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刊和《全民抗战》通俗版周刊，在上海出版了《抗战画报》六日刊。这些刊物均以宣传抗战救国，争取民主权利为中心内容，波及范围之广，影响力之大，在当时均属罕见。《全邹韬奋遗著《患难余生记》第一章《流亡》，韬奋出版社94年5月版，见《韬奋全集》第0卷，第837页。
2《〈生活日报〉创刊词》（93年月7日），《韬奋全集》第卷，第72页。《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93年7月3日），《韬奋全集》第卷，第708、73页。邹韬奋著《经历》五一《前途》，三联书店出版社958年版，见《韬奋全集》第7卷，第259页。民抗战》销售量突破30万份，居全国刊物发行量之冠，有力地推动了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
邹韬奋出狱后的爱国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惶恐和恼怒，从939年4月起，国民党特务陆续对生活书店分店进行封闭或迫令停业；所出图书，一律禁止或没收，甚至连经过审查及在内政部注册的，也无一例外。到94年2月，除重庆分店外，生活书店在国统区内的50余家分店，全部被国民党当局封闭，所有职工均被逮捕或遣散。邹韬奋对此怒不可遏。他接连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强烈抗议。94年2月23日，在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行将开幕之际，邹韬奋愤然辞去国民参政员之职，只身一人，离渝赴港，决心“愿以光明磊落的辞职行动，唤起国人对于政治改革的深刻注意与推进”邹韬奋到达香港后，更积极致力于政治活动，为实现民主政治奔走呼喊，他对于阴谋出卖国家，破坏抗战之恶势力，“则一息尚存，誓当与之奋斗到底”2，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誓与恶势力斗争到底的决心。5月7日，邹韬奋在香港重办《大众生活》。在复刊词中，他大声疾呼“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紧急问题，就是如何使分裂的危机根本消灭，巩固团结统一，建立民主政治，由而使抗战坚持到底，以达到最后的胜利。”3月7日，邹韬奋与救国会留港代表茅盾、长江、金仲华等9人联合发表了《我们对于国事的态度和主张》一文，进一步表达了要求进行民主政治改革的强烈愿望。该刊发行后，受到海内外读者的热烈欢迎，销数很快达到0万份。除主持《大众生活》外，邹韬奋还经常以撰稿人身份，在《保卫中国大同盟》英文半月刊和救国会同仁所办的《救国丛书》上发表文章，陈述自己的政治观点。此外，他还根据亲身的经历和感受，撰写出长篇史料《抗战以来》，意在以光明磊落的公开言行，为着中国政治的光明前途，为着中国抗战建国的光明前途，“唤起国人对于政治改革的认识和努力”4。邹韬奋在香港期间发表的言论，“是他在抗战时期言论的精华。他把国民党反动派从937年七七事变以来因为被迫抗日所积蓄起来一些欺骗人民的政治资本，彻底加以清算，还它一个法西斯的本来面目”。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推进“南进”政策。94年2月25日，香港沦陷，邹韬奋无法驻足香港，只得再度流亡。在中国的帮助下，邹韬奋前往东江、苏北抗日根据地。他悉心考察了抗日根据地的状况，参观、访问了许多学校，并和当地群众、部队一起生产、劳动。亲身的感受和体会，使他感慨万千，倍受鼓舞。他深情地说“过去十年来从事民主运动，只是隔靴搔痒，今天才在实际中看到了真正的民主政治。”2这时，邹韬奋不幸患耳癌，被迫回上海就医。患病期间，他忍受耳癌袭来的阵阵刻骨的疼痛，伏在床上，赶写了《患难余生记》一书（未完成的遗著）和《对国事的呼吁》一文。谈到关于考察苏北根据地的印象时，邹韬奋在书中由衷地写到“当我在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亲眼看到民主政治鼓舞人民向上精《抗战以来》七五《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的前夜》，《韬奋全集》第0卷，第372页。2《我们对于国事的态度和主张》（94年5月3日），《韬奋全集》第0卷，第385页。3《〈大众生活〉复刊词》（94年5月7日），《韬奋全集》第0卷，第47、48页。4《抗战以来》序，《韬奋全集》第0卷，第7页。
范长江《韬奋的思想的发展》（955年8月日），《韬奋全集》第4卷，第3—耐秋《韬奋的流亡生活》，三联书店出版社979年版，第7页。神，发挥抗战力量，坚持最残酷的敌后斗争，并团结各阶层以解决一切困难的情形，我的精神极度兴奋，我变得年轻了。我对于伟大祖国更看出了前途光明我正增加百倍的勇气和信心，奋勉自励，为我伟大祖国与伟大人民继续奋斗。”3邹韬奋一生正是抱着追求真理、追求光明的执著信念，为了祖国和人民的伟大事业鞠躬尽瘁，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弥留之际，邹韬奋口授遗嘱，郑重提出加入中国的申请“请中国中央严格审查我一生奋斗历史。如其合格，请追认入党。”表达了他一生不懈的政治追求和诚挚愿望。944年7月24日，邹韬奋带着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眷恋和深情，离开了亲人，离开了他心爱的新闻出版工作，离开了他毕生致力从事的伟大的爱国民主事业。享年50岁。
邹韬奋逝世的消息传出之后，举国哀痛。中国领导下的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纷纷举行追悼大会，隆重纪念这位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和新闻记者。0月7日，《解放日报》发表了中央9月28日致邹韬奋家属的唁电，追认他为中国党员，并对其一生及其从事的伟大事业，给予了崇高的赞誉和评价。电文写道“韬奋先生二十余年为救国运动，为民主政治，为文化事业，奋斗不息，虽坐监流亡，决不屈于强暴，决不改变主张，直至最后一息，犹殷殷以祖国人民为念，其精神将长在人间，其著作将永垂不朽。先生遗嘱，要求追认入党，骨灰移葬延安，我们谨以严肃而沉重的心情，接受先生临终的请求，并引此为吾党的光荣。韬奋先生长逝了，愿中国人民齐颂先生最后呼吁，为坚持团结抗战，实行真正民主，建设独立自由繁荣和平的新中国而共同奋斗到底。”2领导人也亲题挽词，表示深切哀悼。的题词为“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朱德在挽联中热切地称他为“爱国志士，民主先锋”。
邹韬奋，作为一位杰出的新闻工作者和伟大的爱国民主战士，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邹韬奋“舍己为公，用他的一枝笔为革命利益奋斗一生的精神，永远活在人民心里”2。
3《对国事的呼吁》（944年0月8日），《韬奋全集》第0卷，第8—8韬奋遗嘱》（944年9月2日），见《邹韬奋年谱》，复旦大学出版社982年版，第7页。2《中央电唁邹韬奋先生家属》，944年9月28日，见《韬奋全集》第卷卷首。、朱德题词见《邹韬奋年谱》，第3页。
2宋庆龄题词，见《邹韬奋年谱》，第3页。
第四十四章陶行知陶行知，原名文濬，早年改名知行，后又改名行知，还曾用不除庭草斋夫等笔名。89年0月8日（清光绪十七年九月十六日）出生于安徽歙县西郊十里地的黄潭源村，祖籍浙江绍兴会稽县陶家湾。父任潮，曾经营酱园，有田四亩，酱园停闭后以务农为生，入不敷出，则由母亲给人缝洗辅以度日。陶行知5岁时，常随父识字，本村塾师方秀才见他资质优异，免费收为蒙童。5岁那年，母亲在省城歙州耶稣教堂帮佣，他经常挑菜进城，顺便探母，或者助母干活。教堂主教兼崇一学堂校长英人唐俊贤，喜爱他聪敏勤快，于90年让他免费进学堂就读，908年因学习优异提前一年毕业。毕业后，他满怀“医药救人”的心愿，考入杭州广济医学堂。学习半年后，方知非教徒须自费见习，他愤然退学，离杭去苏州。90年秋，还是受唐俊贤的资助，考入南京金陵大学文学科学习。在这里，他边学习边任金大学报《金陵光》中文版编辑。9年辛亥革命爆发前后，在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影响下，他利用《金陵光》宣传革命思想，拥护民主共和。他敬佩明代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常用笔名陶知行发表文章（97年正式以陶知行为名）。93年以全校总分第一名的成绩提前一年毕业。在毕业典礼大会上他宣读论文《共和之精义》，指出“教育实建设共和最要之手续，舍教育则共和之险不可避，共和之国不可建，即建亦必终归于劣败。”这些话表明了他对教育立国的坚定信念。
94年夏，陶行知得到金陵大学师友多方面的资助，学校保送他去美国留学。他先入伊利诺大学攻读市政学，和孙科同学，95年夏获政治学硕士学位。同年秋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研究教育学，为杜威和孟禄的学生，和胡适同学，颇受杜威教育思想的影响。97年获都市学务总监证书后回国，同年9月他受聘于南京高等师范学堂，历任教员、教授、教务长等职，除主讲各门教育学科外，经常去市郊作教育调查。正是通过这些调查研究所得到的启示，他才逐渐离开大学，从事平民教育。
97年冬，陶行知回国执教的时候，国内提倡民主与科学，抨击封建旧制度、旧文化，传播新思潮的新文化运动已经兴起。98年夏，他发表了《生利主义的职业教育》，主张“职业教育应以生利为主义”；应发展“生有利之物”，“生有利之事”以“利群”的职业教育2；造就生利人物，则“国无游民，民无废才”3。这种将职业、教育和生活、国家利益相联系的设想是他的生活教育思想的表现，也是他积极从事平民教育运动的思想基础。
五四运动爆发后，陶行知积极投入反帝爱国运动，痛斥卖国的“二十一条”，发表演说强烈要求归还青岛。与此同时，他一面继续进行校内的教育改革，将教学分离的“教授法”改为“教学合一”的“教学法”；一面又陪同应邀来华的杜威在南京、上海等地讲学（以后又陪着孟禄做调查研究），借以宣传新教育。
92年，教育界的三个团体（实际教育调查社、新教育共进社、新教育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陶行知全集》第卷，湖南教育出版社983年版，第5页。2《陶行知全集》第卷，第80页。
3《陶行知全集》第卷，第8页。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理论研究室编写《陶行知年谱稿》，教育科学出版社982年版，第7页。编辑社）合并组成中华教育改进社。蔡元培等9人被选为董事，陶行知任《新教育》主编。922年5月他和蔡元培、胡适等人联名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指出“好政府”的基本要求应该是一个“宪政的、公开的和有计划的”政府。2923年他和朱其慧、晏阳初等共同倡议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成立宣言中说，共和国的国基是否稳固，全看国民是否受过相当教育，“我们如想挽救全国不安的景象，除了把平民教育推行全国之外，决无第二个好的办法”3。一次，他给友人信中说到“中国现在危亡之祸逼在眼前，万万等不得国民小学的学生长大之后，再出来为国家担当责任。我们必定要努力把年富力强的人民赶紧培植起来，使他们个个读书明理，并愿为国鞠躬尽瘁。”4陶行知先后在南京、上海、杭州、安庆、南昌等地组织平民读书处，为收容五四运动中被迫离校的学生成立“安徽公学”，提倡公学师生“共学、共事、共修养”，“共生活、共甘苦”5。他指出平民教育是到民间去的运动，也就是到乡间去的运动；中国以农立国，00个人中有85个住在乡村，平民教育必须普遍的办。他说“平民教育的宗旨是要叫种种人受平民化。”一方面要打通贫富贵贱“层层叠叠的横阶级”，另一方面要打通行业地区的“纵阶级”，“用四通八达的教育来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在以后的数年里，陶行知从这种救国救民的平民教育发展中，充实了他的生活教育理论和内容。但是，他以办乡村教育改造乡村和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社会”的设想，最终没有实现。
92年秋在考察南京燕子矶北固乡小学和江宁县师范等学校时，他发现这些乡村学校不仅教学生读书，并且教学生做事、劳动、做饭，由此得到启示，他提出，乡村学校的教员、校长，要有农夫的身手，教师的头脑和改造社会的精神，办用钱少成绩好的活教育。为此，他发表了《半周岁的燕子矶国民学校》，《天将明之师范学校》和《无锡小学之新生命》等文，指出江宁师范“可以为中国师范教育开一个新纪元”2。92年冬，他会同东南大学教授赵叔愚一起拟订了乡村教育计划，发表了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