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置年月等史实其总序部分亦多述前人论议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辑录都城历史资料的专书有相当高的文献价值。
过去中国史学家一方面认为地理条件跟政治上的兴亡得失有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也认为地理条件的作用不是孤立的、绝对的。贾谊的《过秦论》是一篇著名的史论它表明了对地理的及其它物质的条件的作用不能作绝对的理解。他指陈了秦占有各方面的优势包括地理条件在内但历史展的结果却是秦亡汉兴。这是为什么?他写道:“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贾谊的论点在后来的史学家中也多有之。这可见过去中国史学家对于地区条件作用的看法是有相当辩证的因素的。
过去中国史学家关于地理条件跟历史展的关系的撰述是很丰富的还有一个传统的特点这就是重视它的社会作用。在这方面顾炎武所编《天下郡国利病书》和顾祖禹所著《读史方舆纪要》是其中最有成就的两部代表作。
《天下郡国利病书》是作者自明末崇祯十二年(1639年)起。用了二十多年的功夫编纂而成的。作者写这部书时是处在历史的重大转折时期他在序言中讲到了他编纂的目的:崇祯己卯秋闱被摈退而读书。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于是历览二十一史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册之类有得即录共成四十余帙。一为舆地之记一为利病之书。
他说的“舆地之记”是指的《肇域志》。他说的“利病之书”即系《天下郡国利病书》。作者所处的历史环境和他所坚守的“文须有益于天下”的主张1使他的“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的心情带有强烈的时代感。他穷究于地理而着眼在“利病”正集中地反映了他为经世致用而编纂此书的目的。
作为讲地理的书《天下郡国利病书》在编次上反映出作者对地理条件认识的三个层次:一全书卷叙“舆地山川总论”。这是对全国地理条件的概述是全书的总纲。它从地脉(山脉分布)、形胜(地形特点)、风土(气候差别)和百川考(水系源流)等四个方面勾勒出全国地理面貌及其特点所用文字不多但轮廓却很清晰。二全书以绝大部分篇幅分别论述了北直、江南、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湖广、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以及东北、北部和西北边疆的地理情况;论述过程中先内地而后边疆并专立“边备”、“河套”、“西域”三个卷目表明作者对边疆地理的重视。三书末扼要论述了中国跟有关国家的地理关系、贸易关系以及一些国家的地理状况反映了作者所具有的开阔的视野。这三个层次反映了作者在认识地理条件的问题上注意到全局和部分、内地和边疆、中国和外国这几个方面的关系。这是他在见识上过前人的地方。《天下郡国利病书》记各地的自然环境、政区划分、经济状况和戍守形势等而以记述各地经济状况为主因而在地理书中独具特色。它记述经济状况的方面很宽广包含漕渠、仓廒、粮额、马政、草场、盐政、屯田、水1顾炎武:《日知录》卷一九《文须有益于天下》条:“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
利、赋税、徭役、户口、方物等等其中又以记述土地、赋役、水利最多。关于土地它涉及到土地的分配制度、占有和使用情况土地兼并的展以及因自然条件的变化而引起的土地变化和农田建设等等。全书除对各地屯田兴废得失有较多的论述外还记述了不同地区在区田、丈地、清田方面的种种情况1记述江南地区沙田、洲田的情况以及荒田、勋田、僧田等情况2。关于赋役作者一方面注意于全国各地的赋役情况另一方面则尤瞩目于江南的赋役之重。他重视《大学衍义补》的说法:“韩愈谓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观之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郡又居两浙十九也。”3又引证王象恒《东南赋役独重疏》之说:“人止知江南钱粮之多欠而不知江南止完及七、八分已与宇内之重者相等矣;江南止及六、五分已与他处完轻者相等矣。”1顾炎武在《日知录》里提出“苏松二府田赋之重”2的论点当是他研究了明代全国赋役情况特别是江南赋役情况后得到的结论。此外作者引证各方面材料披露:明代一条鞭法在有的地区“屡行屡止致使忠实良民田鬻大半户口尚高经年累岁独当各样重差无息肩之日苦累不可胜言”3;在另一些地区已经到了“祖宗划一之规、易简之政果终不可复哉果终不可复哉”的地步了4。关于水利作者征引大量历史文献及前人的有关言论对全国各地水利事业均有记载有的着重胪列历代水利有的着重分析一方水利现状还有关于这方面的奏议、调查、记事。值得注意的是跟作者重视江南的赋役状况一样他也十分重视江南的水利状况故于江南水利论述尤多。这反映了明朝时期江南在地理条件上的特点和社会经济上的地位。
《天下郡国利病书》在篇幅上以江南、北直、山东、陕西为最多浙江、广东、四川、湖广次之福建、云南、山西、河南、江西又次之广西、贵州最少。这固然有作者在材料纂辑上的原因但也大致反映了明代各地区在全国经济、政治中的地位的不同。这跟唐中叶以前人们讲地理、论食货必推关中的情况相比已不可同年而语。
《天下郡国利病书》虽以辑录前人论述成编但于选材、标目、编次之中亦足以窥见作者开阔的视野、深刻的政治见解和经世致用的编纂目的;它虽是一部地理书但却蕴含着编纂者的丰富的经济、政治思想。
比《天下郡国利病书》稍晚的《读史方舆纪要》是顾祖禹以二十年功夫撰成的一部地理名著。全书一百三十卷附《舆图要览》四卷文字浩繁结构严谨。《读史方舆纪要》的正文主要包含三个部分:一是“历代州域形势”。这是有关自上古直至元、明的行政区划及其沿革是历史地理部分。二是分叙全国各地方舆。这是以明代行政建置为次第论述两京及十三布政使司所辖范围的地理形势:含序论概述分论各府、州、县、长官司的山川形势和城、镇、营、寨、堡、关、隘、桥、驿等军事设施。这是政治、军1参见《天下郡国利病书》江南一一、河南三、湖广五。
2参见《天下郡国利病书》江南一三。
3《天下郡国利病书》江南三。
1《天下郡国利病书》江南六。
2《日知录》卷一○。
3《天下郡国利病书》山东五。
4《天下郡国利病书》河南四。
事地理部分。三是总叙全国山川分布。这是辑录前人著作中有关文献资料编纂而成是自然地理部分。附录《舆图要览》有地图数十幅图前有序图后有表;其中“九边图”和《黄河图说》、《海运图说》、《漕运图说》等也反映出作者对于军事的重视。
《读史方舆纪要》是一部以地理为基础、以阐明军事上的成败为主要内容、以总结政治兴亡为目的的巨著。作者为各地方舆所撰的序论最能反映出作者在这方面的造诣和旨趣。顾祖禹论江南方舆说:“以东南之形势而能与天下相权衡者江南而已。”1论河南方舆说:“河南古所称四战二地也。当取天下之日河南在所必争;及天下既定而守在河南则岌岌焉有必亡之势矣。”2论浙江方舆说:“浙江之形势尽在江淮;江淮不立浙江未可一日保也。”1这是用几句话就概括了不同地区的地理形势的轻重、得失从中可以看到作者的功力和见解之深。
顾祖禹在论述各地方舆时注意到结合社会历史的多种因素来评价它们的地位尤其显示出作者杰出的政治见解和军事思想。例如他论山东方舆说:山东之于京师犬牙相错也。语其形胜则不及雍、梁之险阻;语其封域则不及荆、扬之旷衍。然而能为京师患者莫如山东。何者?积貯天下之大命也。漕渠中贯于山东江淮四百万粟皆取道焉。2999ooo41_o11o_1这是从漕运与京师的关系来看待山东地理位置的重要。
作者论四川方舆则认为:四川非坐守之地也。以四川而争天下上之足以王次之足以霸恃其险而坐守之则必至于亡。3999ooo41_o11o_2这是强调险不足恃和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所以作者感叹地说:“夫恃其险而坐守之以至于亡又岂惟蜀为然哉!”
在讲到陕西方舆时作者指出:陕西据天下之上游制天下之命者也。是故以陕西而难虽微必大虽弱必强虽不能为天下雄亦必浸淫横决酿成天下之大祸。。。蒲洪、姚苌之时可以用关中矣而其人非也;诸葛武候之才足以用关中矣而其时非也;张浚之时可以用关中浚之识亦知关中为可用而其才非也。4999ooo41_o11o_3&1t;//pgn》这是一方面讲了关中地理形势的重要一方面又讲了这种地理形势要挥作用是跟一定的时机、人的行为和才能有密切的关系。
在讲到湖广方舆时作者写道:湖广之形胜在武昌乎?在襄阳乎?抑在荆州乎?曰: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1999ooo41_o111_o作者一一分析了这三种不同结论的根据。由此可以看出作者在考察某地地理条件时能够紧紧把握住局部和全局的关系并按照不同的层次来评价它们之间的关系。
以上这些都显示了顾祖禹的渊博和卓识。
《读史方舆纪要》历来受到人们很高的评价。人们称赞它“辨星土则列山川之源流详建设则志邑里之新旧至于明形势以示控制之机宜纪盛衰1《读史方舆纪要·江南方舆纪要序》。
2《读史方舆纪要·河南方舆纪要序》。
1《读史方舆纪要·浙江方舆纪要序》。
以表政事之得失其词简其事核其文著其旨长藏之约而用之博鉴远洞微忧深虑广诚古今之龟鉴治平之药石也。有志于用世者皆不可以无此篇”2。说它“不征奇不探异网罗放失于古今成败利钝之际三致意焉”3。认为“非具上下纵横之识而悠然有所会者亦何有于是书”4而其特点则在于详论“山川险易古今用兵战守攻取之宜兴亡得失成败之迹”5。这些评论大多还是比较中肯的。
孟德斯鸠和黑格尔的有关论点西方学者对于地理条件跟历史展的关系这一问题也有不少的论述。
近代欧洲的学者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大大地向前展了从而具有系统的理论的形式。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etontesquieu1689—1755)在其所著《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提出土壤的性质和地形的特点直接影响着国家的政体和法律的形式。他认为:一个国家土地优良就自然地产生依赖性。乡村的人是人民的主要部分;他们不很关心他们的自由;他们很忙只是注意他们自己的私事。。。因此土地肥沃的国家常常是“单人统治的政体”土地不太肥沃的国家常常是“数人统治的政体”;这有时就补救了天然的缺陷。
因此他得出结论说:山地、平原、近海三种地形会产生三种不同的政体即“居住在山地的人坚决主张要平民政治平原上的人则要求由一些上层人物领导的政体;近海的人则希望一种由二者混合的政体”。在孟德斯鸠看来居住在不同地形上的居民在保卫自由的能力和追求自由的热情上有很大的差别进而造成了他们对政体选择的不同要求。
孟德斯鸠还认为土地腴瘠的不同对于人们性格的形成、精神的熏陶也会造成很大的差别。他说:“土地贫瘠使人勤奋、俭朴、耐劳、勇敢和适宜于战争;土地所不给予的东西他们不得不以人力去获得。土地膏腴使人因生活宽裕而柔弱、怠惰、贪生怕死。”他还认为气候的不同会影响到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面貌和命运:气候比较好的地区容易受到别的民族的侵扰如“波斯、土耳其、俄罗斯和波兰的最温暖的地区曾受到大小鞑靼人的蹂躏”;而“由于中国的气候人们自然地倾向于奴隶性的服从”等等。1孟德斯鸠从论证“法律和土壤的性质的关系”出广泛地探讨了地形、气候、土壤跟社会展的关系。他在探讨中所得到的一些具体的结论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甚至是极其荒谬的。他把民族的精神的形成和国家的政体的形式统通归结为地形、气候、土壤等地理条件显然是片面的。由于孟德斯鸠没有较多地从物质生产方面来认识地理条件的作用所以尽管他的这些理论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对后世也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即片面夸大地理条件在社会展中的作用。
2《读史方舆纪要》吴兴祚序。
3《读史方舆纪要》熊开元序。
4重刻《读史方舆纪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