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大使为法理上之承认。因此汪伪政权成立时不仅在国际上无任何国家予以承认就连其炮制者日本也未予以正式承认。
关于“国交”调整谈判日本作为对汪精卫的许诺决定派遣前相阿部信行为特派大使。4月23日阿部率领“日本国民庆祝国民政府成立使节团”到南京26日参加庆祝“还都”典礼。但是由于日本时在香港与宋子良间的谈判即所谓“桐工作”一直在时断时续地进行同时由兴亚院成立的条约对策委员会对于有关条约的原则和各项要求正在拟定方案之中因此日方一直拖延谈判开始日期。直至6月11日日本政府与军部联络委员会在对条约委员会拟定的条约草案审定后始向阿部信行出训令指出日本对承认“新中央政府”要以签订条约的形式进行并规定此次谈判按1939年12月签订的《内约》之要求进行先要汪方做到全面确认《内约》但日方不受《内约》的约束。
汪、日“调整国交”谈判于7月5日开始至8月28日经过15次正式会谈和一系列非正式会谈完成了所有问题的讨论。31日举行第16次会议亦即最后一次会议由中方主席委员褚民谊日方主席委员日高在条约上进行草签。一共达成了《基本关系条约》、《附属议定书》、《附属议定书了解事项》、《附属秘密协议》及《附属秘密协定》、《中日满共同宣言》等9项议案不仅包含了《协议文件》的全部内容而且日本惟恐有所遗漏还在条约中特别规定：“协议文件之内容中此次虽有未经订入者但确认之效力存续将来仍可依据《协议文件》之规定努力求其实现。又为补充条约及附属文书计仍宜依据《协议文件》再对具体事项缔结协定。”尽管如此但日本并未立即予以签字由于日本期待与重庆的交涉取得成功以便在重庆与南京实现合流与合作的形势下实现其灭亡中国的目的因此一直不予正式签字。直至9月下旬香港谈判毫无结果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不得不下令终止“桐工作”之进行。但日本政府仍寄希望于通过“钱永铭路线”对重庆的诱降活动成功。直到11月下旬“钱永铭工作”毫无进展日本政府才不得不决定与汪精卫正式签订《基本关系条约》并表《中日满共同宣言》由汪精卫正式承认伪满洲国日本则正式承认汪精卫南京国民政府。在签约的前一天汪精卫依据日方的要求正式就任“国民政府主席”。
第五节日本对伪府的强化汪精卫“新中央政府”成立后日本不仅依据汪日《协议文件》相继派定了以影佐祯昭为最高军事顾问、以青木一男为经济顾问的经济顾问团以及所谓教授、技术人员等各种名义对汪伪各级政权进行“内部指导”还通过“兴亚院”及其在各占领区设立的“联络部”进行“外部指导”对其严密控制。而且南京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及各地的日军对于汪伪政权更是号令一切。正如当时人所描写的那样：汪精卫的号令不出南京城门。日本直到迫于与重庆和平谈判无望在承认汪伪政权之后才转而以强化汪伪政权为主要方针。
先树立汪记国民党的中心势力。在汪伪政权成立前日本相继于1938年在南京成立了大民会、1939年在上海成立了新亚建国运动本部、194o年在武汉成立了共和党等三个汉奸组织其目的是本其分而自治之方针借这些组织来削弱汪伪国民党的势力。汪伪政权成立后汪精卫在增强其“中央政府”权力的同时要求日本取消上述三组织获日本的同意汪遂通过12月15日召开的汪记国民党三中全会以上述三组织加入伪国民党的形式使其解散。
第二允许成立“中央银行”并行纸币中储券。加强伪府财政成立“中央银行”是汪精卫在筹组伪府时向日本提出的要求。伪府成立之后很快成立了中央银行筹备委员会并定名为“中央储备银行”。但是由于日本在华北已成立了“中国联合准备银行”行与日元等值的联银券；在陇海路以南的华中、华南占领区不仅行军用手票而且由“维新政府”成立了华兴商业银行行“华兴券”日本害怕汪记中央银行的成立会影响其既定的金融体系因此迟迟不予许可。
由于对重庆诱和无望出于利用汪记中央储备银行行纸币打击法币破坏中国政府的金融遂于194o年12月17日与伪财政部长周佛海签订了《关于设立中央储备银行之觉书》确保了日本对该行的严密控制。1941年1月6日伪中央储备银行在南京成立并开始营业。继而在上海、杭州、苏州等城市建立分行、支行与办事处等机构。
依据《中央储备银行法》规定：该行为“国家银行由国民政府设置之”。并由“国民政府”授权行本位币及辅币之兑换券经理国库；承募内外债及其还本付息事宜。行的中储券为1元、5元、1o元、5o元及1oo元并行辅币1分、5分、1角、2角、5角。中储券行之初与法币等值。1942年3月日本政府决定对法币进行压迫并以中储行为日本军费及其他必要资金的调剂银行即以种种强制手段限制法币的流通使用、携带与保存3月强制兑换。1943年4月1日起日本决定停止在华中、华南占领区行军票所有该地日军在华支出及银行存款、借款、汇兑等项支付亦不再使用军票。因此中储券遂成为汪伪政权统治区的唯一通货。
第三在政治上日本通过“清乡”运动巩固和扩大其占领区域促使德、意法西斯盟国承认汪伪政权以增强其政治地位。
早在194o年11月13日日本御前会议在《处理中国事变纲要》的决定中便提出为实施对华长期作战的战略对于汪精卫国民政府重要的是使其专事协助日本加强综合作战力量使它向日军占领区内努力渗透其政治力量。据此南京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制定了《长期作战政治策略指导方针概要》分别从政务、经济和思想三个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经由最高军事顾问影佐向汪提交了“清乡”计划1941年3月24日遂由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通过成立以汪精卫为委员长以特工头子李士群为秘书长的“清乡委员会”案。
1941年6月16日至25日汪精卫应召到东京由相近卫及内阁要员面告日本政府的决定。24日近卫与汪精卫表《共同宣言》声称双方相誓为建设东亚新秩序之共同目标更进一步之努力。“国民政府”务必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提供中日携协力之具体事实；日本政府亦对之为更进一步之援助俾国民政府能挥独立自由之权能以努力于分担建设东亚新秩序之责任。为此日本政府宣称向汪提供3亿日元政治贷款并赠送一架海军运输机改作汪精卫的专机汪取名为“海鹣”号。
早在汪赴日之前日本外相松冈洋右于4月间通过对德国的访问使德国政府同意由德、意等国宣布对汪伪政权的承认。汪在东京时日本政府即将此一决定向其作了通告。汪返回南京后的7月1日和2日德国、意大利、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克罗地亚、西班牙、匈牙利、保加利亚等8国宣布承认汪精卫国民政府8月18日丹麦亦宣布承认。
汪与近卫共同宣言中的所谓“国民政府”必须提供中日携协力之具体事实是要求汪伪政府努力协助日本即将在苏南地区动的“清乡”运动。从1941年7月1日至1943年间日军相继从以苏州为中心的苏南地区开始然后扩及太湖东南地区、上海市区、镇江地区、苏北地区以及蚌埠地区进行了一期又一期的“清乡”。汪伪政权通过伪清乡委员会组织了庞大的政治、经济、军事、警察、税收以及文化教育等各种机构与之配合妄图凭借日本的刺刀建立起“和平”的模范区域实现由局部的“和平”拓展至全面“和平”的梦想。至1943年5月由于汉奸集团间的权力争斗和“清乡”的失败汪伪国民政府将“清乡委员会”撤销“清乡”活动改由各伪省、市政府负责。
推行奴化统治使中国人民成为日本奴役下的顺民、良民既是日本的要求也是汪伪政权努力追求的目标。为此汪精卫除推行奴化教育外还开展了“东亚联盟运动”和“新国民运动”。
所谓“东亚联盟”是九一八事变制造者之一的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最早提出的。1939年8月石原莞尔为使近卫提出的建设“东亚新秩序”侵略目标具体化提出了中国与日本、“满洲国”实现“国防的共同经济的一体化政治的独立”的口号并在日本国内得到了一些议员的响应由此而开展了“东亚联盟运动”。194o年5月汉奸缪斌先在北平成立了“中国东亚联盟协会”接着伪广东省教育厅长林汝珩、伪南京市长周学昌等人也相继在广州成立了“中华东亚联盟协会”在南京成立了“东亚联盟中国同志会”并出版刊物鼓吹“东亚联盟”的理想。
“东亚联盟”口号一经提出便得到汪精卫的热烈赞同。在“东亚联盟中国同志会”成立后的12月4日汪致信日本相近卫认为东亚联盟四大口号洵属切要“盖条件鲜明、主张坚定一般青年爱国家、爱民族之心得到满足始能放心踏步向东亚复兴、中日共荣之大道前进”。并要求由日本“躬执桴鼓”。
1941年2月1日在日本中国派遣军参谋总长板垣征四郎的支持下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了以其为会长的“东亚联盟中国总会”。其宗旨为对外实现“中日满的结合”进而建立以日本为主宰的“东亚新秩序”。“东亚联盟中国总会”成立后除将广州、南京之东亚联盟改为分会外还相继在上海、武汉等地建立各省、市分会并出刊《东亚联盟》月刊等刊物。
汪精卫既希望借“东亚联盟”的“政治独立”主张使其国民政府取得独立的地位也希图借“东亚联盟”运动之开展促使重庆当局放弃抗战参加其“和平运动”而同归于复兴中国复兴东亚之途。但是正当汪精卫不遗余力地鼓吹开展“东亚联盟”运动时日本国内却开始了对这一运动的批判称联盟论主张中日“满”平等的结合是反对日本肇国精神晦冥皇国的主权地位故意无视日本的领导严厉禁止其组织的活动。曾支持成立“东亚联盟”中国总会的板垣征四郎也于7月调离南京。“东亚联盟中国总会”并未遭解散成为一个奴化宣传的组织。
所谓“新国民运动”是按照汪精卫鼓吹的“清乡先要清心”即要使民众信仰“和平运动”之口号。会议表的《宣言》称新国民运动的开展是为实现“和平建国”之目标使民众树立新的精神的、物资的基础在精神上“使人人皆能有至诚则恒舍身救世之素养”努力于“和平运动”；在物资上有“劳身熟思铢积寸累之习惯”以便为日本侵华战争提供物资并能认定“和平”为唯一出路。
日本动号称“大东亚战争”的太平洋战争后汪伪国民政府更把“新国民运动”的推行作为支持“大东亚战争”的重要手段。31日伪中央政治委员会通过了《新国民运动纲要》并于1942年元旦表。《纲要》鼓吹：为完成大东亚战争树立新精神从今以后把爱中日爱东亚的心打成一片要从物资上、人力上为日本提供支持。6月2日汪伪行政院又决议设立“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7月9日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更通过《国民实施训练案》普遍成立青年团与童子军的组织以此作为对青少年进行奴化训练的机构。
第六节向英美宣战与伪府机构的调整日本动太平洋战争后汪伪国民政府即以“同甘共苦”的口号表示全力支持。为此汪精卫不仅一再鼓吹要把伪府的一切措施用于支持大东亚战争且于1942年5月4日亲往长春对“满洲国”进行访问以表示伪国民政府与“满洲国”团结一致地协助日本。接着向日本提出了对英美宣战参加大东亚战争的要求。但日本既疑心汪伪政权之所以要求参战是为了借机获得英美在上海等地的权益又担心会因为南京政府的参战招致中国民心的背离因此迟迟未作出允许其参战的决定。直至日军在太平洋战场接连惨败为挽救战局日本御前会议乃于12月21日作出了《为完成大东亚战争处理对华问题的根本方针》的决定以加强伪政权的政治力量实现宁渝合流、蒋汪合作为目标。
所谓加强政治力量包括在政治上减少干涉并加强伪中央政府对地方政权的指导；撤销租界和撤废治外法权使汪伪政权在提供物资和维持治安上不遗余力地和日本彻底合作；在经济上改变当前由日本全部统制的政策以增加日本获取战争必须的物资为主要目标并在设法重点开和取得占领区内的重要物资的同时积极夺取抗战区的物资。
1943年1月9日根据日本的指令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通过向英美宣战案表《宣战布告》；成立以汪为主席的最高国防会议作为战时最高权力机构。与此同时汪精卫还与日本驻南京大使重光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