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梁启的启蒙思想影响。中国公学是由一批富有革命精神的留日学生因抗议日本文部省的所谓“取缔规划”而归国创办的所以校内革命空气甚浓。这时的胡适经常为颇带革命倾向的《竞业旬报》写稿。从24期（19o8年8月）起他接任主编。从此他在《竞业旬报》上表的文章更多有时一期杂志差不多全是他一个人的手笔。他常用的笔名有自胜生、希强、适之、铁儿、适庵、冬心、骍、蝶等等。胡适在他所写的“社说”、“时评”、“时闻”、“杂俎”等文章里经常激烈攻击旧礼俗和批评政府官吏。此外他也时常表一些杂记、小品、诗词等文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曾连载自己创作的《真如岛》。
191o年夏胡适考取庚款官费留美。8月离上海9月到美国入康奈尔大学农科。一年多以后改学文科1914年获学士学位。1915年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著名哲学家杜威攻读博士学位。
留学期间胡适特别注意观风问俗有意识地参与当地美国人的社会生活使他对美国的文比、生活方式、社会组织有较深入的了解。他经常被当地各种社会团体请去作讲演通过这些讲演既训练了他自己的英语能力增加了阅历同时也向美国人介绍了中国的文化。这种经历对他日后深入探讨中西文化互相融合的重大课题极有帮助。
胡适从他的导师杜威那里受到的最大影响是对思想方法的高度重视。在学术方面他把实验主义的精义与中国传统治学方法——考证学相结合创造出他自己的一套治学方法。这套方法不但支配了他自己一生的学术工作也对一代中国青年学子产生重大的影响。自然杜威的政治哲学和教育哲学也对胡适产生了终生的影响。
但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期间胡适最为热衷的也是为他一生事业奠定基础的则是文学革命的尝试。
每谈起文学革命的历史胡适都要提到当时在留美学生监督处工作的钟文鳌。此人每月给分散在美国各地的中国留学生分寄官费时都顺便附上宣传废除汉字、改用罗马字拼音的传单。胡适很不赞成他这种轻率无据的态度但却因此引起他对中国文字语言问题的关切。胡适自幼在私塾读书时已备感古文与日用语言分离的痛苦。当深入研究这个问题之后他提出：“古文乃是半死之文字”白话的文字才是活文字的见解。从此他和几个最接近的朋友任鸿隽、梅光迪、杨杏佛、唐钺等经常在一起讨论中国的文字与文学问题。在讨论中梅光迪最守旧他绝对不承认“古文是半死的文字”。为了反驳梅氏胡适乃广泛搜集资料披阅中外文献著述来检验自己的立场和见解。由此双方辩论日多梅氏愈辩愈保守胡适则愈辩愈坚决终于激出“文学革命”的主张来并试验用白话作诗、作文。
1916年秋冬应《新青年》主编陈独秀之请胡适把他文学革命的基本主张用很谦虚的口气写成《文学改良刍议》一文。1917年1月刚刚到北京就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将《新青年》亦迁到北京编辑并表了胡适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胡适提出著名的八项主张：（1）须言之有物；（2）不摹仿古人；（3）须讲文法；（4）不作无病之呻吟；（5）务去烂调套语；（6）不用典；（7）不讲对仗；（8）不避俗语俗字。文中特别强调文学必须有真实的感情和思想切忌摹仿古人。他断言白话当为中国文学的正宗应当用白话写诗、作文作一切文学的利器。
文章表后反响特别强烈陈独秀接着表《文学革命论》一文把胡适的温和的学理式的主张变成了革命的檄文。
1917年7月胡适回国9月即到北京就任北京大学教授。从此他与《新青年》一班人如陈独秀、李大钊、高一涵、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以及鲁迅、周作人兄弟等结合在一起在蔡元培的支持下以北京大学为大本营以《新青年》为中心阵地高举思想解放的大旗开展了包括文学、思想、道德、政治等各个方面内容十分丰富而又有相当深度的赢得全国进步青年和知识界热烈响应的震荡全国的新文化运动。在这个运动中胡适成了与陈独秀齐名的领袖他在许多方面挥了有力的影响。
主要的有：1。继续推动文学革命运动。
围绕着胡适提出的八项主张人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最集中的是白话与文言的问题。反对白话文的主张亦时有表。他们视为最有力的理由是说以白话代替文言只是文学形式的变革文学革命应革其内容而不在革其形式。胡适回答他们说：“我们也知道单有白话未必就能造出新文学；我们也知道新文学必须要有新思想作里子。但是我们认定文学革命须有先后的程序先要做到文学体裁的大解放方才可以用来做新思想新精神的运输品。”1胡适认为文学形式的变革正是文学内容变革的必备条件。胡适更注意到要真正解决白话代替文言的问题必须成功地创造出有价值、为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来。1918年4月他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堂堂正正地标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口号并系统地提出创造新文学的理论与方法。这篇极有分量的大文章被郑振铎诩之为“文学革命最堂皇的宣言”。胡适还表了一系列的文章提倡写实主义提倡写短篇提倡戏剧改革等等。但值得一提的是他独辟蹊径创作白话新诗。在白话与文言的论争中最受守旧派攻击的就是白话诗。胡适于1919年1o月表《谈新诗》一篇长文其中回答了争论中最关键的问题即新诗的音韵问题。从而为新诗的成立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朱自清说《谈新诗》一文“差不多成了诗的创造与批评的金科玉律了”。
192o年3月胡适的白话新诗集《尝试集》出版。著名文学史家陈子展评价说：“《尝试集》的真价值不在建立新诗的规范不在与人以陶醉于其欣赏里的快感而在与人以放胆创造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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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推动思想解放运动。
在新文化运动中，最能激励广大青年知识分子的是个性解放与思想自由。胡适于98年月发表《易卜生主义》一文，极力宣扬易卜生关于充分《尝试集》自序。
发展个人的个性与才能的主张，指出“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而要发展个人的个性，“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他特别强调易卜生的一句名言“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
个性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要解放人，就必须争得社会自由。胡适主张，应当“极力提倡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养成一种自由的空气”。920年8月，他同北大教授蒋梦麟、李大钊、高一涵等联名发表《争自由的宣言》。宣言中严厉抨击北洋政府的假共和真；要求废除一切破坏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迁徙及人身等项自由权的法律命令；切实保障人民最基本的自由权。这些要求在当时自然是与虎谋皮，但终究是一种自由主义的抗争，是推动思想解放的有力举动。
99年月，胡适发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这是新文化运动中真正具有纲领性意义的文献。文中提出最中心的口号是“重新评定一切价值”，这是思想解放最彻底的宣言。从此出发，可以打破一切教条的束缚，根本改变人们对传统道德、礼俗等等的看法，适应社会转型的新要求，重新确立各种规范。胡适就家庭、伦理、女子解放等问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提出了许多新观念，令人耳目一新，唤起广大的青年男女，向往新的社会，新的生活。这对五四以后中国一代青年的思想和行动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3。教育改革。
胡适是北京大学最年轻的教授，由于他学有根底，又富有新思想，了解国外教育的发展，加上在新文化运动中赢得极高的声誉，使他对教育改革问题拥有最多的发言权。他在就任北大教授的头一年就亲自创办了哲学研究所，给优秀毕业生提供深造的机会。他首倡在各系成立教授会来管理教学，造成教授治校的新风范。他提议实行选科制，有力地鼓励了青年向学的主动性。他还参与创办许多其他的研究所，倡办学术刊物学生自办文化学术团体，比如指导傅斯年、顾颉刚等创办《新潮》杂志等。这些，对改造旧北大官僚子弟沿袭下来的恶劣风气，推动青年思想进步，奠定新式高等教育的基础，皆有重要意义。
此外，胡适鼓励和平民教育，特别是倡导发展女子教育，在当时都产生巨大的作用。胡适还特别致力于学制改革。由他主稿的922年的新学制方案，被政府采用，推行全国，一直沿用到五十年代初期，其对使中国教育体制近代化，与世界教育发展相联系是至关重要的。关于中小学教材改革、教育方法的革新，胡适同样做了许多工作。
4。传播实验主义。
胡适是实验主义的忠实信徒，是在中国传播实验主义最主要的哲学家。
99年春，他发表《实验主义》一篇长文，系统介绍实验主义哲学，尤对杜威哲学作了更为详细的介绍。因其文章的风格相当中国化而又通俗流畅，很得知识界的好感。不久，杜威来华讲学，胡适陪他到各地演讲，充当翻译，更扩大了实验主义的影响。胡适以实验主义为基础，总结中国传统的治学方法，提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十字诀，虽在流行中不免有片面性的流弊，但在当时学界还是产生了重要的积极影响。广大青年知识分子从自己向上进取和奋斗的需要出发，来领受实验主义哲学中的积极因素，即它的怀疑的勇气和力行实验的精神。
实验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中，总的说来对思想解放运动发生了有益的影响。这一点，瞿秋白和艾思奇都曾给予相当的肯定。
胡适初入北京大学，主要担任中国哲学史、英文学、中国史等课程。他用新方法讲授中国古代哲学，曾引起不小的震动。终因他学有根底，方法新颖而取得学生们的衷心悦服。许多老教师对他也刮目相看。99年2月，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出版，为他在学术上的地位奠定了不拔之基。蔡元培为此书写序指出，治中国哲学史，一方面须有深厚的“汉学”功底，另一方面又须有系统的方法。系统的方法在中国固有的学术传统中无可借鉴，只有借鉴西洋哲学史。然而懂“汉学”的人很少懂西洋哲学史的；而留过学，懂得西洋哲学史的，又多不具备“汉学”功底。唯有胡适，既有“汉学”功底，又懂西洋哲学史，故能成就此书。他还指出此书的四大特点（）证明的方法；（2）扼要的手段；（3）平等的眼光；（4）系统的研究。近年学术界已公认，《中国哲学史大纲》是以现代学术方法治中国哲学史的开山之作。
胡适在学术上取得重要成功的另一个领域是对中国几部著名的古典的研究。
920年7月，胡适写成《〈水浒传〉考证》一篇长文。他用严格的考证方法求出水浒传故事的历史演变，揭示出人物典型的形成与创造过程，以及成书之后的版本递嬗等等。这种推寻历史演化踪迹的方法，是考证学的一种新的应用，它启发了年轻的历史学家顾颉刚提出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形成了一个历史学中的新学派——古史辨派。
92年月，胡适又写成《〈红楼梦〉考证》。他打破清末以来种种附会的索隐派红学的迷雾，第一次提出《红楼梦》乃是作者自叙身世的一部写实主义的。从而把《红楼梦》研究引上学术研究的正途。这对中国史乃至中国文学史的研究都有积极影响。
在以后的七八年里，胡适又相继写成十几篇古考证的文字。经他考证和介绍的几种，一时都成了畅销书。又因为这些都是以较通俗流畅的白话文写成的，因而也推动了白话文运动的开展。
胡适津津有味地做这些考证，是同他更大的工作目标相关联的，这就是所谓“整理国故”。胡适指出，国故就是“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整理国故“就是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简言之，“打倒一切成见，为中国学术谋解放”2。
在整理国故的过程中，胡适提出“疑古”的口号。他认为古史中传说的材料甚多，可信的甚少。学者需做考证的工夫。他主张“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在他的影响和鼓励下，顾颉刚等一批具有新思想新方法的历史学家，在一个时期里专意从事辨伪书、辨伪事、辨伪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