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第1224部分

　　　　曾国藩对阿思本船队的抵制含有维护中国民族尊严的积极因素但同时也反映曾国藩等湘淮军实力派与外国侵略者之间尚存在一定的矛盾。

　　　　然而不管怎样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曾国藩对于西方国家的言论和对策确实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在根本态度上反复强调起“与洋人交际要言忠信行笃敬”“要开诚布公与敦和好”。

　　　　曾国藩之所以对外国侵略者的态度有如此大的转变是因为他的认识有了根本的转变。同治元年五月初七日（1862年6月3日）他的日记记载了他与幕僚们的谈话：“洋人（咸丰）十年八月入京不伤毁我宗庙社稷目下在上海、宁波等处助我攻剿匪二者皆有德于我我中国不宜忘其大者而怨其小者。”2由于曾国藩对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的认识和态度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有了如此截然不同的转变因而促使他由宋明理学的信仰者变为主张“师夷智”以“自强”的洋务派大员。

　　　　2《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6第18—19页。

　　　　3《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4第1o页；《上恭亲王》《曾国藩未刊信稿》第176页。1何天爵：《中国的海6军》《洋务运动》第8册第474页。

　　　　2《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1第2页。

　　　　第六节举办洋务举办洋务是封建统治阶级中的实权人物被迫学习西方科技以巩固其政权的活动曾国藩是其中主要的倡导者。在当时声势浩大的农民大起义的冲击下为了对付太平天国和捻军等洋务活动必然先是从兴办军事工业开始。因此在咸丰十年提出借洋兵“助剿”和委洋商运米粮问题时曾国藩就表示“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以纾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3。咸丰十一年他就在安庆军营里设内军械所召募科技人士开始制造洋枪洋炮。第二年“试造洋器全用汉人未雇洋匠”在徐寿、华蘅芳等中国科技人员努力下造成第一艘木质轮船“黄鹄”号他计划“以次放大续造多只”1。为此同治二年冬他派遣早期留美学生容闳到美国购置机器进行扩充。两年后机器运到在上海创建江南制造总局“始以攻剿方殷专造枪炮亦因经费支绌难兴船工”。至同治六年（1867）曾国藩奏留海关洋税二成以其中一成充作造船费用至第二年建造成一艘较“黄鹄”号大五六倍的木壳轮船取名“恬吉”时也较前大有进步2。此后直到曾国藩去世前江南制造总局又6续推出“操江”、“测海”、“威靖”三艘轮船体积、吃水马力与载重一艘过一艘。同治十二年又制造成一艘“海安”轮马力达18oo匹载重达28oo吨。“在外国为二等在国内为巨擘。”3但是曾国藩死后制造局全由李鸿章管辖改变了以自制轮船的方针为以买船为主致使江南制造局在培养本国技术力量和技术设备上的展受到相当的影响。

　　　　除了制枪炮、造船曾国藩在江南制造局还设置了翻译机构“另立学馆以习翻译”。他对于主持编辑翻译的徐寿大加赞许认为“此举较办制造局为尤要”强调“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根本”只有通过翻译才能“明夫用器与制器之所以然”。并聘请英、美传教士伟烈亚力、傅兰雅、玛高温等人专事翻译制造的科技书籍多种1。此外他还接受容闳的建议在江南制造局兵工厂旁建立了一所兵工学校以培养机械制造方面的工程技术人才。曾国藩还接受容闳的建议与李鸿章联名奏请派遣幼童赴美留学。同治十年七月初三日（1871年8月18日）曾国藩（时任两江总督）与直隶总督李鸿章联衔会奏委派陈兰彬、容闳为正副委员选带聪颖子弟赴美国肄习自然科学技术具体办法为：“派员在沪设局访选沿海各省聪颖幼童每年以三十名为率四年计一百二十名分年搭船赴洋去外国肄习十五年后按年分起挨次回国。”212o名青少年后来虽因封建顽固势力的阻挠破坏未能按预定15年的期限学完而于光绪七年（1881）便全部提前撤回但通过这6到9年的学习还是培养出一批中国近代早期的外交、海军、航运、电报、路矿、教育等方面的新式人才其中包括铁路总工程师詹天佑等优秀科3《曾文正公手书日记》第13册同治元年五月初七日。

　　　　1《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2第58页。

　　　　2《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7第7—1o页；《清史稿·艺术传四》；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卷15；《手书日记》同治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3《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7第7页。

　　　　1《江南制造局记》《洋务运动》第4册第125页。

　　　　2《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7第7—1o页。

　　　　技工程人员并且对以后中国派遣留学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曾国藩办理“洋务”的时间不长所办的洋务内容比起李鸿章、左宗棠和后起的张之洞等要少得多。但是他起了创始者与带头人的作用在近代中国洋务运动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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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节“剿捻无功”

　　　　曾国藩在功名仕进上曾一帆风顺但在镇压捻军中因“无功”而招致清廷的不满。

　　　　同治四年四月（1865年5月）捻军将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的剿捻主力吸引到山东菏泽西北高楼寨利用有利的地形进行伏击使僧军被大量歼灭僧格林沁本人也被击毙。清廷大为震动赶紧调派曾国藩督师北剿。清廷颁给曾国藩以钦差大臣关防任命他督办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军务所有三省八旗、绿营及地方文武员弁均由他节制。

　　　　针对捻军流动作战、行踪不定的特点曾国藩采取重点设防坚壁清野画河圈围的对策。他先驻扎在徐州作为指挥中心并在临淮、周口、徐州、济宁（以后加上归德）等地驻防重兵进行堵截以后又分别移驻这些据点重点围攻另外派遣精锐马队对捻军进行跟踪追击以达到最后聚而歼之的目的。为了割断捻军与群众的联系他实行查圩政策进行坚壁清野严禁群众接济捻军并采取软硬兼施威胁利诱分化瓦解的政策企图彻底孤立捻军。他以水师炮船封锁黄河防止捻军北上又利用运河、淮河、沙河、贾鲁河等河流的自然地形挖壕筑墙进行设防企图限制捻军的流动。但所有这些都没能奏效。捻军这时已分东、西两支仍然往来穿插驰骋南北东西使清军经常处于被动挨打地位。同治五年八月（1866年9月）赖文光部东捻与张宗禹部西捻在河南开封大会师一举冲破曾国藩布置的沙河及贾鲁河防线大败河南巡抚李鹤年的河防军。然后乘胜东向突破运河防线进入山东水套地区。九月自山东回师再破清军河防重返河南如入无人之境。这使曾国藩煞费心机辛苦经营的合围河防“剿捻”计划破产不得不自认“剿捻无功”。

　　　　由于曾国藩劳而无功清廷决定以李鸿章来接替他。曾国藩自己也深感这种局面难以维持便于同治五年十月自请开缺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等职衔另派钦差大臣接办军务自己以散员留营效力并附片暂将封爵注销。清廷只撤换了他的剿捻钦差大臣命令他南返两江总督原任。

　　　　同治六年正月（1867年2月）曾国藩由周口剿捻据点途经徐州二月返抵江宁还驻两江总督衙门。此后两三年间清廷为了对他进行安抚先后补授他以体仁阁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等头衔并于同治七年七月调他任直隶总督。这年十二月至翌年二月他在北京受慈禧太后与同治帝的数次接见并在国宴上班列汉官之与满大学士倭仁东西相对享受清廷的最高荣宠。然而在骨子里曾国藩通过实际的观察体会对清皇朝之前途及其当权人物深感失望心情十分凄凉阴暗。还在同治六年六月间二十日晚（1867年7月21日）他就私下与他的机要幕僚赵烈文在闲谈时透露出自己的忧虑。他对赵烈文的清廷“根本颠扑”命运“殆不出五十年”的估计起先不肯相信以后觉得赵的分析有理而希望死免得看到清朝的崩溃而难过3。以后他北上到京、津等地通过亲自考察和直接了解对清廷及主要当权人物更是失去信心感到清廷大势已去更增添了心头的愁闷。

　　　　3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版第91页。

　　　　第八节“曲全邻好”

　　　　同治九年五月（187o年6月）天津生了重大教案爱国民众愤怒惩罚欺压中国人民、无视中国主权的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等侵略分子焚毁教堂和外国驻津机构多处。事件生后清廷派遣曾国藩前往处理。曾国藩到天津后明知这次教案“曲在洋人”但为了讨好侵略者以维持“中外和好”他不惜违心地大肆惩办中国人民将“启衅”的罪名硬加到天津老百姓头上。当时在中法代表交涉期间法国公使罗淑亚声势汹汹以武力进行威胁企图迫使清廷完全接受其极为苛刻的条件连清廷都感到事态严重“有诏备兵以待”而曾国藩却说：“百姓小忿不足肇边衅”1。他的对外既定方针是“即令审得确情实系曲在洋人”“吾辈亦宜含浑出之使彼有转圜之地庶在我不失柔远之道”；“如其曲不在洋人凭谣言以煽乱尤须从重惩办”2。在他主持下完全满足了法国侵略者的要求任意逮捕了8o余名无辜群众重刑逼供。“先后两次共得正法之犯二十人军徒各犯二十五人天津知府、知县配边疆赔款四十九万七千余两”3还由清廷派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为专使到法国赔礼道歉。曾国藩这种视人民如草芥、曲意讨好外国侵略者的卑劣行为不能不引起全国舆论的强烈反对甚至连旅居北京的湖南士大夫也气愤地砸掉他悬在湖南会馆上的匾额声言开除他出同乡会。在社会舆论的共同谴责下曾国藩不得不承认对于这一事件“办理过柔寸心抱疚”“内疚神明外惭清议为一生憾事”。以后还再三写信对人表示“神明内疚至今耿耿”。但实际上他又认为从维护清朝统治利益上讲是做得对的。他在向清廷奏报对天津教案一事的处理时说“中国目前之力断难遽启兵端惟有委曲求全之一法”1认为“兵端一开不特法国构难各国亦皆约从同仇。能御之一口不能御之于七省各海口；能持之于一二年不能持之于数十百年而彼族则累世寻仇不胜不休”2。他进而提出“皇上（指同治帝）登极以来外图强盛如故惟赖守定和议绝无改更用能中外相安十年无事”3。他认为为了维护清朝封建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惟有采取对外屈辱乞和的妥协方针。也就是在这个奏折中所说的今后“仍当坚持一心曲全邻好兵端不可自我而开以为保民之道”。

　　　　此后他更与郭嵩焘、李鸿章往复讨论。李鸿章说：“洋人所图我者利也势也非真欲夺我土地也。自周秦以后驭外之法征战者后必不继羁縻者事必长久。今之各国又岂有异。”4曾国藩答复道：“承示驭夷之法以羁縻为上诚为至理名言。自宋以来君子好诋和局而轻言战争至今清议未改此态。”1他们总结出的“驭夷之法以羁縻为上”作为他们对外行动指南并成为清廷对外关系的总方针。

　　　　1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卷27《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3册第411页。2李鸿章：《曾文正公神道碑》《曾文正公全集》卷第62页。

　　　　3《复崇地山宫保》、《复恭亲王》《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32第12、43页。1《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77第14—15、42—43页。

　　　　2《复陈津案各情片》同治九年六月二十八日《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9第4页。3《复刘霞仙中丞》《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33第4页。

　　　　4《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9第49页。

　　　　1《复曾相》同治九年闰十月二十一日《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o第27—28页。曾国藩按以上指导思想办理天津教案是完全得到清廷同意的但是由于舆论的指责集中在曾国藩一人身上使他一下子由“中兴名臣”变成“卖国贼”。为了缓和“清议”减少自己所受压力曾国藩上疏请求另派大臣到天津协同办理。清廷接受他的请求派遣工部尚书毛昶熙、江苏巡抚丁日昌赴津会办教案。这时正好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身死便下令调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而派李鸿章接替他为直隶总督复查天津教案。这实际上等于宣布曾国藩没有处理好天津教案。清廷把曾国藩推出来当替罪羔羊使曾国藩深感难堪并为之寒心。

　　　　曾国藩于同治九年（187o）九月下旬离津入京十月十五日（11月7日）由京南行闰十月二十日（11月12日）抵江宁。此后他于同治十年十月曾乘船到江苏长江南北诸城镇巡视军营并到上海视察江南制造总局所属各厂。由于重病缠身加上长期的精神抑郁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1872年3月12日）曾国藩病逝于两江总督衙门终年62岁。

　　　　他死后清廷给他以最高嘉奖在专的上谕和祭文中对他大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