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有合理的因素但共产国际代表和党中央把所有这些都视为“反党、反苏、产国际”的行为。11月15日中央政治局作出决议将陈独秀等人开除出党。
托陈派曾要求加入留学生托派组织但对方怕失去正统地位而拒绝。于是他们自己组织起来12月开了一次会推选陈独秀为书记出机关报《无产者》。与此同时又出现两个留学生托派组织在托洛茨基多次来信调解和催促下1931年5月初四个托派小组织在上海召开统一大会正式成立中国托派组织沿用托陈派的“中国左派反对派”的名称陈独秀被推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当陈独秀为的中国托派准备为国民会议而开展广泛斗争的时候九一八事件爆全国掀起抗日民主运动。陈独秀创办《热潮》周刊以个人或托派组织名义表大量文章、宣言和决议声讨日本侵略谴责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支持并指导学生运动做了大量工作并在1932年2月1o日以托派中央常委名义起草表了《政治决议案——目前的形势与我们的任务》提出与合作与左倾的资产阶级党派“共同行动”先推翻蒋介石政府的策略。结果遭到刚刚上台的王明左倾集团的拒绝。托派内部坚决反对“投降”他们空谈“工人无祖国”“不爱资产阶级豪绅地主的国家”反对使用“抗日救国”和“爱国运动”的口号。
1o月15日托派中央被国民党当局破获陈独秀等全体常委被捕。在法庭上陈独秀大义凛然慷慨陈词批驳检察官强加给他的“借抗日反国民党”就是“叛国”的罪名。1933年6月他被判八年徒刑。1937年抗战爆国民党被迫释放政治犯。8月23日陈获释。面对民族危亡的局势他一改托派的传统立场接连表演讲和文章拥护国民党政府领导抗战拥护国共合作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拒绝东去上海重整托派而西下武汉继又入川。这时上海以彭述之为的托派临时委员会执行托洛茨基第四国际指导的路线：继续贯彻阶级斗争的方针反对国民党领导抗日特别攻击让步的国共合作政策是背叛工人阶级；主张利用战争造成的形势动革命推翻国民党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因此他们多次通过决议批判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陈独秀则认为在这次大战中不可能爆革命并且以当时斯大林利用无产阶级专政清除异己大量残杀无辜的三次“莫斯科审判”以及苏联为粉碎“慕尼黑阴谋”与德、日分别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为例攻击苏联已经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制度是与纳粹一样的独裁制。为此他宣布“将我辈以前的见解彻底推翻”否定从马克思到托洛茨基的全部理论自诩为“终身反对派”。双方通过书信、文章进行了一场论战。
陈独秀出狱后仍受国民党政府的监视他的反苏言论有碍当时政府的“联苏制日”政策不准他表。陈独秀出狱时曾到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向叶剑英等人表示合作抗日为的党中央曾积极响应但双方正在联络之际驻莫斯科的正、副代表王明、康生回国诬陷陈是每月向日本间谍机关领取3oo元津贴的“日寇汉奸”。从此他与的关系彻底破裂。国民党曾要提供资金拉拢陈独秀成立“新共党”反对延安但他予以拒绝。晚年的陈独秀贫病交加1942年5月27日他在四川江津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寂寞而逝。
第十一章王明王明原名陈绍■后改为陈绍禹字露清笔名韶玉、慕石、兆雨、诏玉、绍玉、玉石等曾化名泰山、风康、石绍禹、绍虞等俄译化名有马马维奇、维奇、克劳白夫等。19o4年（清光绪三十年）4月9日出生在安徽省六安县金家寨（今属金寨县）的一个小商人家庭。其父陈嘉渭早年自做酱醋出售后与人合资开办行店经营竹木。其母喻淑连曾任女子学校校长。
王明幼时在家乡读私塾天资聪敏能文能诗。192o年秋考入六安安徽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1924年8月进入武昌商科大学预科学习曾起组织豫皖青年学会被推为事务部主任并担任安徽同学会会刊《皖光》的编辑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在1925年五卅运动中曾参加武汉学生的罢课和示威游行。后任武昌学生联合会干事和湖北省青年团体联合会执行委员。同年9月加入中国青年团。1o月由许凌青介绍参加中国。不久被选送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并很快受到中山大学副校长米夫的赏识。1926年9月王明当选为中山大学学生公社主席。1927年3月作为译员随米夫率领的联共（布）宣传工作者代表团访华先后在广州、上海、武汉等地活动并列席了中国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后经米夫推荐王明在中央宣传部当干事兼做党刊编辑。8月随米夫再到苏联在中山大学任联共党史课教员和翻译。不久担任该校联共（布）支部局宣传干事。王明依靠米夫的支持形成一个以他为的教条主义的小宗派利用反“教务派”和反托派斗争进行宗派活动。他捏造事实罗织罪名制造了所谓“江浙同乡会”等事件打击与他有不同意见的同志。之后他又把斗争矛头指向以瞿秋白为的驻共产国际代表团。1928年王明根据米夫（时任中山大学校长、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的安排作为翻译人员参与了中国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编译供六大代表阅读的《武装暴动》小册子并为小册子写了序言。它强调城市暴动是武装起义的中心提出“中国目前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和实现群众的武装暴动”。这是王明早期的教条主义的一篇代表作。
1929年春王明从苏联回到上海。先后任沪东区委宣传干事、中央宣传部主编的《红旗》报编辑。193o年1月被捕出狱后到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参加《劳动》报的编辑工作。后任中央宣传部秘书。在这期间他在《红旗》、《布尔塞维克》等报刊上表许多文章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作了阐述。他夸大中国民主革命中的社会主义成分认为“现阶段中国革命任务的完成只有在同时彻底反对中国资产阶级的条件下才能做到”。中国革命在新高涨到来之时“有很快的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他主张加紧“准备和布置全中国的武装暴动”先在主要数省或一省夺取政权。6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占据统治地位后王明对李立三的某些观点提出过一些不同意见因而受到李立三的压制被撤销了中央宣传部秘书等一切工作。9月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王明曾表示拥护三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但当他通过不正常的途径比中央先获知共产国际1o月《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的内容后却一反前态乘机进行反对三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的活动。共产国际来信提出“立三路线”就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批评中央对李立三的错误采取了“调和主义”的态度。11月13日王明等给中央政治局写信指责六届三中全会没有充分揭露“立三路线”的“机会主义的实质”中央在工作中再度犯了“错误”这些错误是“立三路线”“在某种程度上在某种意义上的继续”。11月17日王明等再次给中央政治局写信要求中央“正式公开宣布立三路线的错误实质”宣布他们与李立三“争论的真相”等。中央于11月16日收到共产国际的1o月来信并在党内公布了信的内容。王明便公开打出“拥护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的旗号要求彻底改造党的领导。这时王明抛出《两条路线》的小册子（后经增订改名为《为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展“立三路线”和其他“左”倾思想、“左”倾政策的新的政治纲领。12月1o日左右米夫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来到上海直接插手中国的内部事务。王明加紧进行宗派活动。12月25日王明被任命为江南省委（习惯上仍称江苏省委）书记。1931年1月7日在米夫的直接干预下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举行。王明在会上作长篇言提出了一系列比李立三的冒险主义还要“左”的错误观点。并被补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明实际上掌握了中央的领导权。从此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统治全党达4年之久。
王明在政治上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把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否认九一八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的明显变化把中间势力当成“最危险”的敌人；继续推行“城市中心论”主张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与数省先胜利进而形成全国的胜利。在军事上先是推行冒险主义后来又变为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在组织上实行宗派主义对不同意他们的错误主张的人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给中国和革命事业造成重大的损失。
1931年11月王明去苏联莫斯科任驻共产国际代表。在此之前的9月在上海成立了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秦邦宪）负总的责任继续推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政策。1932年8、9月间共产国际召开执行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会王明在会上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会后被选为执委会政治书记处书记。在1933年11、12月间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会上王明被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书记。在这期间王明参与共产国际制定中国革命的方针并对国内临时中央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1934年1月临时中央在江西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把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展到顶点。在这次会上王明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35年7月25日王明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大会提出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8月1日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由王明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于1o月1日正式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国中央委员会的名义表。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这个宣言对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抗日救国运动的展起了积极的作用。8月7日王明在共产国际七大第二十三次会议上作了《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与的策略》的长篇言后整理成小册子改名为《论反帝统一战线问题》在法国巴黎和国内出版。它指出建立、扩大和巩固反帝统一战线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产党的最重要的任务强调在中国建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决定一切的意义”。在共产国际七大上王明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执委会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会后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开会讨论在中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王明在会上作了《为争取建立反帝统一战线和中国的当前任务》的报告指出党的任务是吸收一切可能的、哪怕是暂时的动摇的同盟者及同路人甚至不排除同蒋介石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只要“他真正停止反对红军的战争并调转枪头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11月王明写了《中国的新任务》和《中国新政策的基础》两篇文章于1936年1月合编为《新形势与新政策》的小册子出版。这个小册子阐述了“联蒋抗日”的思想强调了建立抗日救国的人民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提出为适应建立广泛的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中国在土地政策、工商业政策、劳动政策、外交政策及政治制度等方面都应该实行转变。1936年7月以后王明先后表《为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国而奋斗》（又名《新中国论》）、《拯救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又名《中华民族之出路》、《团结救国论》、《救中国人民的关键》）等文章继续宣传共产国际七大和八一宣言的精神。指出：“我们员应当把国民党和蒋介石不与日寇一样看待因为中国人民的基本敌人是日寇。在现在阶段上一切应当服从抗日。此外也不能把整个国民党及其部队看成是日帝国主义的同盟军和助手；尤其主要的是为了真正的和严重的武装抵抗日寇必须要国民党军队或其有决定意义的大多数部队来参加。”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体地应当表现在与国民党及其他组织在共同的抗日斗争纲领的基础上订立政治的协定同时保存各党派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完全独立性”。这些文章对于国内外人士了解中国的团结抗日的政策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从1936年下半年开始王明的一些文章中已经包含了右倾投降主义思想的萌芽。在这期间王明还与南京国民党政府驻苏联大使馆武官邓文仪等接触商谈国共合作抗日问题。并于1936年1月23日致函、朱德、王稼祥介绍邓文仪到苏区直接与中央协商抗日救国的具体办法。之后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指派潘汉年、王炳南等回国帮助中央开展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