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运动造成了很大危害。
为了控制、利用舆论扩大保皇派的影响梁启十分重视宣传工作于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1898年12月）在横滨创办《清议报》鼓吹“斥后保皇”为改良活动摇旗呐喊。他竭力宣扬“光绪圣德”说什么“今日议保全中国惟有一策曰尊皇而已。今日之变为数千年之所未有。皇上之圣亦为数千年之所未有。天生圣人以拯诸夏凡我同胞获此慈父今虽幽废、犹幸生存天之未绝中国欤！”3尽管与此同时梁启在一系列文章中也抨击封建主义宣传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但是“改良”与“尊皇”却仍然被他看作是救国救民的灵丹妙药。
《辛丑条约》签订以后推翻清朝统治政权的呼声日益高涨一批宣传爱国思想、号召救亡图存的刊物相继创刊民主革命的思想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为了与革命派争夺舆论阵地光绪二十八年一月（19o2年2月）梁启又在横滨创办《新民丛报》继续宣传改良主张。与以前不同的是梁启迫于形势已不得不放弃“保皇”口号而代之以“新民”之说。他指出：“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因此“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1。此后梁启又在一系列文章中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当然梁启把中国贫弱的原因归咎于国民缺乏公德和知识这并没有抓住问题的根本不过他所指出的中国国民性中的许多弱点确实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因此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的文章在体裁上打破了死板古文的形式能够用通畅易晓的语言表达其思想内容而且很有气势、富于感染力。当时成为一种新文体以至于“学者竞效之”。
由于康、梁等人顽固坚持改良立场仇视和抵制民主革命并且通过自己所控制的舆论工具攻击革命。为了批驳改良派的谬论消除改良思想的不良影响进一步推动革命运动的顺利开展以孙中山为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对改良派作了坚决的斗争和有力的批判。自光绪三十一年（19o5）同盟会成立以后双方的论战达到了。
在这场激烈的论战中梁启在《新民丛报》上连续表文章鼓吹“开明”论。仍然强调中国国民程度太低“未有共和国民之资格”因此“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又不如开明”。他攻击革命派要求推翻清朝统治是一种“复仇主义”污蔑同盟会提出的“平均地权”是为了“博一般下等社会之同情冀赌徒、光棍、大盗、小偷、乞丐、流氓、狱囚之类悉为我用”1。通过这场论战梁启及其所代表的改良派企图以改良的君主立宪来抵制民主革命以所谓“开明”来抵制民主共和的面貌暴露无遗。如果说在维新时期梁启还是作为时代的弄潮儿在历史舞台上大显身手的话那么此时他已经由于不能与时俱进而成为一个时代的落伍3《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第28页。
1李华兴等编：《尊皇论一》《梁启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o页。1《本报告白》《新民丛报》创刊号。
者了。
《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社会面临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愈趋尖锐。
清朝统治阶级为了平息不断高涨的反清浪潮调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和博得帝国主义欢心以达到维持统治的目的从光绪二十七年（19o1）开始推行“新政”；光绪三十一年（19o5）又表示要仿行宪政并派五大臣前往欧、美、日本等国“考察政治”。五大臣回国后密奏实行立宪有“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三大好处主张先宣布立宪“至于实行之期原可宽立年限”1。光绪三十二年七月（19o6年9月）清廷正式宣布“预备仿行宪政”同时又强调由于“规制未备民智未开”所以不能“操切从事”而要“视进步之迟定期限之远近”2。实际上清廷根本没有打算实行立宪只不过是妄图用“立宪”的招牌继续维持封建统治。
然而对于改良派来说清廷的“预备立宪”却是很有诱惑力的。因为他们不仅始终对清朝统治者抱有幻想而且与国内的一些士大夫和资产阶级上层代表人物也保持着一定的联系因此便企图利用这个机会来挽回自己的颓势阻止革命力量的展。光绪三十三年（19o7）康有为宣布将保皇会改组为“中华帝国宪政会”。九月梁启也与蒋智由等人在日本东京成立“政闻社”。他在《政闻社宣言书》中写道：“所谓改造政府所谓反对申言之则不外求立宪政治之成立而已”表示了拥护清廷“仿行宪政”的立场。梁启甚至还明确宣称：“政闻社所执之方法常以秩序的行动为正当之要求。其对于皇室绝无干犯尊严之心；其对于国家绝无扰紊治安之举”3。但是梁启的这些表白依然只是一厢情愿。清廷所标榜的立宪完全是为了迷惑民众混淆视听在行动上始终没有什么实际的表示。立宪派对此渐感不满各团体多次联名上书并开展请愿活动。梁启控制的政闻社也于光绪三十四年（19o8）致电宪政编查馆请定3年内召开国会。他们哀恳陈词乞求清朝统治者赐予一些政治权力。清廷本来就对立宪派组织的请愿活动心怀忌恨伺机镇压于是便藉口政闻社内有梁启等“悖逆要犯”下令查禁政闻社。这对梁启来说无疑是一个意外而沉重的打击他极力挽救但毫无效果政闻社最后不得不宣告解散。
然而这些沉痛的教训仍未能使梁启从希望清朝立宪的迷梦中清醒过来。溥仪即位后梁启又上书摄政王载沣为清廷实行立宪出谋献策。他写道：“今日中国之病不在宪法之未颁不在国会之未开而在人才之委靡人心之败坏。”“今日欲举预备立宪之实万事皆枝叶惟此养人才、正人心之一事实为本原”1婉转地表示了自己这个人才愿为清廷实行立宪效力的心情。此后梁启着力宣传立宪政治撰文介绍欧、美、日本各国宪政说明君主立宪政体最适合于中国国情。但是梁启的政治主张毕竟是与清朝统治者的愿望相抵触的他利用舆论工具敦促清廷加快立宪企图模仿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来治理中国；而清朝政府的本意则是以立宪为名扩大皇权强化封建梁启的主张自然不会被接受。因此直至清朝灭亡梁启苦心设计的救国方案一直未被采纳；他本人作为清廷1《开明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七第53、74页。
2戴泽：《奏谓宣布立宪密折》《辛亥革命》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8—29页。3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4页。1《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第23、28页。
的“悖逆要犯”也始终没有得到赦免。
第三节民初政坛的风云人物戊戌以后梁启的政治活动大都是在海外进行的与国内政界的联系只能以其他人物或团体为中介。因此尽管梁启凭其卓越的才能在鼓动舆论方面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在统治集团中却始终没有扮演过什么显赫的角色。随着武装起义的爆清廷被迫开放党禁这为梁启跻身政界提供了机会。
面对蓬勃开展的武装斗争和日益高涨的反封建浪潮梁启不得不承认“今后新中国之当采用共和政体殆已成为多数之舆论”。但为阻止革命势力的扩展梁启与康有为又提出了“虚君共和”的主张意欲使革命派与清廷实行妥协。他牵强附会地解释说：在共和政体中中国必须选择“虚戴君主共和政体”“此虽未敢称为最良之政体而就现行诸种政体比较之则圆妙无出其右者”1。宣统三年九月二十六日（1911年11月16日）袁世凯组成“责任内阁”任梁启为法部次官。对此梁启感到十分欣慰。在他看来自己和袁世凯是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两个关键人物只要能够联合起来那么社会就会出现转机。所谓“项城坐镇于上理财治兵此其所长也。鄙人则以言论转移国民心理使多数人由急激而趋于中立由中立而趋于温和此其所长也。分途赴功交相为用”1。梁启自视甚高他认为自己若以局外人的身份出现才便于控制舆论影响国民。“若就此虚位所能补于项城者几何？而鄙人则无复言之余地矣此所谓弃长用短也。”2他对袁世凯的邀请推辞不就而继续坚持为鼓吹“虚君共和”奔走呼喊实际上是在观察形势等待时机。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皇朝结束了封建统治但革命的胜利果实却为袁世凯所篡夺。1912年2月清帝退位3月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权力的法码似乎倒向了袁世凯一边。为了博得袁世凯的信任梁启对这位新的当权者大加吹捧说什么：“欧阳公有言：不动声色而厝天下于泰山之安公之谓矣。三月以前举国含生汲汲顾影。自公之出指挥若定起其死而肉骨之功在社稷名在天壤岂俟鲰生揄扬盛美者哉。今者率土归仁群生托命我公之所以造福于国家者实仅端而国民所责望于我公者益将严重。”他表示“今感情之时代既去建设之大业方始谣诼之集当不如前驱策之劳略堪自贡亦拟俟冰泮前后一整归鞭尽效绵薄以赞高深想亦为大君子所不弃耶？”3这些言辞十分清楚地表明了梁启急于投靠袁世凯的心情。“虚君共和”的调子收起来了与政府的关系也不“断绝”了梁启改而要为袁世凯政府效力了。
1912年1o月梁启结束了长达14年的流亡生活从日本回国。由于他声望很高名声在外所以回国以后受到许多人的热烈欢迎。他也决心利用这个机会做出一番事业来。
这时候的中国刚刚经过了一场改朝换代的巨大变动各派政治力量不1《上摄政王书》《梁启选集》第549、55o页。
1《新中国建设问题》《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七第34、43页。2《致罗惇曧书》《梁启选集》第6o5页。
3《致罗惇曧书》《梁启选集》第6o5页。
断分化新的政党相继成立。主张实行议会政治的宋教仁将同盟会与几个小政党合并在一起组建了国民党以期扩大力量参加竞选控制内阁。为了与国民党对抗梁启也积极活动合并政党他先是组建了民主党1913年5月又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为进步党成为民初唯一能与国民党对抗的大党。与此同时梁启还办报撰文鼓吹集权竭力为维护袁世凯的统治服务。特别是在“二次革命”爆之后梁启利用他所控制的舆论工具肆意诋毁革命党人反对革命运动。他在《革命相续之原理及其恶果》一文中以先觉者的口吻说道：“革命只能产出革命决不能产出改良政治。改良政治自有其涂辙据国家正当之机关以时消息其权限使自专者无所得逞。”1他把革命斗争说成是“暴民政治”攻击革命党人是“乱暴派”声称“暴民政治之祸更甚于洪水猛兽”并公开表示他要以“乱暴派”“为第一敌先注全力以与抗”2。梁启及其领导的进步党为维护袁世凯的统治摇旗呐喊因而得到袁世凯的赏识。1913年7月袁世凯任命进步党的熊希龄为内阁总理9月内阁组成号称“第一流人才内阁”梁启担任司法总长。
但是袁世凯的真正目的是要独揽大权做一个新的独裁者梁启所醉心的“改良政治”是他根本不愿也不可能接受的。当袁世凯利用进步党登上正式大总统的宝座之后熊希龄的所谓“人才内阁”对他来说就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碍事的了。1914年1月袁世凯在当上大总统后仅三个月就下令取消国会。2月熊希龄内阁倒台。尽管袁世凯改任梁启为币制局总裁但这个没有多少实权的职位实在难以引起梁启的兴趣。12月他辞去币制局总裁之职携家迁往天津。以后袁世凯又任命梁启为政治顾问委派他考察地方司法教育事宜梁启都推辞未就。
在此期间梁启与袁世凯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他既不满于袁世凯的统治但又对他寄于希望。对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和企图帝制自为的行径梁启是反对的。当日本政府迫胁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的消息传出后梁启在报刊上连续表《中日最近交涉评议》、《中日时局与鄙人之言论》、《解决悬案耶新要求耶》等一系列文章抨击日本的扩张政策和侵略野心。他在文中正告日本政府：“我国虽积弱已甚而国民常自觉其国必能岿然立于大地历劫不磨此殆成为一种信仰深铭刻于人人心目中而未由拔。”1“若欲并其不可屈者而屈之吾劝日本人亦勿作此妄想也。”然而梁启在指责袁世凯为一己私利而不惜损害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同时又不时为他作一些难以自圆其说的辩护。他说：“四月来之交涉我政府尽瘁事国之诚良不可诬；其应付之方略亦不得云大误。”1似乎袁世凯及其政府不仅没有多大罪恶而且还有很大的功劳。
由“二十一条”引起的政治风潮刚刚开始消歇袁世凯就加快了恢复帝制的步伐。他的一些外国顾问相继撰文鼓吹中国应当实行帝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