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解决大批失业工人的就业问题，一面提倡企业的民主管理，真正提高工人的主人翁地位。952年2月，李立三为《人民日报》起草题为《学会管理企业》的社论，受到中央的重视。
这时，党内围绕工会工作的指导方针发生意见分歧。95年2月，全国总工会党组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对李立三主持总工会工作提出批评，在会议的结论和决议中错误地认为李立三在工会和党的关系问题上犯有严重的工团主义错误，在工作方法上犯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事务主义甚至是家长制的错误。李立三被迫离开总工会领导岗位。98年3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重新作出结论，决定撤销上述结论和决议，给李立三恢复名誉。
955年春，李立三任中央书记处第三办公室副主任，负责工业工作。他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参与统一工资制度的工作，还参与制定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的领导体制的工作。95年9月，八大在北京召开，他当选为中央委员。会议前夕，他经过长时间认真思考，写了一份长篇发言稿，对自己的历史错误进行“总清算”。阅后，特地在发言稿上批了一个“好年春，李立三改任中央工业部长。他先后到黑龙江的部分工厂调查，又召开部分省市工业部长会议，提出干部参加生产，工人参加管理，领导干部、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管理工业的思想，报告中央。随后，又写成《人民日报》社论发表。90年，把这一经验概括为“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推广到全国。90年后，中央工业部撤销，李立三调任华北局书记处书记。此后，随着党内“左”倾错误的扩展，李立三受到冷遇，难以正常工作。但他仍以无产阶级党性严格要求自己。他主动请求免去部长级的物质待遇，在三年困难时期更拒绝一切特殊照顾。安源的老工人向中央反映，李立三家乡的房子过于破旧，他知道后立即写信制止了修缮工程。94年，他主动申请到河北霸县董家铺和固安县公主府、天津电子仪器厂蹲点，参加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文化大革命”期间，李立三受到冲击，夫人李莎也因“特嫌”被非法监禁。但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决不说假话牵连他人。一些专案人员向他了解的所谓“历史问题”，他详细回顾安源罢工、五卅运动直至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同领导工人运动的历史，对的历史功绩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多次点名批判李立三，诬陷他是“里通外国的特务”。97年月5日，中央文革小组各地造反派组织成立“批斗李立三反革命集团联络站”，连续召开4次大型批斗会，使李立三的精神和受到极大摧残。月20日晚，李立三提笔给写信，剖白自己蒙受不白之冤的痛苦心情。信还没有写完，就被造反派拉去开批斗会。在批斗会上，他同夫人李莎见了最后一面。97年月22日中午，李立三含冤辞世，终年8岁。
980年，中央重新审查李立三的历史，决定为他平反昭雪，并于同年3月20日召开隆重的追悼会。王震代表中央在悼词中高度评价李立三是“我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之一”。李立三在957年3月致的信中曾经表示“我希望将来被盖棺论定的时候，能够博得党的一句好评李立三虽然犯过严重错误，还算是一个能够改正错误的忠实党员。”23年之后，历史终于作出公正的评价。
第八章张闻天张闻天，原名张应皋，曾用名洛甫、思美、洛夫、平江、刘梦云等，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8月30日诞生在江苏省南江县张家宅（今属上海川沙县）一个农民家庭。岁开始读书，聪颖好学。9年到南京，在水利局开设的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学习。98年为反对父母包办的婚姻，同家庭发生冲突。9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他投身于反帝爱国运动，在南京学界联合会主办的《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上发表题为《社会问题》的长文，明确地用“马克思唯物的历史观”论述中国社会问题。全文列举了《宣言》的十条纲领。同年8月27日，他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发表新诗《梦》。不久，张闻天加入李大钊、王光祈等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分会，并到上海在分会成员恽代英、杨贤江等主办的《少年世界》任校勘。还在华法教育会留法预备班学习法语，准备赴法勤工俭学。这一时期，张闻天在《觉悟》、《学灯》、《少年中国》等报刊上发表许多评论、通信、散文、杂感、诗作，对劳工、农村、青年、妇女等社会问题发表意见。
920年，张闻天赴日留学半年。922年赴美国勤工俭学。924年回国后，在中华书局任编辑。还在922年初，张闻天在《中国底乱源及其解决》一文中即表示“自今日起，我希望能够在实现社会主义的历程中做一个小卒。”经过一年多的旅美生活，使他对资本主义社会有更深入的了解，更坚定了社会主义的信念。不久，他在《月报》上发表长篇《旅途》，反映五四青年的思想历程。还发表剧作《青春的梦》。这两部作品被张闻天称作他在人生战场的最初奋斗中获得的“深刻的印象与个人经验的产物”。924年秋，张闻天应邀赴重庆，先后在第二女子师范和川东师范任教，主编《南鸿》周刊。他同萧楚女一道，热情宣传革命思想，抨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后被四川军阀驱逐出川。张闻天回到上海，恰值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爆发，他从中看到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思想发生极大变化。925年月，张闻天经沈泽民、董亦湘介绍加入中国，并到苏州乐益女中做地下工作。925年0月，张闻天被派往苏联学习，先后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在那里奠定了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留苏期间，曾担任共产国际东方部的一些工作。当时，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把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也对张闻天产生了不良影响。93年2月，张闻天回到上海，任中央宣传部长，主编《红旗周报》。同年9月，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主管宣传工作和党的中央机关报《斗争》。为指导宣传理论工作，张闻天撰写了大量文章。在《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一文中，他批驳托派关于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错误论点，阐明阻碍中国生产力发展的最大障碍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当时中国学术界思想界正在进行着关于中国社会史问题和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此文是中国人直接参加论战的重要文献。在《为中国民族的独立与解放而斗争》一文中，他批评了“本党在反帝国主义斗争中的深沉的关门主义”。他还以“歌特”的笔名发表《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和《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两篇重要文献，对指导左翼文艺运动的反文化“围剿”斗争起了积极影响。同时，作为被共产国际迅速推上领导岗位的张闻天，也推行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他写下了《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内机会主义的动摇》一文，宣传临时中央的《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写了《满洲事变中各个反动派别怎样拥护着国民党的统治》、《烟幕中的“民主政治”》等文，把中间政派作为重要敌人进行批判和斗争。933年初，张闻天进入中央苏区。在934年月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随即又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主席。他在参与中央苏区的领导工作中，目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暴露出的各种问题，思想开始转变。933年秋福建事变发生后，他主张联合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上层，切实在军事上与之配合，因而同中央主要负责人发生分歧。随后，又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方针上提出不同意见。这些变化为他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决裂奠定了思想基础。红一方面军长征前夕，张闻天同谈了他对博古、李德等人领导工作的不满，同日益接近起来。在长征路上，他同、王稼祥一起行军、宿营。对他们说明中央负责人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张闻天很快接受的意见，同王稼祥一起在中央政治局中开始反对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主张，对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起了重要作用。935年月，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张闻天的正确意见，并受会议的委托，根据的发言精神，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决议指出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它们是以单纯防御代替决战防御，以阵地战代替运动战，以“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战法代替诱敌深入的战法；重新肯定了以前行之有效的红军作战方针。这就为红军长征胜利确定了正确的军事指导思想。随后，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的决定，张闻天代替博古在中央负总的责任。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闻天坚决维护中央的北上方针，与张国焘的右倾分裂错误作坚决斗争。月25日，他在《前进报》上发表《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一文，指出“同一切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做斗争，是目前整个党与工农红军的严重任务”。9月，当张国焘企图以武力胁迫中央执行其南下的错误主张时，同张闻天等紧急磋商，决定迅速脱离险区，率领红一方面军的一、三两军单独北上，张闻天亲自向部队作解释工作。9月2日，他在俄界会议上作批评张国焘的总结发言，赞成的报告，指出张国焘的错误是“右倾军阀主义”，“其前途必然是组织第二党”。
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张闻天率中央机关先行进入瓦窑堡，着手调整各项政策策略，以适应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的新形势。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做关于如何运用统一战线策略问题的报告，反对关门主义。在他主持下，中央还作出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935年2月，中央在瓦窑堡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这个决议和在会后所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成为的政治路线转变的标志。93年8月，中央发出致国民党书，再次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9月日，又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在将“抗日反蒋”改为“逼蒋抗日”的过程中，张闻天起了重要作用。西安事变中，张闻天作为中央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对于和平解决事变方针的确定和贯彻，也作出重要贡献。事变后，当蒋介石扣留张学良，大兵逼近西安，东北军内部矛盾加剧的紧要关头，他于937年月27日亲赴西安，同周恩来、博古共商解决内战危机问题。937年5月，主持召开苏区代表会议和白区工作会议，为迎接全国抗日战争做了必要的准备。
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张闻天为贯彻提出的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做了大量具体工作。8月，他在中央会议上作《平津失守后的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提出既要坚持同国民党合作的方针，又要反对迁就、投降倾向；提出独立的主张，“使我党实际上起指导作用”。月太原失守后，他发表《把山西成为北方游击战争的战略支点》一文，阐明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正确主张。937年月王明回国，提出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主张。在克服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斗争中，张闻天站在的正确意见一边，对全党贯彻正确的抗战路线起了有力的保证作用。938年9至月，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举行。全会通过政治决议案，批判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批准以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会后，张闻天实际上不再主持中央工作，而以主要精力主管理论宣传和干部教育工作。他先后担任中央宣传部长、干部教育部长、西北工作委员会主任、《解放》周刊社主要负责人、《人》编辑、中央马克思列宁学院院长等职，主持马列著作的编译出版工作，为马列学院的学员讲课、编写教材，还撰写出一批理论和宣传文章，如《在民族自卫战最前线的岗位上》、《略论党与非党员群众的关系》、《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提倡朴素与切实的工作作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左”倾危险》等，宣传党的各项政策。他主持起草《发展文化运动》、《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等党内文件，为加强党的宣传工作起到积极作用。他在陕北公学和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作的《论青年的修养》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