即某物之所以存在、之所以成为某物的原理。它和事物的关系是“共相”和“殊相”也就是一般和特殊的关系。无某“理”就没有某“事”但无某“事”不一定无某“理”。“理”可以不依存“事”而存在而且“在时间上说理先于具体事物而有；就重要性说理比具体事物更根本”2。二者的关系是“理在事上”、“理在事先”。冯友兰在晚年受了唯物论的影响一度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宣称有“事”就有“理”无“事”则无“理”二者的关系是“理在事中”。

　　　　在新理学中“理”还指支配人类社会的法则和道德原则具有伦理学的含义这是对程朱之“理”的承继与展。

　　　　新旧理学对“理”的阐释也有不同之处。程朱理学认为“理”是宇宙中具有造物能力的创造力量它存在于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之中也有变化、生灭。而新理学认为“理”是纯粹的逻辑概念无造物能力也不在时空中。它不生不灭永恒不变。

　　　　“气”不仅是一切“理”所借以实现的总的物质基础而且是“具体世1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7册台湾蓝灯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12月初版第176页。2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5o页。

　　　　界的总的物质基础”1。“气”不是一种具体的东西这一点与程朱理学相异。程朱理学认为“气”有“清、浊之分”也可以是一种具体的东西。在“理”与“气”的关系问题上新理学认为前者可以离开后者而独立存在这与程朱理学并无不同。

　　　　“道体”是指从“气”到“理”实现的过程。按照冯友兰的原话就是“存在是一流行。凡存在都是事物的存在。事物的存在是某气实现某理或某某理的流行。实际的存在是无极实现太极的流行。总所有底流行谓之道体”2。“大全”就是宇宙就是“理世界”和“器世界”的总和3也就是“所有的东西的总名”。“大全”是不可思议、不可言说的。因为思议中的“大全”已不包括思议本身；言说中的“大全”也不包括言说在内两者都缩小了“大全”的外延。因此“对于大全底思议必是错误底思议。所以对于大全一涉思议即成错误”4。当然“大全”的这种不可思议性正是人思议后得出的结论是一种没有结果的结果。

　　　　冯友兰认为不仅“大全”“理”、“气”、“道体”都是形而上的东西也都是不可思议、不可言说的。这些观念“不能使人有积极底知识亦不能使人有驾驭实际底能力”1但它们可以使人知天、事天、乐天、同天以至于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此处的天即宇宙和大全）。这种作用实际上是一种哲学意义的作用是一种大用。在冯友兰看来哲学本是空虚之学“是对于人生底有系统底反思底思想”2“是对于人类精神生活的反思”3。哲学的作用不是使人增加实际知识增加驾驭实际的能力而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

　　　　“理”、“气”、“道体”、“大全”既然是形而上的东西那么新理学确实是一种“‘不著实际’底形上学”4。它所讲的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