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并随后在南京召见他，这使他在上海的活动减少了一些麻烦。
在上海期间，郭沫若主要从事群众性的抗日救亡活动。由于他的声望，他成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实际领导人，并以救亡协会为中心，团结广大文化工作者和爱国青年，组织了3个战地服务队和2个救亡演剧队，从事抗战的宣传和服务工作。他不顾个人安危，驰骋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上，慰劳士兵、访问将帅，把人民的敌忾带到前线，把前线的勇敢传到后方。郭沫若还是《救亡日报》社的社长。这个报纸在初期上海抗战中发挥了很大作用。938年月，郭沫若与于立群正式结婚。2月，他在武汉接受了曾被他白寿彝《深切怀念开辟新历史的伟大旗手》，《光明日报》978年月2涛集·我是中国人》，《沫若文集》第8卷，第337页。
拒绝过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职务。由于郭出面邀请，三厅集结了当时优秀的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等各方面的进步文化人，被誉为“名流内阁”、“人才内阁”。经过紧张的筹备，4月日第三厅正式办公。尽管受到国民党种种禁令的限制，三厅还是开展了不少抗日救亡群众性活动和工作，如举行震动武汉三镇的大规模的“扩大宣传周”和七七周年纪念会。它采用了歌咏、戏剧、漫画等多种手段宣传抗日，推动了人民爱国热情的空前高涨，群众纷纷为抗战出力、献金。又如组编了9个抗敌演剧队，4个抗战宣传队和个孩子剧团，活跃在抗日前线和后方，从而培养出不少优秀的文艺工作者。
939年以后，政治形势逆转，国民党政府先后发动了三次“”。在这种形势下，迁至重庆的三厅无法正常开展工作。国民党对三厅施加种种限制，由改组、缩编，至940年9月终于下达了撤销令。月，国民党在政治部之下设立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任命郭沫若为主任委员。国民党对文委会的管制甚多，但在郭沫若领导下，顶住国民党的压力，仍开展了不少抗日宣传和进步文化活动。有一次，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到文化工作委员会演讲，说文委会是“租界”，成员有“左翼作家”，又都不是国民党员，因此他要求“取消租界”，要求大家都加入国民党。对此，郭沫若说，加入国民党本来不成问题，他自己也曾做过国民党员。不过为三民主义而奋斗，重在行动上，形式上加入不加入并不是重要问题。并且打了一个比方，说相信佛教的不一定做和尚，做了和尚的不一定都相信佛教，所以不一定加入。至于“租界”云云，那就请部长“收回”吧。文委会冲破限制，竭力开展一些进步文化活动，如举办各种报告会、讲演会、座谈会、大型音乐会、美术展览和木刻展览等，出版了多种报纸副刊。
郭沫若从来没有停止文学创作，但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侧重。94年皖南事变后由于实际政治工作受到很大限制，他又把主要精力转向创作和研究，尤其是历史剧创作和史学理论的研究上来。在历史剧方面，从94年2月到943年4月不到一年半时间内，连续写出了《棠棣之花》、《虎符》、《屈原》等六部剧作。史学理论方面，这时期出版了很有影响的论文和著作，如《青铜时代》、《十批判书》、《甲申三百年祭》。
在抗日战争后期，郭沫若积极参加国统区的民主运动。945年月，中国民主同盟发表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和成立联合政府的宣言。国统区的文化界2月22日在《新华日报》发表了郭沫若起草的有372人联合签名的《文化界时局进言》，猛烈抨击国民党的法西斯独裁统治，提出建立由各党派代表组成的联合政府和实行民主的一系列要求。国民党反动当局不仅对签名者进行分化、威胁和组织反签名运动，而且还于3月20日下令解散了文化工作委员会。
抗日战争胜利后，郭沫若努力宣传新民主主义的纲领和政策，站在反对国民党独裁、内战斗争的前列，为争取民主和解放而斗争。
94年月0日，郭作为社会贤达代表，出席了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会后，重庆各界在较场口召开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国民党特务公然捣毁会场，殴打大会总指挥李公朴，郭沫若上前阻止，亦被打伤。事后，他充满愤慨地讥刺王世杰、陈立夫说打我的人，“我相信，他就站在我的面前，他也不敢公然承认他是亲自下手或唆使人打我。那种心怀内咎而不得不呈出一副伪善者面孔的勾当，我不相信是怎样好过的事情”。
94年5月8日，郭沫若到上海。当时上海报刊仅《文汇报》一家掌握在进步人士手里。当《文汇报》实行改革时，郭帮助他们设计出7个周刊，并亲自参加其中《新思潮》与《新文艺》的编辑工作，使之成为当时国统区最受欢迎的报刊。947年2月，百货职工召开抵制美货、用国货演讲会，国民党特务捣毁会场，打伤职工。当天下午，郭和沈钧儒代表中国学术工作者协会，到医院慰问受伤职工，到警察局抗议，将被捕的受伤者保出就医。947年7月和5日，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相继在昆明惨遭国民党特务杀害。郭沫若在上海多次发表文章以示哀悼，愤怒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罪行。0月4日，上海各界人士为李、闻召开追悼会，郭发表讲话，并在《祭李闻》一文中，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横逆暴戾的种种罪行。由于在民主运动中的威望和影响，他在上海的住所成了进步文化人经常汇集的地方。一些重要的集会，如进步文化人为朱德0寿辰举行庆祝会、揭露美蒋假调处真进攻的罪行招待会等，都是在这里举行的。
947年下半年，郭沫若离开上海去香港，领导中国艺术工作者协会香港分会和中国文艺界协会香港分会的工作，他以《华商报》为主要阵地，发表了许多政论和杂文，向国内和华侨中的知识分子宣传的主张，鼓励他们献身人民解放事业。948年月，他响应中央提出的关于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离开香港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一道前往解放区。949年月，出任新政协筹备会副主任。7月，由他发起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会上，他被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主席。9月，他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被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担负着繁重的国家事务的领导工作。他先后担任过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全国文联第二、三届主席，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等职务。他是中国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至第五届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一届委员，第二、三、五届副主席。
在国际事务活动中，郭沫若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多次率团出国访问，跋涉亚非欧美各洲，对发展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加强与各国的联系和合作，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郭沫若一生先后在日本生活了20年，对日本人民一直怀有亲切深厚的感情，把日本称为“第二故乡”。在中华民族受到日本法西斯侵略时，他就寄希望于日本人民的觉醒，并大力日本人民反战同盟的建立。新中国成立后，他更致力于促进中日友好。95年，他在英文杂志《人民中国》上发表《致日本人民的公开信》，反对美日单独媾和复活日本军国主义。952年春，他和宋庆龄一起电邀日本的和平团体参加这年秋天在北京举行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954年，他发表《关于促进中日关系正常化》的谈话。次年5月，邀请日本学术会议中国考察团访问中国，开拓了中日学术交流的道路。接着，他率领中国科学院学术考察团对日本进行回访，这是战后我国第一个访日团体。93年0月4日，中国日本友好协会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就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也没有间断加强中日友好的工作，多次陪同周恩来总理，或自己单独会见来中国访问的日本朋友。954年，他将抗日战争结束时日本东亚同文书院大学留在上海的4万张辞典卡片送还爱知大学，使这个学校的《华日大辞典》得以出版。他把自己在须和田的藏书300多册，赠送给日本的日中文化研究所。后来，这个研究所以此为基础成立了沫若文库，并根据他的建议扩大为亚非图书馆。郭在日本人民心目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日本人民对他促进中日友好给予很高的评价。日本友人为他在日本生活过的四个地方建立了诗碑，以作纪念。
郭沫若长期领导我国科学文教工作，在团结科学家、调整科研机构和科研队伍、开展各项科研活动、制定办学方针、培养青年科技人员、参与制定十二年科研远景规划等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郭沫若特别重视文物考古事业的建设，积极组建文物考古研究机构，大力倡导和文物考古工作干部的培训，并孜孜不倦带头从事古籍整理、考古研究，使我国文物考古工作日新月异地发展。郭非常关心汉字改革工作，主张中国文字拼音化。他建议成立专门的文字改革机构，对汉字进行整理和简化。他主张书籍报刊文字改为左起横排。95年月日，《人民日报》改为横排，带动了全国出版行业的改革。
郭沫若一直关心我国文学艺术事业的发展，并不间断地从事自己的创作活动。作为全国文艺界的最高领导人，他发表的许多文章、谈话，都被认为是我国文艺运动的指导性言论。这些文章大多收在《雄鸡集》里。这个时期他写的诗很多，编成集子的有《新华颂》、《百花齐放》、《长春集》、《骆驼集》、《东风集》和977年编定的《沫若词选》。他逝世后，于立群又将他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写的诗文编为《东风第一枝》出版。据粗略统计，郭沫若建国后写的诗有900多首，比他在解放前写的多了将近一倍。此外，郭沫若继续创作历史剧、撰写史学论著，为新中国建设服务。959年和90年，为了替曹操和武则天翻案，应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要求写了《蔡文姬》和《武则天》两个剧本。93年，为了纪念民族英雄郑成功光复台湾300周年，应八一电影制片厂之约，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郑成功》。这时期他最重要的史学著作是《奴隶制时代》。97年0月出版的《李白与杜甫》，是他留给人们的最后一部学术著作。
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伟大的文化战士，郭沫若对“四人帮”借“批林批孔”之名，把矛头指向从中央到地方党政军一大批负责干部，指向周总理的罪恶阴谋，早就有所察觉。他拒绝写为“四人帮”吹捧的文章，为此，受到了“四人帮”的围攻。97年月8日，周总理逝世，他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带病去向总理遗体告别，并参加了周总理的追悼会。9月9日，的逝世，给了他又一个沉重打击。当传来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时，他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创作了“大快人心事”的诗词，并带病参加了首都人民在广场举行的庆祝大会。他还抱病出席了科学大会的开幕式，并预言中国科技春天的到来。978年月2日下午，郭沫若与世长辞，终年8岁。
第四十三章邹韬奋邹韬奋，原名邹恩润，乳名荫书，祖籍江西余江沙塘村。韬奋是他后来主编《生活》周刊时所用的笔名。他曾对好友说“韬是韬光养晦的韬，奋是奋斗的奋。一面要韬光养晦，一面要奋斗。”他之所以选用这个笔名，意在自勉延志，“这就是他改名的意义。”895年月5日（清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十九日），邹韬奋生于福建永安一个日趋破落的官僚地主家庭。祖父邹舒予，号晓村，曾考中前清拔贡，先后做过福建永安、长乐知县，官至延平知府。父亲邹国珍，号庸倩。母亲浙江海宁查氏，系当地一大家族之后，5岁出嫁至邹家。生育三男三女，邹韬奋居长。
900年，邹韬奋的祖父年老告退，父亲带着家眷在福州市做候补官。此时邹家家道已趋没落，生活拮据。作为长子，邹韬奋从小便领略了生活的艰辛与困苦。
邹韬奋刚满岁的时候，便由父亲“发蒙”，读“三字经”，在“牢狱”般的私塾环境中，开始了幼年的封建启蒙教育。这种教育与熏陶，对邹韬奋早期的思想发展，有过一定的消极影响，但也培养了他坚实的文学基础。909年春，在父亲“实业救国”观念的推动和影响下，邹韬奋考取了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