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他亟力主张中西医者应共同为一个目标而奋斗，认为互相谩骂之风乃医界之大耻。他对医疗效果总是抱客观态度，甚至连《内经》所言，如未经征验，也不敢轻信。这种客观的态度在当时的客观形势下具有积极意义。
恽铁樵（878—935），江苏武进人。他前半生从事教育及编译工作。
直到43岁以后才开始习医，行医仅4年即故去，但在这短短的0多年中，他举办三期中医函授学校，撰著医书20多种，其代表作有《群经见智录》、《伤寒论研究》等。他对中西医两个体系具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认为中西医之基础各不相同，理论亦不同，各有其所长，主张中医要发展，就必须吸收西医之长，并与之化合，以产生新的中医。但他又主张，要汇通两个体系，首先要发展中医，不应满足中医已有的成就。他十分讲求临证的实效，通过采用中西两者之长以求得治疗之实际效果。在这个过程中，他主张尽量利用近代科学之知识，才能达到目的。他是反对废止中医和全盘西化的主张的。陆渊雷（894—955），江苏川沙（今属上海）人。开始时是攻读经学，对天文历算、诸子百家，亦颇精通。后改学医，为恽铁樵之学生。他反对消灭中医，但认为中医必须科学化，才能求得生存；认为中医疗病有效，确是事实，“天下无不合实理之实效”，故应该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阐释这些实效。而他所指的科学，实乃近代科学，包括西医各个学科之基础。他还主张，这个中医科学化之任务，有赖于中医工作者本身。而要研究中医，则必须从中医之证候入手，并针对这个证候，研究药方，以求提高治病之效验。中西医汇通的人物还有不少，主张各有特点，形成这一时期我国医学史上一个突出的特点，在医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生理补证·绪言》。
第四节革命根据地的卫生工作99年的五四运动标志着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两年后，中国成立，在各个革命历史时期，对卫生工作都给予了高度的重视，把它视为革命运动得以成功的重要保证。早在红军时期，革命队伍中就十分重视卫生工作，先后多次颁布卫生条例，对一些烈性传染病，也十分注意预防和治疗，这些措施有力地保护红军及驻地群众的健康。
抗日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卫生工作是对一些传染病的预防，提倡讲究卫生，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把“预防第一”放在卫生工作的首位。当时，已经建立相当健全的卫生行政组织，总管卫生工作。例如当时的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民政厅下面就设有卫生处，辖有中西医药研究会。另外，除了几个行政科室之外，还辖有国际和平医院、医药专门学校等医疗及教育机构。当时，由于国民党的封锁，边区医疗条件甚为困难，政府除多方设法获得药品及设备外，提倡用中医方法，就地采药供医疗用；更重视简便易行的针灸疗法，并且培养出一些骨干，为以后各个时期推广这些疗法准备了很好的条件。
革命战争的年代里，军阵战伤的医护工作占医疗卫生工作的相当大部分。当时有一些著名的国际主义战士，为我国的抗日救亡工作提供有力的支援，组成援华医疗队，救治了很多伤病员，其中闻名遐迩的有加拿大的白求恩、苏联的阿洛夫、印度的何棣华、爱德华，还有马海德、米勒、傅莱等等，都为我国在这一时期的医疗卫生工作作出过很大的贡献，有的还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的生命。
此外，边区政府十分强调中西医合作，曾提出“中医科学化”、“中西医互相学习”的口号，这些都是949年建国以后中西医结合政策的先声。革命根据地还十分重视医药卫生干部的培养，如抗日战争时期，各根据地先后办了一些医学校，包括延安中国医科大学、第四军医学校，各大区还办有医科大学或医学院。此外，还不定期地举办一些短期训练班。
所有这些优良的传统和工作，都为949年建国以后在全国开展医药卫生工作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仿效的榜样。
第六十三章科技社团与科研机构从中华民国初年到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夕的大约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是本历史阶段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黄金时期。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的科学形势比清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早先在清朝末年留学欧美日的青年学生，在中华民国成立的初期业已渐次回国。他们中有不少从事科学技术教育或工程技术工作。这些回国的留学生无疑给当时的中国社会注入了新鲜的科学血液。随着民国时期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中国本土也培养出了不少的科学技术人才；这一时期派出去的和回国的留学生也逐年增多。这些人才的涌现，不但使中国科学技术的建设有了生力军，而且也增强了中国社会的科学意识，初步形成了有利于科学发展的社会氛围。中国近代科学正是在这种社会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许多科技社团的建立，特别是许多科研机构（如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建立，使中国从此有了现代科学。日军侵华对中国科学事业有很大的破坏，许多科研机构内迁，仪器设备甚至人员受到很大损失，科学研究失去了有利的环境、条件和机会。虽然抗战期间中国科学工作者在大西南和边区开展过许多战时的科技活动，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毕竟受到很大影响。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为中国科学事业展现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第一节科技社团民国时期的科技社团，按其建立的数量、规模和开展活动的情况，可以分为抗日战争爆发前和爆发后的两个阶段。
（一）抗日战争爆发前——科技社团的繁荣时期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大地上除了军阀混战以外，大规模的战争较少，社会相对来说较为稳定；即使南北军事对抗期间，学术界的活动还是较为自由的，北京、上海、南京、广州之间的学术活动差可正常开展，这给各种科技社团的建立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许多学会的创建基本上没有受到政治方面和军事方面的阻碍。这个时期建立的科技社团，全国性的比较多，有影响的也比较多，而且一般说来规模都比较大，持续的时间也比较长。其中有相当部分的科技社团一直延续了几十年，现在有不少的专门学会就是在这个阶段建立的。有些科技社团原本就是由留学生在国外创立的，如中国科学社、中华学艺社、中国工程学会等，若干年后再迁回祖国。下面仅介绍中国科学社和中国工程师学会的建立与发展情况，以观中国科技社团的梗概。
中国科学社。中国科学社于94年夏创立于美国。发起人是一批留学美国的青年学生，他们最初的目的是为向祖国介绍西方最新的科学知识而创办《科学》月刊的。为此，他们邀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人，仿照集股公司的形式，组成了一个管理《科学》的机构——“科学社”，办刊的经费分股筹集。这样，《科学》月刊的发起人，实际上也就是“科学社”的发起人。他们是胡名复、赵元任、周仁、秉志、章元善、过探先、金邦正、杨铨、任鸿隽9人。到94年底，入社的人数达35人，而且印刷费和文稿也准备到足以印行三期以上，于是就把文稿寄到上海分期发行。这样，《科学》月刊便于95年元月在神州大陆问世了。95年4月改公司性质的“科学社”为学会性质，并于95年0月由全体会员表决通过定社名为“中国科学社”。其活动不仅仅限于刊行《科学》杂志，而是“以联络同志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为宗旨”。同时选出第一届董事会的董事5人任鸿隽（社长）、赵元任（书记）、秉志（会记）、胡明复、周仁。又选出杨铨、过探先、金邦正分别任编辑部长、营业部长和推广部长。中国科学社由于后来大多数会员回国工作，便于98年把社所迁回祖国，先在上海，第二年迁南京，928年后又迁到上海。为了争取更多的社会力量的和征集更多的资金，922年决定把原先的董事会改为理事会，专司执行业务，另选社会名流组成董事会，执行经济大政方针。新的董事会第一任董事是马相伯、张謇、蔡元培、熊希龄、梁启超、严修、范源濂、汪兆铭、胡敦复9人。新的理事会第一任理事是竺可桢、胡明复、王琎、任鸿隽、丁文江、秦汾、杨铨、赵元任、孙洪芬、秉志、胡刚复人。参加董事会的人，除了征集基金和讨论某些经济问题外，很少过问科学社的工作；真正负责科学社的领导工作的还是理事会的一班人。
中国科学社的科学事业在社章中作了规定（）刊行杂志，以传播科学，提倡研究；（2）译著科学书籍；（3）编订科学名词；（4）设立图书馆；（5）参见任鸿隽《中国科学社社史简述》，《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五集；林文照《中国科学社的建立及其对我国现代科学发展的作用》，《近代史研究》，982年第3期。
《中国科学社总章·科学》，9年，第2卷第期。
设立各研究所，施行科学上之实验，以求学术、事业与公益事业之进步；（）设立博物馆，搜集学术上、工业上、历史上以及自然界动植物诸标本，供陈列研究之用；（7）举行科学演讲以普及科学知识；（8）组织科学旅行研究团，为实地之科学调查与研究；（9）受公私机关之委托，研究及解决关于科学上的问题。这些科学事业可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创办《科学》月刊。该刊是我国科学工作者有组织地介绍现代科学知识的最早的杂志之一，而且内容广博宏富，是同时期和其后相当一段时期里的同类刊物所不能相比的。它不但大量地介绍了西方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和发展的情况，而且也为中国科学工作者发表研究论文提供园地，甚至还是发现科学人才的重要窗口。例如，华罗庚在9岁和20岁两年都在《科学》上发表论文，其第二篇“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在930年《科学》上发表后，引起了当时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的注意，当他后来知道华罗庚仅是一个初中毕业生，正在江苏省某县的中学当会计时，十分惊异，便邀华到清华大学工作，为华后来成为著名的数学家创造了条件。中国科学社十分重视对《科学》月刊的刊行，即使在抗日战争的艰苦环境中，也努力使《科学》不中断，自95至950年的3年时间里，一共刊行了32卷，蔚为大观。除了《科学》月刊外，中国科学社还于933年8月创刊《科学画报》，又出版了“科学丛书”和“科学译从”等较大型的出版物。第二，创办上海明复图书馆。此馆的书籍半为社员捐助或寄存，半为该馆选购；杂志则多数是订购的，少数是由各国学术机关团体赠送或交换而得的。到929年，中西书籍杂志已达37000册，其中有以重金购买的，弥足珍贵；有不少杂志是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创刊的，该馆也设法把它补齐或尽量补订。第三，创设研究所。最初他们计划创建三个研究所，即生物研究所、理化研究所和工业研究所；但由于经费和设备等原因，只于922年建立了生物研究所。这是中国最早的正规研究所之一（最早的是于93年成立的地质调查所）。开初因研究所经费困难，因而除助理员略受津贴以资膏火外，各研究员均以大学教授课余的时间从事研究，皆不计薪。这个研究所注意野外调查，采集动植物标本，凡闽、浙、川、粤、藏、鲁等地的动物、植物、土产、水产等等，均派员前去采集，并建立了丰富的标本陈列馆（后在抗日战争中被日军炸毁）。第四，开展各种学术活动。如召开每年一次的年会和参加国际科学会议，进行研究成果的交流，举办科学演讲，参与国内科学教育活动，编订科学名词，举办展览，以及设立科学仪器公司等。中国科学社的所有这些工作都对中国现代科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中国科学社的队伍发展很快，第二年（95）为77人，五年后（99）为435人，这在当时已是相当可观的数字了；而30年后（944）就达2354人，至949年更发展到377人，成为旧中国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重要的科技社团之一。
2。中国工程师学会。中国工程师学会是由中华工程师学会和中国工程学会合并而成的。而中华工程师学会又是由以下三个同于92年创立的学会合并而成的詹天佑在广州创立的中华工程师会、颜德庆在上海创立的中华工学会、徐文炯在上海创立的路工同人共济会。三会合并后易名为中华工程师学会，共推詹天佑为会长，颜、徐为副会长。该会以规定营造制度、发展参见吴承洛《三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