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安庆这长江中游的三大据点然后进军东南包围天京。因此此后七八年间湘军便同太平军对这三大据点进行了激烈的反复的争夺。
曾国藩面对太平军强大的兵力及其所占有的优势认为必须逐步推进步步为营而不能急于冒进。他先着眼于两湖地区与太平军展开了拼死的战斗。战斗最早于咸丰四年（1854）三月上、中旬在岳州府周围进行老湘营王錱兵败退守岳州又缒城逃跑大部分被歼太平军乘胜进占湘潭钳制长沙。曾国藩以湘军主力力争湘潭并自率水师攻打长沙北之靖港结果湘军水勇溃败战船三分之一被焚毁和为太平军所获。曾国藩羞愤交加投水自杀被随从救出。湘潭方面双方激战7日太平军伤亡重大被迫退出长沙外围缓解。曾国藩利用3个月时间休整于六月中重新出动七月初一日夺回岳州府城。
这年八月曾国藩督率湘军水6师分三路进攻武汉。八月二十三日（1o月14日）攻陷武昌、汉阳太平军停泊汉水的千余艘船只拟冲至长江被截毁殆尽湘军水6东下进攻江西。十月十三日（12月2日）湘军水师在彭玉麟、杨载福带领下又攻断湖北田家镇至半壁山的拦江铁链焚毁太平军船只45oo余艘。湘军大为得势。
然而风云突变这年十二月太平天国派石达开率军在江西湖口、九江焚湘军水师船只。特别是十二月二十五日（1855年2月11日）在九江夜袭湘军水师焚战船多艘获曾国藩座船尽得其文卷册牍曾国藩走投无路再次投水寻死被人救起送罗泽南营中。紧接着咸丰五年春太平军第四次攻占汉阳并第三次攻克武昌城曾国藩率部龟缩南昌城内不敢出来。下半年十一月石达开回师江西在短短3个月里赣中、赣北尽为太平军所得。到咸丰六年上半年曾国藩率湘军东征与太平军进行了将近3年的争夺战彼此各有胜负但总的形势对湘军是不利的不仅长江中游三大据点都在太平军手里而且太平军还控制了从武昌到镇江之间所有沿岸的城镇；安徽、江西、湖北东部以及江苏部分地区也都为太平天国所有。
然而不久“天京事变”爆形势急转直下。曾国藩带领湘军趁机反攻。咸丰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1856年12月19日）湖北湘军胡林翼、杨载福等攻陷武昌。咸丰七年九月初九日（1857年1o月26日）湘军攻陷湖口被阻隔3年之湘军水师彭玉麟部与杨载福部在外江会合。
在此期间自咸丰七年二月到八年六月的一年四个月时间里曾国藩因丁父忧回原籍守制。他与清廷的矛盾也通过三四年来战事的进展而有所增长。以咸丰帝为的清朝统治集团对于曾国藩本来就怀有疑虑始终都仅赐给他空头衔而不予以实权使他感到处处都有阻力。他曾向咸丰帝提出至少授给他以巡抚职务以便于办理军务调动粮饷等但没有获得同意而让他继续“在籍守制”。到咸丰八年元月由于胡林翼、骆秉章先后奏请他统兵援浙他才再度出山。
经过几年来与地方官吏和清廷的交涉折冲又经过一年多来在原籍守制期间的反思再度出山的曾国藩变得老练圆滑了。此后的曾国藩与清廷及与地方官吏的关系渐趋于合拍他的职权地位也随着形势变化展而不断有所提高。
太平天国的实力由于领导集团的内讧而大为削弱使总的形势大有利于清廷但就湘军与太平军的较量来看在咸丰八年至十年的两三年间则仍有起伏。咸丰八年四月湘军李续宾等会同水师杨岳斌（即杨载福）、彭玉麟联合攻下九江太平军一万七千余人死难长江中游第二据点又为湘军所得。但同年十月三河镇之战李续宾所部湘军精锐6ooo为陈玉成、李秀成联军全歼湘军悍将李续宾等被击毙给曾国藩及其湘军集团打击之大不亚于咸丰四年冬湖口、九江曾国藩座船被俘获之役“不特大局顿坏而吾邑士气亦为不扬”3。
咸丰九年（1859）石达开部太平军拟行入川骆秉章与胡林翼计议通过湖广总督官文奏请清廷派曾国藩入川布置以确保湖北饷源而乘机为曾谋得川督。咸丰帝虽下令调派曾国藩率军入川却无意授他以四川地方实权因而胡林翼等又合计将曾国藩留驻湖北共谋进军安徽。此后曾国藩便以攻取安庆作为湘军的战略重点和当务之急把安庆之战看作是“目前关系淮南之全局将来即为克复金陵之张本”来考虑1。
曾国藩进攻安庆采取围城打援的策略。他以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实行力取上游逐渐及于下游也就是先取安徽再及于江、浙的方针始终坚定不移。即使是咸丰十年春夏之间江南大营再次解围和春、张国樑兵败身死苏常危急咸丰帝一再催促曾国藩率湘军东下支援他都拒不从命安然不动。咸丰帝万不得已只好赐曾国藩以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并连下谕旨令他撤安庆之围驰援苏常。他也还是奏称“自古平江南之贼必踞上游之势建瓴而下乃能成功”2坚持原来的观点。最后清廷不得不同意他的意见。由于坚持先打安庆再及江南的战略方针在此后安庆攻陷后湘军在围攻天京上拥有更加有利的形势。
但是太平天国晚期洪秀全重用洪仁ㄒ猿掠癯伞⒗钚愠啥说纳朴诖透挥谑嫡骄槭乖恼铰砸馔疾豢赡芮嵋资迪侄揖Ｏ萦诶Ь场Ｏ谭崾晗闹潦荒瓿跸脑蚱蠲沤�1年调兵遣将与太3同上书第4页。
1《复刘霞仙》《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7第23页。
2《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1第44页。
平军争夺皖南。在十年十月和十一年四月曾国藩就曾先后两次因太平军李秀成和李世贤分别率部逼近而惊慌万状两次都写了遗嘱安排后事只是因为太平军没有进一步进攻而使之度过了危机。事后他还心有余悸再不敢身临前线指挥作战了。
安庆经过长期的围困于咸丰十一年八月初一日（1861年9月15日）
终于被湘军曾国荃等部攻陷。在曾国藩支持下曾国荃纵兵杀掠乘机大横财。
安庆的失陷使天京失去重要的屏障。太平军从此居于守势湘军与太平军的主要战场也由安徽转移到江苏。
咸丰十一年七月咸丰帝死于热河避暑山庄。这年十月慈禧太后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与恭亲王奕䜣动了“辛酉政变”夺取了政权。为了尽快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慈禧太后任命曾国藩管辖苏、赣、皖、浙四省军事自巡抚、提、镇以下文武各官皆归节制；同治元年（1862）更加以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官衔。这时曾国藩渴望多年的宿愿得以实现军、政、财大权一手在握积极性也大为提高从而加紧对苏南、浙江进兵为最终攻取天京作好布防。在他的支持下曾国荃部湘军包揽了对天京的围攻。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1864年7月19日）天京沦陷曾国荃部抢得了镇压太平天国的头功并纵兵对天京大肆掳掠烧杀。清廷论功行赏曾国藩赏加太子太保衔赐一等侯爵世袭罔替赏戴双眼花翎。曾国荃赏加太子少保衔赐一等伯爵其余湘军将领也都赏赐有加。
在慈禧太后把持下的清廷对曾国藩虽然委以重任并给予实权但实际上还是很不放心的。特别是在曾国荃进兵雨花台以后湘军自数万增至十余万人曾氏兄弟手握重兵对清廷不能不是一大威胁因而清廷对曾国藩的态度便有所改变不像以前那样支持了。曾国藩凭其多年的政治经验意识到要保存性命只有退让。于是在攻陷天京后便主动提出裁撤湘军和为曾国荃代请回籍养病以消除清廷的疑虑。具体办法是裁撤他所直接统率的湘军主力二万五千名但保留后建的淮军以“御寇”；曾国荃辞去浙江巡抚的职务。对于曾国藩的自释兵权和曾国荃引疾自请开缺清廷很快便予以批准。第五节从主张抵抗到外敦“和好”
当曾国藩正率领湘军与太平军激烈搏斗期间生了英法联军侵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这时曾国藩在对待外来侵略的问题上仍然是主张抵抗。两年以后咸丰九年五月二十五日（1859年6月25日）第二次鸦片战争前一阶段战役结束《天津条约》已经签订英法侵略者北上换约他们故意不按清廷规定的路线擅自闯入大沽口遭到大沽驻军的痛击。曾国藩在得到消息后认为这次胜利大快人心。他在写给当时在僧格林沁营中当幕僚的郭嵩焘的信中说：“五月二十五日之战自庚子、辛丑（184o、1841）夷务初起后至是始一大创之中外人心为之大快。”3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出现了封建统治者与外国侵略者结合起来以对付农民起义的新局面这便是“借兵助剿”的问题。
在“助剿”问题上外国侵略者是很积极主动的。咸丰十年冬俄、法驻华公使便连续向清廷表示愿意共同镇压太平天国。这时通过第二次战争的再次接触清朝统治集团中的某些重要成员对于西方侵略者的认识已有较大转变。他们认为太平天国和捻军等农民起义军是“心腹之害”而外国侵略者不过是“肢体之患”或“肘腋之忧”1。于是借洋兵“助剿”便提到会议桌面上来。在谈判桌上俄、法、英、美很主动而清廷则处在被动地位。就清廷方面而言它未尝不想借洋兵以镇压农民起义但又感到“流弊滋多”因而迟疑再三最后只是在太平军占有苏、常再次进攻沪、杭的严重形势下才不得不被迫接受。
但是对于借洋兵“助剿”曾国藩却另有一番考虑。同治元年正月（1862年2月）他以两江总督的身份在给江苏巡抚薛焕的信中就曾很不客气地责问道：“其借助西洋一事未经奉商遽行举办此等情形鄙人前皆未闻。”1而当清廷表示“嘉其助顺听其进兵”逼他表态时他在给同治帝的奏折中表示不同意和洋兵联合进行全面会剿认为“目前权宜之计只宜借兵守沪城切勿遽务远略”始终强调“借洋兵以助守上海共保华洋之人则可借洋兵以助剿苏州代复中国疆土则不可”2。
由此可知曾国藩对于洋兵“会剿”事是有条件的他在给薛焕的信中曾直截了当声称：“弟所谓愿执其咎者专指保上海而言而必欲攻取金陵、苏、常则始终不敢与闻。”3正是由于曾国藩等的反对清廷最后没有接受英、法、俄、美等国大规模的洋兵联合会剿而在同治元年夏的一个上谕宣告：“借洋兵助剿之议叠经曾国藩等先后复奏佥称有害无利前因上海吃紧英、法两国情愿帮同战守是以姑事羁縻未经阻止。”表示以后当主要依靠官军1。
曾国藩之所以反对“洋兵会剿”认为“只宜借兵守沪城”真正的原3《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1第44页。
1《复郭筠仙》《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8第35页。
1《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8册第2675、2674页。
2《复薛觐堂中丞》《曾国藩未刊信稿》中华书局版第27页。
3《复潘玉香观察》《曾国藩未刊信稿》第7—8页；《议复借洋兵剿贼片》（同治元年正月二十二日）《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5第19—2o页。
1《曾国藩未刊信稿》第27页。
因是：第一他不愿洋人分占其利特别是不甘愿洋枪队分占由他和其弟曾国荃湘军主攻天京的头功。这是最主要的。第二这也是从清朝统治者的实际利益考虑。尽管这时这个政权已开始半殖民地化了但它在能够保有的独立限度里还是尽量想多维持一点自己的封建主权。
值得注意的还有阿思本船队的事件。这事也生在咸丰、同治之交与借洋兵助剿差不多同时。咸丰十一年（1861）总理衙门大臣奕䜣、桂良、文祥等先奏请购置外国船炮以期早平“内患”曾国藩很表赞同称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2。第二年经清廷批准由总理衙门委托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趁休假回国之便代购中号兵船3艘、小号兵船4艘。但李泰国违反总理衙门与他的协议不仅多购1艘船价由原定6o万两增至1o7万两而且擅自招募6oo余名英国人为船队水手军官聘请英国皇家海军上校阿思本任船队的司令。更严重的是他竟以中国代表自居与阿思本订立了十三条协定“依据这协定的条款司令除了皇帝之外不接受任何人的命令皇帝的命令要有李泰国副署才能有效”3。同治二年八月（1863年9月）这支新购的船队到达中国俨然是一支外国的海军小舰队。与曾国藩“原期操纵自如指挥由我”的设想完全不是一回事。奕䜣等“再四向李泰国严词驳诘”议定折衷办法订立章程五条“由中国选拔武职大员作为该师船之汉总统以阿思本为帮总统均听当地所在用兵地方督抚节制调遣”1但遭到曾国藩等湘淮系的坚决抵制最后不得不将阿思本船队解散。
曾国藩对阿思本船队的抵制含有维护中国民族尊严的积极因素但同时也反映曾国藩等湘淮军实力派与外国侵略者之间尚存在一定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