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为王世杰、孙科）。他在工作中强调人民与政府合作、各省与中央合作、各党派彼此合作。1944年1月创办《宪政月刊》在第二号表《愿全国上下尽力奉行约法来练习奉行宪法》一文主张政府先训练一批守法人员。由《宪政月刊》社出面每月召集一次文化、实业界人士及参政员参加的宪政座谈会。1944年9月以后这种座谈会扩展为有数百人、上千人参加的讲演会。成了国民党统治区民主运动的讲坛。1944年9月2《黄炎培年谱》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131页。
1《中国民主同盟述略》载《和平民主统一建国之道》一书民宪月刊社1945年编印。2《黄炎培年谱》第142页。
和1945年1月黄炎培等人表的《民主胜利献言》和《为转捩当前局势献言》表达了国民党统治区文教、工商界人士要求民主的呼声。
黄炎培与中共领导人的接触始于1937年12月28日在长沙会见徐特立和1938年5月19日在汉口会见周恩来。作国共之间的调人则始于参加国民参政会。194o年6月14日他向周恩来提出两条建议：（1）希望中共在与国民党利害不冲突、国民同情不减损之下求成长。（2）以所有实力尽量容纳友党乃至敌党；以所有实力为国家民族表现切实伟大之贡献。7月1日同蒋介石谈中共问题。蒋嘱其以公正人资格参与1。1941年皖南事变前后黄炎培就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参政会事数次见蒋及周恩来力图以在参政会中组织特种委员会予以解决。在抗战与争取民主的实践中黄炎培逐步认识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并萌生了亲赴延安考察的愿望。
1945年6月1日黄炎培和傅斯年起草了致毛泽东、周恩来电文。6月2日以褚辅成、黄炎培、冷御秋（冷遹）、王云五、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七人署名托张治中出。6月18日毛泽东复电表示欢迎。6月26日七位参政员共议三条意见：（1）由政府迅召集政治会议；（2）国民大会交政治会议解决；（3）会议以前政府先自动实施若干改善政治之措施。蒋介石表示同意。7月1日黄炎培等六参政员（王云五未成行）飞抵延安。7月5日返回重庆。他们是为恢复国共和谈而去的。短短4日了解了延安的风土人情广泛会见了中共领导人。7月2日下午、7月3日晚上、7月4日下午与毛泽东长谈。一致认为国共双方商谈的大门没有关闭但门外有一块绊脚石挡住了去路这块大石就是国民大会问题。商谈结果由中共整理成《延安会谈纪要》（一称《延安会谈记录》）交他们带回重庆。内容是：“来延六参政员和中共方面同意下列两点：一、停止国民大会进行。二、从召开政治会议。中共方面建议：为着团结全国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物共商国是以便在民主基础上动员、统一和扩大全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配合同盟国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起见并在国民政府停止进行不能代表全国民意的国民大会之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同意由国民政府召开民主的政治会议并提议在召开前须确定下列各点：（1）政治会议之组织由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三方各自推出同数之代表及由三方面各自推出三分之一（其数等于每一方面代表数）并经他方面同意之无党派代表人士共同组成之。（2）政治会议之性质：公开、平等、自由、一致、有权。（3）政治会议应议之事项：一、关于民主改革的紧急措施；二、关于结束一党专政与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三、关于民主的施政纲领；四、关于将来国民大会的召集。（4）政治会议召开以前释放政治犯。（5）为使政治会议顺利进行起见在政治会议召开前应由各方面先作预备性质的协商以便商定上述四点及其具体内容。17月7日黄炎培见蒋介石面告在延安商谈结果并将《会谈纪要》交王世杰。在延安黄炎培同毛泽东畅谈了中国历代兴亡的经验教训。他说：“有一次毛泽东问我感想怎样？我答：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1《黄炎培年谱》第136页。
1金城：《六参政员的五日来去》《人民政协报》1985年1月25日。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我想：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律怕是有效的。”1回到重庆后黄炎培将在延安的活动与见闻写成《延安归来》一书8月7日由《国讯》书店出版行成了大后方轰动一时的畅销书。黄炎培还以此书的出版在重庆掀起了一个不再将原稿送交政府审查的“拒检”运动。迫于形势压力国民党中央中常会通过了从1o月1日起撤销对新闻和图书杂志检查的决议。
黄炎培回重庆不久日本投降。国内和平希望与内战危险并存。黄炎培积极投入了反内战、争民主的活动中。他推动民盟并联合重庆各界人士于1945年11月19日在西南实业大厦礼堂召开反内战大会成立了陪都各界反内战联合会。他主持大会并漏*点地朗诵了他的长诗《一线希望在那里？》。从1945年8月21日起黄炎培就同杨卫玉、胡厥文、章乃器、施复亮等人商讨组织工商界新的政治团体问题。9月29日定名为中国民主建国会。12月16日正式宣告成立。黄炎培等11人当选为常务理事。从此在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前夕中国政治舞台上又出现了一个以民族工商业资本家为主体包括一部分与之有联系的知识分子在内的新政党。它以1946年1月8日宣布的《向政治协商会议提供初步意见》和1月12日《平民》周刊的创刊为标志登上了战后的政治舞台。
1946年1月1o日至31日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黄炎培作为民盟9名代表之一出席会议参加了施政纲领组的讨论。他主张将施政纲领称为和平建国纲领并批驳了国民党有人把政协会议说成“分赃会议”的谬论。他推动民主建国会倡议组织了“政协陪都各界协进会”并到协进会组织的报告会上讲演。1月26日黄炎培的住宅“菁园”被非法搜查。经中共、民盟及各界人士抗议国民政府不得不向黄道歉。政协闭幕会上黄要求政府制定侵害人权治罪法并起成立人民自由保障委员会。
政协会议后黄炎培往来沪宁间协助国共两党南京和谈维护政协五项协议抵制国民党一党召集非法国民大会。1946年7月27日陈立夫派杜月笙劝黄脱离民盟黄当即拒绝说：“（一）我不能同意于不统一、不团结之下通过宪法；（二）此路不能通我不能助朋友走不通之路；（三）欲我脱离民盟我不能自毁人格。”111月11日黄炎培为民盟中央起草了1《八十年来》第148—149页。
1《黄炎培年谱》第19o页。
《民盟对参加国大问题之态度》：“民盟历次宣言维护政协决议一切行动以此为唯一依据。同人当竭尽最后一切努力以求政协决议关于国大开会以前各项手续之完成。完成以后即一致参加国大未完成以前暂不参加。”12日民盟留南京中央委员以此为决议拒绝参加国大。接着民盟及黄炎培又谴责了非法国大及其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
1947年下半年蒋介石在布“戡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的同时加紧了对民主势力的镇压。1o月27日国民党政府内政部言人以所谓“勾结共匪参加叛乱”的罪名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次日又明令“严加取缔”。在此困难条件下黄炎培同叶笃义由沪到南京代表民盟临时中常会同张群等交涉。最后黄炎培拟出民盟总部解散的“善后办法”经张群认可后于11月4日返沪。11月5日张澜召集非正式常委会作出决定11月6日公布了《中国民主同盟解散公告》宣布自即日起盟员一律停止活动总部同人总辞职总部解散。黄炎培思想矛盾心情沉重11月15日表《我与民盟》一文说：“民盟已矣自我之自我收之知我罪我其惟春秋。”1民盟总部解散公告表后以沈钧儒等为的一批中委到香港召开一届三中全会宣布恢复活动展开了新的反蒋斗争。黄炎培在上海亦领导民主建国会转入地下斗争。到1948年黄亦被列入国民党的黑名单。年底中共中央邀请他赴解放区共筹新政协会议。1949年2月15日经中共地下党安排避开国民党特务跟踪黄乘船离沪19日抵香港。3月14日又乘船离香港北上抵天津转乘火车于3月25日抵达北平。当日下午即去西郊机场欢迎从西柏坡抵北平的中共中央人员和毛泽东。
1949年6月黄炎培作为民建代表出席新政协筹备会被推为负责草拟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小组副组长（组长董必武）。8月组织民建成员批判美国公布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1o月9日当选为常务委员）。1o月19日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兼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在1954年9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届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委员长。1959、1964年继续任此职。1954年至1965年任二、三、四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49年至1962年任民盟中央常务委员、委员。他又是中国民主建国会主要负责人。随着民建中央机构的演变先后任全国会务推进委员会召集人、总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委员会主任委员。
任职期间黄炎培勤政廉洁努力为人民服务。他和毛泽东主席等国家领导人坦诚相见时有书信往还。对国家的大政方针亦时有建议。如关于土地改革的实行他主张先试点后推广195o年6月与李济深、陈叔通、沈钧儒联名提出“请先就各大行政区各择若干县或乡实行土地改革案”；1954年讨论宪法草案时提出了国家元仍称主席不称总统、以中央人民政府为最高执行机关、中央以下各级一律称人民政府的建议；1958年1月提出“提倡平地深葬避免可耕地的浪费案”；1959年12月22日在人大常委会谈话会上提出“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不要变动的意见等等。1965年12月21日病逝于北京。著作有《黄炎培考察教育日记》、《中国教育史要》、1《国讯》第439期。
《八十年来》及诗集《断肠集》、《苞桑集初稿》、《红桑》等。
第二十九章沈钧儒沈钧儒字秉甫号衡山原籍浙江嘉兴1875年1月2日（清同治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生于江苏苏州的一个“书香门第官宦世家”。曾祖父沈濂进士曾任刑部江苏司主事、镇江府知府等职。祖父沈玮宝曾任江苏海防同知、苏州府知府等职。父亲沈翰任江苏候补知县。叔父沈卫以甲午翰林简放陕西学政使。沈钧儒3岁由母课读识字5岁延师来家授学受了系统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15岁考取秀才。戊戌维新运动前后他开始留心时务阅读了郑观应的《盛世危言》、薛福成的《筹洋刍议》和梁启主办的《时务报》等书刊并接受了康有为、梁启改良主义思想主张变法图强。19oo年父亲病故后他离开苏州前往西安在叔父任所当文书。19o3年赴顺天乡试中了举人。次年参加会试得中进士被签分刑部贵州司主事。继之在当时留日高氵朝中前往日本留学于19o5年1o月入东京私立法政大学成科学习。
在留日期间沈钧儒虽然与在日的浙江革命党人章太炎、陶成章等有交往但其主要政治倾向还是改良主义的并参加了杨度、熊范舆等君主立宪派的活动。19o7年1o月5日沈钧儒和熊范舆、雷光宇、恒钧四人领衔写了一份《民选议院请愿书》恳求朝廷颁诏旨“布选举制度确定召集日期于一二年即行开设民选议院”1。这份请愿书成为日后国内兴起的国会请愿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