佃农比重大经营规模小中国自秦汉始佃耕现象一直存在。民国以后佃耕的比重仍在加大。根据1936年全国22省112o个县的调查报告佃农占农户总数的3o％半佃农占24％。在地区分布上华中华南的佃农半佃农在7o％以上而华北地区比重较低。1947年调查佃农半佃农在全国总农户中的比重上升为58％。佃农半佃农中很少有佃耕大量土地采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者绝大部分都是租佃5亩上下的小块土地进行手工业生产的小农经营形式仍属于自然经济状态下的封建半封建的租佃关系。
租佃形式多样而落后据1934年对22省879县的调查统计实物地租占78。8％（其中分成租占28。1％定额租占5o。7％）货币地租占21。2％并存在劳役地租。分成租是佃农按当年生产的农产品的一个固定的比例数（或称若干成）交纳地租。分成租制下地主往往直接干预甚至完全控制出租地块的全部生产过程以及佃农的人身自由。当收割时地主往往亲自或派管家到场监督分成。
定额租是在生产前即按亩规定好地租量的租佃形式是民国时期最流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14页。
行的一种实物地租形式。定额租由于租额事先已定佃农在生产上有较多的自主权和灵活性对于改进生产技术增加投资和劳力起了积极的刺激作用。定额租又有硬租和软租之分：硬租又称“铁租”不论年成如何都要不折不扣地交足租额；软租又称“议租”在遇到灾年时可以商议酌情减免。货币地租是实物定额租的转化形式是以货币形态占有佃农的剩余劳动所以最初的货币地租有实物折租之说称为“折租”或“钱租”。货币地租在民国时期比重仍然不大仅占租佃形式的21。2％（1936年）它多流行于商品经济比较达的地区、大城市附近、经济作物区以及东北和河套的新垦区。货币地租迫使农产品投向市场促进旧生产方式生变革即导致封建主义地租向资本主义地租过渡。
地租形式的变化也受其他社会经济、政治条件的影响如抗日战争时国民党统治区由于物价猛涨货币贬值粮食奇缺地主豪绅为了囤积居奇牟取暴利就有不愿收取钱租而出现了向实物地租的逆转。据1941年对后方的12省调查钱租改为分成租的19。1％改为定额实物租的17。9％其中四川、浙江、西康、湖北等省钱租改为实物租的占5o％至75％甚至还有逆转为劳役地租的情况。
劳役地租前文讲述的西藏、云南等地少数民族中存在的封建领主对农奴的剥削就是这种地租形式的典型表现。但是经济比较达的沿海地区也残存有劳役地租如江苏的宝山、嘉定等地有佃户租种一亩田称为“脚色田”必须给地主出工4o天左右此等天数能耕种两亩田折合实物地租相当一倍上下而且在农忙季节“脚色”（地主称佃农为“脚色”具有农奴含义）必须先到地主自营地上劳动而眼看租种的“脚色田”耽误农时受损失。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上海后工人失业众多纷纷回乡谋生当地地主乘人之危采取“脚色田”榨取佃农。
租佃期短或者无定期据1934年对11省的调查统计租佃期限如下：租佃期限（％）
总计1年3—1o年1o—29年永佃无定期1924年％2624912291934年％27248113o表中反映租佃期为1年的和无定期的比重从1924年的55％上升到1934年57％而且口头租约居多。租佃期短这不利于佃农投资和投力往往出现掠夺式的破坏地力。租期不定使佃农唯恐地主随时抽地不得不唯命是从。而地主缩减租佃期限是为了随时抽田另佃以达加租的目的。地租量重剥削率高民国时期占统治形式的实物地租的租率一般占亩产量的5o％左右在南方有的县份高达7o％至8o％甚至个别地区高达正产物的1oo％以上货币地租一般都过地价的1o％有的高达2o％上下。国际惯例地租的高低是以土地购买年来衡量购买年指用多少年的地租额等于该地地价。购买年越长地租越轻反之地租就越重。据1934年对14省的统计各式租额的购买年一般是8至9年有的地区仅有4至5年。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欧的购买年英国为27至3o年德国为2o年可见中国地租量苛重。
地租剥削程度通常以地租率（即亩地租量亩收获量％）来表示剥削率是不=大精确的。因为佃农投入的生产资料如种子、肥料、农药、农具折旧等成本费一般占去亩收获量的15％至2o％并未扣除。所以有人认为地租量应和田场实际收获量的增值部分比较（即亩地租量亩收获量生产资料成本％）…=来衡量地租剥削程度是有道理的。还有人认为地租量侵占剩余劳动甚至侵占部分必要劳动的程度（即地租量剩余劳动必要劳动％）来衡量也是有道理…=的。
我们认为地租剥削率作为一个衡量封建半封建土地制度下地租剥削程度的科学概念诚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剩余价值剥削率那样准确揭示资本对劳动力的剥削程度的话那么封建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地租剥削率也应该以地租对劳动力的剥削程度来加以揭示才是比较科学的。地租剥削率即以地租量除以必要劳动量来计算其公式表示如下：封建主义地租剥削率地租量必要劳动量（即生活资料支出）
==％这个公式和上文所举的那几种计算法是有区别的它把地租看作是佃农劳动的使用所创造的把地租剥削看作是对佃农劳动力的剥削这是更深层地触及了封建主义地租的本质。举例而言：11资料来源：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选辑》第311—312页以及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27o页。
地区四川成都广西郁林江苏吴县浙江武义河北北塘时期1926年1933年1933年1934年1934年佃农（家）23家平均26家平均1111。租佃（亩）未详未详14121o2。四场收入（元）554。227o。3。生产资料支出（元）8o。166。981。623。4。生活资料支出（元）138。4183。9168。296。5。剩余劳动〔2—（3＋4）〕（元）335。719。3－8。614。6。剩余劳动率〔54〕（％）
242。61o。5无16。671。47。地租（元）68。57251。8。收支相抵〔2…（3＋4＋7）〕（元）
—12。3…49。2－8o。6－35。7－9。地租率＇＇72（％）
62。825。43o38。144。41o。地租侵占必要劳动＇754…＇（％）
3。735。447。936。942。911。地租剥削率＇＇74（％）
251。437。242。853。6114。3上表可知各地佃农的剩余劳动率差别很大江苏吴县为负数最高为四川成都的242。6％这是和成都平原土地肥沃水利条件好有关它反映了中国农业经济展的不平衡性；各地的地租率也不等最低为广西郁林的25。4％最高为四川成都的62。8％所有地租不仅侵吞了佃农的剩余劳动还侵占了佃农部分必要劳动。所有地租剥削率都高于剩余劳动率和地租率有的甚至高达251。4％（四川成都）而且剩余劳动率高地租率、地租剥削率也高几乎同步递增。这说明佃农提高生产力的成果尽被地主阶级夺去了。这就是民国时期封建半封建土地制度下租佃关系的主要症结。
地租率与田等产量的背离无论是实物地租或货币地租的租率都是下中等田高过上等田。据193o年国民政府立法院统计：各等田地实物地租对产额的百分比1省份报告地区上中下吉林2133。834。535。4山东848。551。855。6浙江3748。249。25o。6贵州115151。754。7货币地租（钱租）也是如此。同年统计材料表明全国2o省水田的钱租对地价的百分比上等占1o。3％中等占11。3％下等占12％；旱地上等占1o。3％中等占11％下等占11。5％等等。这说明越是压在底层的佃农所负担的地租率就越高因为贫苦的佃农往往很难租到上等田而只能租到中下等田。
押租预租盛行附加租名目繁多据1933年国民政府主计处调查全国359个县有押租的169县占47％尤其在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盛行粤、贵、川、鄂、苏、浙等省流行押租的县数达6o％以上四川且过了9o％这与这些地区佃耕比重大佃农竞相租佃的情况是分不开的。而押租金额各地高低不一有的低于年地租量有的相等有的甚至过五六倍（如江西九江）。押租成为地主预防佃农欠租的一种重要手段。
还有预租就是佃农在租种前（一般是年前或清明前）先将地租（一般是钱租）交付不管收成如何预租则保证了地主的收益。
不论押租或预租在各地的比重都趋于上升租金也在加大。如江苏昆山县押租田占租田的比重19o5年为25。5％1914年上升为4o。9％1924年达61。8％；宝山县刘行杨行一带预租田占租田的比重1923年为15％至2o％到1932年上升为6o％至7o％。
还有其他经济剥削和附加租。如：当佃户向田东承租时要摆“认东酒”地主或管家来收租时要设“迎东酒”、“交租饭”；常年有“田信鸡”、“田信鸭”“尝新米”、“尝新果”；各地存在的“包佃制”、“庄头制”和“租栈”等中间人从中渔利层层勒索；还有小亩出租、大斗收租佃户为地主无偿挑水、抬轿、修房甚至云南等地地主逼迫佃农参加械斗卖命对欠租佃农拘捕拷打和强迫其妻女为奴仆等等。
山东曲阜孔府遍布各庄的佃户分别为鸭蛋户、扫帚户、苇子户、修路户、哭丧户等等孔府全年所需的鸭蛋、扫帚、苇蓆等全由佃户无偿供给1见陈翰笙等：《解放前的中国农村》（三）第788页。
孔府、孔庙、孔林之间道路保养全由修路户无偿出工甚至孔府死人出殡由众多的哭丧户来哭丧送丧如此五花八门的经济剥削和压迫反映佃农的人身隶属关系类似农奴。
永佃制趋向没落明清时期形成的永佃制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渐次衰落。永佃制的形成是广大贫苦农民长期斗争的结果是用血和汗换来的。有的是佃农由于垦荒支付工本而获得；有的是交纳一笔押租金后而获得；有的是自耕农典卖土地时只出卖土地的“田底”权而保留了“田面”的永远耕作权；也有的是通过反抗手段迫使地主承认永佃权防止地主“夺田改佃”等等。这种租佃关系在江南一些省份如江、浙、皖等地曾比较普遍地存在约占佃耕总数的3o％上下。在永佃制下地权被分割即分为“田底”与“田面”（各地名称不一浙江有叫“田骨”“田皮”、“大买”“小买”江苏有叫“大田”“小田”、“大业”“小业”广东有叫“大租”“小租”、“质田”“粮田”等等性质是一致的）佃农不仅有权长期使用土地租额较轻；而且可以出租或典卖“田面”权。即使地主典卖田底权亦无碍佃户的田面权这便是所谓“换主不换佃”、“卖田不卖耕”的惯例。这说明佃农获得一部分地权是对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一种冲击。佃权相对稳定也有利于改善生产条件。
但是国民党政府统治全国后颁布的《民法》规定：“永佃权人不得将土地出租于他人”“永佃权人积欠地租达二年之总额者”就可撤佃等等。在浙江无书面契约的永佃权“遭撤佃者比比皆是”1。历史表明：永佃权只是一时缓解租佃关系的紧张而不能彻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唯有“耕者有其田”才能彻底废除封建半封建土地制度。
1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253页。
第四节农村土地的经营问题土地问题包括土地占有和土地使用两方面问题。土地占有决定与制约着土地使用；而土地如何使用则反映土地占有的性质和作用反映农业生产力的水平。两者密切相关。民国时期农村土地的经营有如下形式：小农经营形式民国时期的耕地多数被地主富农所占有但使用土地的主要是中农和贫雇农。农民一家一户是一个生产单位经营的田场狭小有机构成差剩余劳动率低下。
根据国民党土地委员会1934年对16省163县的统计平均每户经营面积为15。7亩其中47％的农户不足1o亩而且每户地块也是七零八落。中国农民经营规模细小的原因：一是中国耕地少人口多人均耕地不到3市亩；二是民族工业不达吸收不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而多子析产制使各户田场越来越狭小；三是中贫农的经济能力薄弱无力租佃大量土地耕种。中国农村一个整劳动力常年在田场劳动时间折合的天数一般是11o天上下这是农业劳动力的极大的浪费。
在农业资金、耕畜、农具方面据1933年22省统计农村总户数中因收不敷支而借粮的占48％借款的占56％借款也主要用于非生产性开支（如伙食、婚丧等）用于生产性开支则不到1o％。借款购置农具和耕畜的很少无耕畜和耕畜不足的与年俱增。据对浙江嘉善、陕西郃县两地农家耕畜占有情况的调查1933年已有近半农户无力饲养耕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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