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工作总方针。
从942年春开始，领导全党开展了整风运动。94年5月，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反对主观主义，力倡实事求是的、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风。同年9至0月，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特别是其后期的历史经验，强调要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他先后主持编辑《六大以来》和《两条路线》两部重要的党的历史文献集，对分辨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是非，统一全党的认识起了重要作用。942年2月，作《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两篇重要讲演，号召全党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切实开展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明确提出整风运动有两条宗旨，第一是“惩前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同年5月，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以为主任的中央总学习委员会，领导整风运动。在同年2月开始的审查干部工作中，一度发生“抢救失足者运动”的错误。及时纠正这一错误，保证了运动的健康发展。944年4月至945年4月，领导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对决议稿进行多次修改，加写了一些重要的内容。945年4月，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表明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内出现的各次“左”倾错误，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达到了一致认识，全党空前一致地认识了代表的路线的正确性。945年4至月，在延安主持召开七大，致开幕词（《两个中国之命运》）和闭幕词（《愚公移山》），并向大会提交《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阐述了中国关于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纲领和政策。大会确定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选举产生新的中央委员会。在七届一中全会上，选举、朱德、、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主持召开的七大，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党的史册。
抗日战争胜利后，发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提出针锋相对，以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的两手，争取国内和平与民主的方针。945年8月28日至0月日，他亲赴重庆，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国共双方正式签署了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将中国人实现和平民主的诚意昭示于全国。94年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为中央起草《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党内指示，并在同美国记者斯特朗的谈话中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指导全党树立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思想。在作战原则上，提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人民解放军遵循这些原则，经过8个月的作战，迫使国民党军放弃全面进攻，转为集中在山东和陕北实施重点进攻。到947年月，人民解放军在一年内共歼灭国民党军2万人，打退了国民党军的战略进攻。抓住敌我力量消长的关键时机，果断作出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决策，并令陈（赓）谢（富治）大军挺进豫西，陈（毅）粟（裕）大军进入豫皖苏，以“品”字形阵势实施外线作战，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使人民解放军主力转入战略进攻。同年0月0日，起草《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明确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同年2月，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主持召开中央会议，在向会议提交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书面报告中，指出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总结人民解放军长期作战的经验，提出十大军事原则；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纲领，强调普遍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是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此后，以相当大的精力研究解决党的各项具体政策和策略，纠正“左”的偏向，先后起草《关于工商业政策》、《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等党内指示。948年4月，在由陕北东渡黄河前往华北的途中，发表《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和《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强调正确执行党的政策的极端重要性，提出土地改革的总路线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948年四五月间，在河北阜平县城南庄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粟裕等的汇报和意见后，决定暂不渡过长江作战，尽可能多地歼敌主力在长江以北地区。还向全党发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的号召。
948年秋，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歼灭国民党军主力、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这年9月，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建设五百万人民解放军和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任务，要求各战略区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在长江以北歼灭国民党军重兵集团。运筹帷幄，从948年9月至949年月，同周恩来、朱德等组织指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歼灭国民党军54万人，大大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在战略决战的过程中，的军事思想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他及时捕捉战略决战的时机，制定正确的作战方针，把实行战略包围同实施战役分割紧密结合，把大规模的阵地战同大规模的运动战紧密结合，把夺取大中城市同歼灭敌人重兵集团紧密结合，把军事打击同政治攻势紧密结合，充分显示出战略家的胆略和高超的指挥艺术。
949年3月，在河北省建屏县（今平山县）的西柏坡主持召开七届二中全会，作了重要报告。提出全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指出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他及时告诫全党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会后不久，中央由西柏坡迁往北平，继续指挥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实施战略追歼，同时领导创建新中国的各项准备工作。949年9月2至30日，主持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会上庄严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会议选举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随后，又当选第一届全国政协主席，并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同年0月日下午3时，在北京主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揭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的一页。
新中国成立后的头三年，在指导全党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的同时，精心领导稳定物价和统一财经的重大斗争。在950年月召开的七届三中全会上，他提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总任务，还提出不要四面出击的策略思想。在短短的三年时间内，彻底消灭了封建土地制度，医治了战争创伤，恢复了国民经济。950年月，朝鲜战争爆发。由于美帝国主义对朝鲜的武装侵略严重地威胁了我国的安全和经济建设，中央和果断地作出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决策，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三年时间的抗美援朝斗争，并取得伟大胜利。95至952年，他领导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和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严厉惩治党和国家机关内部的腐化分子，向不法资产阶级分子作斗争。952年9月起，逐步酝酿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得到953年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和954年2月七届四中全会的确认和批准。在实行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领导实行对资本家的赎买政策，创造出以多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引导资本主义工商业向社会主义逐步过渡的新经验；他还创造出由初级到高级逐步过渡的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在社会主义改造的后期，在指导上发生急躁冒进的失误，特别是955年夏季错误地批评邓子恢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致使社会主义改造存在过急、过快，形式过于单一的问题。
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前，主持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会上，致了题为《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开幕词。他在开幕词中强调“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满怀信心地指出，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在这次会议上，当选为共和国第一任主席。
从955年底起，开始认真思考以苏联为鉴、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他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95年4月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论述中国建设发展的十个问题（即十大关系），初步提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若干新方针，并且指出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95年9月，八大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指出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确定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大会选举产生以、、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在八届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957年2月，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提出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但在随后开展的反右派斗争，却违背了正确处理两类性质矛盾的学说，犯了严重扩大化的错误。也由此改变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仍然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958年，提出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但在他指导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又发生以高指标、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很快便有所察觉，从958年底到959年7月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前期，他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察觉到的错误。在纠“左”的过程中，提出要尊重价值规律，大大发展商品生产，要区别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不同性质的商品，批评了企图超越社会主义阶段而跳入的空想。但在庐山会议后期，又错误地发动对彭德怀等人的批判，在党内错误地开展所谓“反右倾”斗争，中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并严重损害了党内民主生活。面对959到9年国民经济发生的严重困难，在9年月召开的八届九中全会上，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会后，他立即直接组织和指导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的农村进行调查。经过调查研究，主持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他批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在92年初召开的有七千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对前几年工作中的失误主动承担责任。国民经济调整即将结束之时，主持制定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蓝图，提出把我国逐步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他还领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顶住大国霸权主义的巨大压力，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维护了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
92年8月和9月，在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同时，他也曾正确地提出要警惕和平演变的危险，表现出战略家的远见。93年至95年，他发动和领导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错误地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观点和实践，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全局性错误。
95年月，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发表。这篇文章的发表和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