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天津等地考察了五个月。随中国游美实业团体在美国考察了25个城市52座学校广泛接触各界人士尤注重考察美国的职业教育。还到日本、菲律宾、南洋各地考察。每次考察均有记录并结集出版。他认为办教育如同治病知病源才能开好药方做到对症下药。“外国考察读方书也；国内考察寻病源也。方书诚不可不读而病所由来其现象不一执古方治今病执彼方治此病病曷能已。”2所以他都是从中国实际需要出进行考察。1916年1月他在《东西两大6教育不同之根本谈》一文中说：“余之考察教育所兢兢于心者不敢忘一‘我’字。盖考察者我也非他也。我之所以考察亦为我也非为他也。以故足迹所至苟有咫闻尺见其所第一念即‘于我之比较如何’其第二念即‘我之对此当如何’。”3考察结果他认为中国的教育“乃纯乎为纸面上之教育。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改良之道“不独须从方法上研究更须在思想上研究”1。他的结论是采取实用主义展职业教育。
黄炎培关于职业教育的理论和实践集中体现在他创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及其活动中。1916年9月黄炎培在江苏省教育会内设立了职业教育研究会。经多方联络得到工商界巨子及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的资助（从1917年起5年内每年1ooo元）于1917年5月6日在上海成立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研究、试验、推行职业教育的全国性团体中华职业教育社。黄炎培被推任办事部主任。在7月由教育界实业界名流马相伯、蔡元培、张元济、宋汉章、聂云台、穆藕初、黄炎培等48人联名表的《宣言书》、《组织大纲》中提出：“今吾中国至重要至困难问题厥惟生计。曰求根本上解决生计问题厥惟教育。曰吾中国现时之教育不惟不能解决生计问题且将重予关于解决生计问题之莫大障碍。”“而求根本上解决此问题舍沟通教育与职业无所为计。”“同人认此为救国家救社会唯一方法。”2同时宣布中华职业教育社的目的是推广、改良职业教育改良普通教育力求做到学校无不用之成才社会无不学之执业国无不教之民民无不乐之生。为实施职业教育1917年1o月25日创办了《教育与职业》杂志。1918年8月2o日在上海南市6家浜创立了中华职业学校设木工、铁工、珐琅、钮扣四科并附设工厂。后来又添设土木、留法勤工俭学、染织、师范、商业等科。学生实行半工半读。黄炎培亲订了“劳工神圣”、“双手万能”、“手脑并用”的办学方针和“敬业乐群”校训并进一步明确说明职业教育的目的是为个人谋生之预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预备为世界及国家增进生产能力之预备。黄炎培是第一个提倡“增加生产从教育入手”的人。
黄炎培在实施职业教育的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1925年12月13日2《黄炎培考察教育日记》第一集商务印书馆1914年版第1页。
3《教育杂志》第8卷第1号1916年1月。
1《黄炎培教育论著选》第37页。
2《黄炎培教育论著选》第81、84页。
他在《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征求同志意见》一文中提出只从职业学校、只从教育界、只从农工商职业界做工夫不能达职业教育必须实行“大职业教育主义”即“办职业学校的须同时和一切教育界、职业界努力的沟通和联络；提倡职业教育的同时须分一部分精力参加全社会的运动”1。1926年2月又在职教社专家苏州会议上提出“本社以后应加入政治活动以增实力并与职业社会做实际之联络以期合作”2。“大职业教育主义”的提出说明黄炎培不但跳出了就职业教育论职业教育的圈子和只着眼于民族工商业展的局限而且突破了“教育救国”的局限认识到教育与政治的关系。这也是尔后职教社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一个思想基础。
随着指导思想的变化职业教育有了新的开展。1925年1o月创刊的《生活周刊》经邹韬奋接办后逐渐关心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由每期印数只有2ooo份的刊物变成了很受读者欢迎的行数万份的刊物。职教社在城市办了职业补习学校在乡村也办了职业学校。1926年6月与其他单位一起在江苏昆山徐公桥试办了乡村改进试验区。但1927年4月国民党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后职教社遭受打击。5月19日黄炎培以“学阀”罪名被通缉避居大连。后经蔡元培、邵力子等人向蒋介石说情才被准予返回上海。1928年6月辞去职教社办事部主任职。
黄炎培辞办事部主任职后继续办职业教育并到日本、朝鲜考察。1931年5月29日到南京向蒋介石报告访日时的见闻谈日将对我侵略的预感。九一八事变后9月27日偕江恒源（接任办事部主任）到南京向蒋介石陈述对时局意见。12月23日职教社创刊《救国通讯》（1934年1月改名《国讯》）刊头揭示了“干救国工作须有四种根本上之修养”：高尚纯洁的品格博爱互助的精神侠义勇敢的气概刻苦耐劳的习惯。1932年淞沪抗战期间黄炎培同上海工商金融界上层人士一起成立了以史量才为会长的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后改名上海地方协会）任秘书长兼总务主任负责支援十九路军和稳定金融与地方秩序。1937年芦沟桥事变爆后他同江恒源等致电宋哲元支持二十九军抗战。八一三日军进攻上海黄炎培任上海市抗敌后援会主席团主席被国民政府聘为国防参议会参议。他不顾个人安危致力于组织运输、支援前线、救护伤员、内迁工厂等事宜。1938年初在武汉被国民政府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他为职教社同人确定了“大量收容迅疏散保持元气支持抗战”的16字工作方针。这时他的职业教育思想又有了进一步展。1941年纪念职教社成立24周年时他同江恒源、杨卫玉、孙起孟表的《从困勉中得来》的长文中认识到“在我们中国这样一个政治上、经济上受着种种枷锁的国家所谓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统一于国家、民族的解放吾们的教育工作如其不配合于一个合理的政治主张和措施中是不能有什么成效的吾们确信职业教育只有在民族解放、民权平等、民生幸福的社会里才能实现他的造福人群的理想”1。本此认识黄炎培在抗战期间把主要精力用在了坚持抗战、维护国共两党合作和争取民主的实践中。
1938年1o月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会议在重庆举行。针对汪精卫等人1《教育与职业》第71期1926年1月。
2《教育与职业》第74期1926年4月。
1《国讯》第268期1941年5月5日。
的妥协投降言论有参政员从新加坡打来一个11字的电报提案：“官吏谈和平者以汉奸论罪。”照规定任何提案之成立须有12人联署。黄炎培立刻与之联署很快联署者即过2o位。议长汪精卫只得向全会高声朗读。1938年底汪精卫出逃河内表“艳电”。黄炎培于1939年1月3日起草斥汪宣言与张澜等联名在《新蜀报》表。1939年9月及其他抗日党派、无党派人士在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上掀起了要求国民党“结束党治”、实行宪政的运动共提出了七个提案与会者争论不休。黄炎培作为“内政提案审查组”主席竭力调和周旋于9月15日通过了“治本”和“治标”两种办法。这些办法表面上冠冕堂皇实际上把“结束党治”的具体要求抽象化变成了八面玲珑不着边际的东西。黄炎培认为此提案的通过是“建国之根基民治之”2。黄被议长蒋介石指派为宪政期成会三个召集人之一。从1939年1o月起各小党派负责人鉴于国共两党关系紧张经常一起研究时局。黄炎培提议在适当时机邀集国共两党以外的各党派人士共同表告全国同胞书劝各党派竭诚合作任何不同意见在法律常规上解决。11月13日梁漱溟提出各小党派有实行统一的必要。11月23日黄炎培、梁漱溟、左舜生、罗隆基、章伯钧、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光升、张澜等十多人在重庆青年会餐厅集会正式成立了统一建国同志会通过了《信约》12条。一年以后国共关系更加紧张各小党派负责人认为“非民主团结大局无出路非加紧中间派的组织无由争取民主团结”1。于是从194o年12月至1941年3月黄炎培等人经多次商谈于1941年3月19日在重庆秘密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公推黄炎培为中央常委会主席。大约在8月间黄炎培因个人处境关系辞去了主席职务由张澜接任。11月16日张澜、左舜生、罗隆基、章伯钧四人出面在重庆临江路俄国餐厅举行招待会公开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组织。11月25日在国民参政会二届二次会议上张澜、黄炎培等23人联名提出《实现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树立建国基础案》实际表达了民主政团同盟纲领的主要精神。但这一提案未被参政会主席交大会讨论。1944年9月民主政团同盟决定取消“政团”二字改名中国民主同盟。黄炎培作为民盟的主要起人之一始终参与民盟的活动对民盟的成立和展是尽了心力的。
从抗战后期起起民主宪政运动和调和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成了黄炎培政治活动的主要内容。
黄炎培认为中国需要的民主是“保育式的民主”2。1943年9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上提出“实施宪政还政于民”黄闻之甚喜。他被蒋指定为11月12日成立的国防最高委员会宪政实施协进会常务委员和召集人之一（另两个召集人为王世杰、孙科）。他在工作中强调人民与政府合作、各省与中央合作、各党派彼此合作。1944年1月创办《宪政月刊》在第二号表《愿全国上下尽力奉行约法来练习奉行宪法》一文主张政府先训练一批守法人员。由《宪政月刊》社出面每月召集一次文化、实业界人士及参政员参加的宪政座谈会。1944年9月以后这种座谈会扩展为有数百人、上千人参加的讲演会。成了国民党统治区民主运动的讲坛。1944年9月2《黄炎培年谱》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131页。
1《中国民主同盟述略》载《和平民主统一建国之道》一书民宪月刊社1945年编印。2《黄炎培年谱》第142页。
和1945年1月黄炎培等人表的《民主胜利献言》和《为转捩当前局势献言》表达了国民党统治区文教、工商界人士要求民主的呼声。
黄炎培与领导人的接触始于1937年12月28日在长沙会见徐特立和1938年5月19日在汉口会见周恩来。作国共之间的调人则始于参加国民参政会。194o年6月14日他向周恩来提出两条建议：（1）希望在与国民党利害不冲突、国民同情不减损之下求成长。（2）以所有实力尽量容纳友党乃至敌党；以所有实力为国家民族表现切实伟大之贡献。7月1日同蒋介石谈问题。蒋嘱其以公正人资格参与1。1941年皖南事变前后黄炎培就参政员拒绝出席参政会事数次见蒋及周恩来力图以在参政会中组织特种委员会予以解决。在抗战与争取民主的实践中黄炎培逐步认识了中国的政策并萌生了亲赴延安考察的愿望。
1945年6月1日黄炎培和傅斯年起草了致、周恩来电文。6月2日以褚辅成、黄炎培、冷御秋（冷遹）、王云五、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七人署名托张治中出。6月18日复电表示欢迎。6月26日七位参政员共议三条意见：（1）由政府迅召集政治会议；（2）国民大会交政治会议解决；（3）会议以前政府先自动实施若干改善政治之措施。蒋介石表示同意。7月1日黄炎培等六参政员（王云五未成行）飞抵延安。7月5日返回重庆。他们是为恢复国共和谈而去的。短短4日了解了延安的风土人情广泛会见了领导人。7月2日下午、7月3日晚上、7月4日下午与长谈。一致认为国共双方商谈的大门没有关闭但门外有一块绊脚石挡住了去路这块大石就是国民大会问题。商谈结果由整理成《延安会谈纪要》（一称《延安会谈记录》）交他们带回重庆。内容是：“来延六参政员和方面同意下列两点：一、停止国民大会进行。二、从召开政治会议。方面建议：为着团结全国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物共商国是以便在民主基础上动员、统一和扩大全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配合同盟国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起见并在国民政府停止进行不能代表全国民意的国民大会之条件下中国同意由国民政府召开民主的政治会议并提议在召开前须确定下列各点：（1）政治会议之组织由中国国民党、中国、中国民主同盟三方各自推出同数之代表及由三方面各自推出三分之一（其数等于每一方面代表数）并经他方面同意之无党派代表人士共同组成之。（2）政治会议之性质：公开、平等、自由、一致、有权。（3）政治会议应议之事项：一、关于民主改革的紧急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