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第1275部分

　　　　光绪三十二年八月（19o6年9月）清廷在河南彰德举行新军秋操蔡锷奉令前往观操被选为中央评判官。秋练结束后他赴北京考察军事不久返回广西。三十三年正月广西创办6军小学堂他受委兼任6军小学堂总办；二月又兼广西兵备处总办。三十四年三月他被任命为广西新练常备军第一标标统自桂林移驻南宁。宣统元年正月（19o9年2月）他奉命前往龙州任讲武堂总办旋改任监督将讲武堂迁于南宁。二年夏复迁往桂林。不久他擢升为广西新军混成协协统兼学兵营营长、督练公所三处（参谋、兵备、教练）及干部学堂总办。

　　　　蔡锷在广西历时6年身兼数职为在广西训练新军殚精竭虑煞费苦心。他提出“广西练兵主旨：一、为求中国独立自由必须战胜至少一个帝国主义的国家以此为最高目的；二、为达到此目的必须全国一致；三、广西必须为把握全国之枢纽为完成此事要密切团结内部”1。练兵的爱国、民主色彩是很明显的。而另一方面为着扎稳脚跟团结内部他处世行事力求稳健、冷静避免轻举妄动。广西同盟会支部负责人耿毅、何遂持黄兴介绍信前往联系他也避免直接接触还招致了一些年轻的同盟会会员的怀疑和不满。

　　　　广西新军原拟编练一镇一协。由于经费拮据宣统二年（191o）蔡锷决定将已练成的一镇缩编为一个混成协。这样干部学堂培养的2oo多名军官就难以全部安置。于是他采取甄别的办法考核品行考试汉文分别去留。结果合格录取12o余人其中湖南籍占9o余人广西籍仅3o余人。广西籍学生为此激愤不平。一些年轻的同盟会会员遂乘机宣扬蔡锷任用私人偏袒同乡排斥广西人。立宪派控制的广西咨议局也开会弹劾蔡锷。从而掀起了一场驱逐蔡锷出广西的风潮。蔡锷沉着应付不加理睬。直到李经羲（时已调任云贵总督）电邀他去云南任职时他才决计离开广西前往云南。1陶菊隐：《筹安会“六君子”传》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5页。第三节在云南响应武昌起义宣统三年二月蔡锷抵达云南省城昆明但未立即受到任用。他在待命之暇伏案著书辑录曾国藩、胡林翼的治军言论加撰序言、按语编成《曾胡治兵语录》一书作为对新军官兵进行“精神讲话”的材料。他将所选取的语录分为十二章并在按语中挥了自己一系列精到的军事见解。蔡锷编辑此书主要是有感于当时民族危急和清军的希望能对新军的训练有所“挽回补救”。

　　　　同年六月李经羲奏准任命蔡锷为云南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下辖第七十三、七十四两标。时值四川保路运动狂飙骤起全国革命形势急剧高涨。在云南同盟会的活动亦有相当的基础云南6军讲武堂实际成了同盟会的活动场所堂长李根源教官李烈钧、方声涛、唐继尧、顾品珍、李鸿祥、罗佩金等皆为同盟会会员且多为东京士官学校毕业生。蔡锷“暗中和同盟会保持着联系对讲武堂的革命活动作了很好的掩护”1。武昌起义爆后云南革命党人加紧活动。八月二十五日同盟会会员唐继尧、刘存厚、殷成献、沈汪度、张子贞、黄毓成等举行第一次秘密会议策划响应武昌起义。继后又于二十八日和九月初一、初四、初七连续召开了第二、三、四、五次秘密会议蔡锷参加了这四次会议。在第四次会议上与会者歃血为盟立下誓约云：“协力同心恢复汉室有渝此盟天人共殛！”1在第五次会议上决定初九日（1o月3o日）晚12时动起义并推蔡锷为起义军临时总司令。

　　　　初九日晚8时余昆明起义提前爆。蔡锷随即宣布革命宗旨云：“满清数百年纪纲不振政以贿成四万万同胞如坐涂炭。现在武昌义四处响应皆欲扫除复我民权。我辈军人何莫非国民一分子。与其被疑缴械徒手待戮何如持此利器同起义军革命清廷驱逐汉奸复我河山兴我汉室之为愈也！”1起义军经过激烈战斗于第二日中午攻占了五华山、总督署云贵总督李经羲逃匿第十九镇统制钟麟同被杀起义取得了胜利。云南各地传檄而定。

　　　　九月十一日（11月1日）起义军民组织了“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蔡锷被推为云南军都督。军都督府成立后即向全省声明：起义“宗旨在铲除政体建设良善国家使汉、回、满、蒙、藏、夷、苗各族结合一体维护共和以期巩固民权恢张国力”2。同时布《讨满檄文》重申同盟会的纲领。为革新政治蔡锷设置了军都督府政务会议订于每星期三照例举行由省直机关、省议会、参议处各派代表参加讨论本省重大兴革事项。讨论决定后由都督下令各单位限期办理。他还通知各单位根据自身的力量和应办事务的轻重缓急编制滇省五年政治大纲和办事程限表。这样使“前清官吏敷衍因循之习廓除殆尽”3。

　　　　1刘达武：《蔡松坡先生年谱》《蔡松坡先生遗集》卷第7页1943年版。1朱德：《辛亥革命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3页。1刘存厚：《云南光复阵中日志》《云南辛亥革命资料》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2刘存厚：《云南光复阵中日志》《云南辛亥革命资料》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3孙璞：《云南光复军政府成立记》《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6页。为了革新政治蔡锷还采取果断的措施“更换重要各地方行政官”1。各部、司、局主要负责人基本上都由同盟会会员和拥护革命的人士担任撤换了一批的旧官吏。军队中也起用一批年轻军官以代替不称职的旧军官。大力整理财政节约开支。整顿厘税剔除陋规。精简机构裁撤冗员。又两次带头裁减薪金。结果都督蔡锷的薪俸由原来的6oo两减为6o两与一个副都督（营长）的薪俸相等。“此时都督俸金之觳举国未有如云南者也”2。不仅如此他还将“公费所入衣食而外一以佐军不欲使家有赢余贫民贫国”3。在他的倡导下云南上下克己奉公“廉洁成为一时风尚”4。

　　　　云南重九起义胜利后武汉战事仍然十分紧张。九月十四日（11月4日）贵州宣布独立但内部派系斗争激烈。十月上旬四川重庆、广安、万县、泸州先后独立而省会成都仍然控制在清廷手中社会秩序混乱。西邻的西藏地区则有英印政府支持喇嘛动叛乱围攻拉萨等地进扰西康藏区。在这种形势下蔡锷于大力整顿云南内政的同时又先后派遣军队援川、援黔、援藏。九月下旬援川军组成向四川进。接着组织云南北伐军原拟取道四川赴鄂后应邀途经贵阳以援黔。1912年夏又派遣滇军入藏。这些军事行动对于支持武昌革命政权展全国革命形势以及抗御英人侵略镇压西藏叛乱均起了一定的作用。

　　　　1周钟岳：《云南光复纪要——建设篇》《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第49页。2蔡锷：《滇省光复始末记》曾业英编：《蔡松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29页。3周钟岳：《云南光复纪要——建设篇》《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第51页。4《劝捐军资文》（1912年2月）。

　　　　第四节对袁政权的幻想辛亥革命后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逐步窃取了国家政权。在这个过程中蔡锷对袁世凯的认识和态度经历了曲折的变化在他的政治生活中走过了一段弯路。

　　　　“南北议和”是袁世凯窃取国家政权的一个重要步骤。在南北议和中蔡锷对袁世凯是有所警惕并反对议和的。1912年1月2o日他致电孙中山、黄兴及各省都督说：“我军乘此朝气何敌不克？乃甘受袁氏之愚一再停战！旷日太久糜饷劳师。试问彼于停战期内西侵秦、晋南攻颍、亳朱家宝又已纵兵寿州我再株守议和大局必为所误。伏乞大总统赫然震怒长驱北指直捣虏廷。”1月26日又致电孙中山、黎元洪及各省都督说：“现民国中央政府已成立大总统已举定民主、君主问题无复有研究之价值。此其一。国民会议袁世凯欲于北京开议又欲各省州县皆举代表无非为狡展播弄之地步以充彼战备懈我军心。此其二。主张共和殆全国一致所反对者惟少数之满清奴隶耳。设开会议而坠袁之狡谋定为君主国体则各省必不肯承认战祸终无已时。此其三。中国此时仍拥戴满清为君主固理所必无即别以汉人为君主亦事势所不容。故君主国体为中国今日所万不能行必强留存此物将来仍难免第二、三次之革命。此其四。唐使（绍仪）签订之约而袁不承认方在停战期内而北军袭取颍州进攻陕州在清廷亦并未决心和议。此其五。故此时直无和议可言惟有诉诸兵力耳。至作战计划孙、陈各都督所见甚伟滇处僻远未便遥度惟有简率精兵结联黔、蜀长驱伊、洛期共戮力中原。”5反对妥协议和的态度是明确而坚定的对南北议和后形势的预计也大体是正确的。

　　　　但是当南北议和告成袁世凯当选为临时大总统之后蔡锷却转而拥戴起袁世凯来了。究其原因一方面固然是由于袁世凯业已由临时参议院合法地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另一方面也是同他渴望国家统一富强和对袁世凯抱有幻想分不开的。1912年4月11日他致电北京全国联合进行会及上海各报馆说：“我国政体确定共和惟幅员辽阔统一匪易。此时有能挈五族为一家者敝省无不服从以期民国早日成立及袁公受职敝省复肃电奉贺非徒表欣戴袁公之意实亦喜统一国家之成也。”4月26日他又出通电称：“总统就职宣布共和薄海欢欣喁喁望治。乃匝月以来内则遍地皆伏危机外则列强尚未承认。究其原因皆由全国省自为谋未能统一之故。”又说：“吾国势分力薄积弱已久全国士大夫皆思建造一强固有力之国家以骤跻诸强之列。然政权不能统一则国家永无巩固之期。在大总统维持全局或不欲骤与纷更；然大权所在不能不收集中央以图指臂相联之效。”1渴望国家统一、强盛这表明了蔡锷一贯的爱国思想；但是他把希望寄托在封建买办势力的代表袁世凯身上则不仅仅是一种幻想而且恰恰迎合了袁世凯加强封建统治的需要。

　　　　其时以孙中山为的革命民主派曾企图借南京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共5转见李希泌：《如兹美风义天下知重师——回忆朱委员长和先父李根源的交往》《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3期。

　　　　1《致孙中山黎元洪及各省都督电》（1912年1月26日）。

　　　　和制度来限制袁世凯要求袁世凯到南京就职并遵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而袁世凯却坚持要建都北京并且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如具文。在这场斗争中蔡锷是支持袁世凯的。1912年3月6日他致电孙中山、袁世凯、黎元洪及各省都督说：若建都南京“北边形势当为之变迁恐遗孽有乘虚窃踞之虞而强邻启蹈隙侵陵之渐黄河以北沦入毡裘甚非国民之利。尚望早定大计建都燕京可以控御中外统一南北大局幸甚”。

　　　　民国成立后各政党社团林立丛生。蔡锷从国家统一出曾参加统一共和党并被推为总干事。在国家内忧外患的条件下他认为国权为民权的保障主张加强国权。他说：“本党主义务以国家为前提天赋人权之说只能有效于强国之人民吾侪焉得而享受之？”强调“国权为拥护人权之保障苟国家能跻于强盛之林得与各大国齐驱并驾虽牺牲一部之利益忍受暂时之苦痛亦所非恤”1。这种偏重国权、轻视民权的观点在当时显然有利于业已篡夺政权的袁世凯。

　　　　正因为这样当宋教仁酝酿把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等合并改组为国民党时蔡锷倡军人不党主义进而倡议解散各党并声明脱离统一共和党。1912年6月28日他出通电说：“现在政党林立意见纷歧水火争持党同伐异或徇个人之攻击而忘国家、政党之利未收而害已毕见。鄙意先将现时组织之各党自行解散另结合政见相同之健全分子以先立雏形而不必急求党务之扩张以至于破碎冲突。”8月12日他又一次通电说：现时政府兀臬国本动摇“实因政党为之厉阶锷初不察亦尝预闻党事。今默察时局熟审国情窃谓此时以讨论为重而不必强于主张；以培养为先而无庸急于号召较为得之。若广召党员坚持党见究之利也而不胜其敝有也而反不如无。今海内大党无出同盟会、共和党、统一共和党数者。锷妄不自揣愿与各党诸君子倡解散之议以齐民志而定危局。前锷为同人敦迫勉厕党籍今谨宣告脱党诚不敢隐忍瞻徇致贻国家之祸”。矛头显然是指向同盟会、国民党的。

　　　　1913年3月2o日袁世凯派人刺杀了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4月又向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举行“善后大借款”准备动内战。孙中山和一部分国民党人决定武装讨袁。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二次革命”爆。7月15日黄兴在南京组织江苏讨袁军。接着广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