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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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 第12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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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绪帝颁布了对日宣战的谕旨后期待着战况能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进展。于是他于七月初二、初三日(8月2日、3日)接连旨令李鸿章迅电催各军“星夜前进直抵汉城”“一俟诸军齐到即可合力驱逐倭寇以解汉城之围”2希望能痛击侵朝日军。七月初四日(8月4日)卫汝贵和马玉崑率部始至平壤。随后左宝贵部与丰升阿部也赶到平壤。各军期待着从平壤进军汉城。但李鸿章却在电文中指示卫汝贵称:“平壤要地宜会商何军留守方可前进”3主张以防守为主。对此光绪帝表示不满又在七月十六日(8月16日)谕令李鸿章“电饬各统将筹商妥协迅进兵”4。李鸿章则在第二天请总理衙门代奏强调目前只能坚扎平壤待后路布置妥当再“相机进取”。七月下旬叶志率部抵平壤光绪帝根据李鸿章的提议命其总统平壤各军。不料叶志是一个畏敌怯战的统帅他以“各军马步有未到齐者”为由请求继续“筹调添募”军队在平壤按兵不动。八月五日(9月4日)光绪帝再次谕令李鸿章称:“朕为军情至急昕夕焦急。该大臣慎毋稍涉大意致有疏虞自干咎戾也。”1这次李鸿章未敢怠慢电催叶志出兵叶志也感到再不出兵无法向皇帝交待随即先派骑兵一哨出探方知日军已向平壤逼来。八月十六日(9月15日)日军向平壤起总攻叶志率部望风而逃而马玉崑、左宝贵则分别在船桥里、玄武门率部同日军进行了血战终因寡不敌众平壤陷于日军之手。这样光绪帝设想在朝鲜战场抗击日军的计划落了空。

    在日军进攻平壤的第二天李鸿章调派的援军分乘5艘运兵船由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率12艘主力战舰护送驶至鸭绿江口。当晚1o营援军登岸次日丁汝昌率航队返航。当北洋舰队行驶于鸭绿江口大东沟附近的黄海海面时与日本联合舰队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海战是为黄海海战。海战中邓世1《中日战争》第2册第624页。

    1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3册总第3441页。

    2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1册第42页。

    3《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6第6页。

    4《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16第4o页。

    1《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6第39页。

    昌不畏牺牲誓与舰船同存亡的英勇表现感动了光绪帝他亲赐挽联曰:“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2就黄海海战的结局而言中日双方舰船均有所创并且是日本舰队先退出了战场表明这是一次未分胜负的海战。但这次海战后李鸿章却极力主张“避战保船”从而丧失了制海权导致北洋舰队最终被日本舰队困扼于山东威海刘公岛基地而全军覆没。光绪帝壮海军之威的愿望只能成为泡影。

    甲午战争爆后清廷为招募军队、添购兵船积极筹款。作为光绪帝师傅又兼任户部尚书的翁同龢更为筹款四处奔波费尽心思。他在光绪帝的支持下根据文廷式、安维峻等人多次上奏要求慈禧太后停办“万寿庆典”筹备的各折于八月十四日(9月13日)以户部名义上奏请求停止为祝寿所搞的庆典工程以节省经费。光绪帝不仅对此折大加称赞而且又授意志锐、高燮曾等人上奏呼吁移祝寿工程之费为战费。慈禧太后在舆论压力之下只好在八月二十九日(9月28日)宣布停办各点景、戏台简化庆典活动祝寿地点由颐和园改在宫中受贺。这算是光绪帝有生以来第一次迫使慈禧太后作出的让步。慈禧太后虽在无奈之中同意了移颐和园工程之费以作军费但她却在内心里充满了不满声称:“今日令吾不欢者吾将使其终生不欢”寻找报复的机会。

    当日军继攻占平壤又将战火引至鸭绿江边时慈禧太后感到惶恐不安把求和的希望再次寄托到列强的出面调停上来。她听说俄国公使喀西尼假满回任将路过天津的消息便在八月二十八日(9月27日)出面召集枢廷会议主张由李鸿章出面与俄使交谈。因俄使不愿出面调停慈禧太后的联俄制日求和活动未能实现。接着她又鼓动恭亲王奕䜣与英使联系寄希望于英国的调停。本来在甲午战争爆后帝党官员纷纷要求光绪帝起用已被闲置1o年之久的恭亲王奕䜣。光绪帝采纳了这个建议于九月一日(9月29日)任命奕䜣为总理衙门和海军衙门的总理大臣希望他能以老臣的资历对战局做些指导。不料这位在“甲申朝局之变”中被慈禧太后罢黜的恭亲王竟在复出后又站到了慈禧太后一边实令光绪帝恼火。但光绪帝仍幻想利用奕䜣与慈禧太后长期政争的矛盾又于十月初五日(11月2日)任命奕䜣为新成立的督办军务处的脑。光绪帝还在同日任用翁同龢为军机大臣试图以此来改变军机处由后党操纵的局面。光绪帝的主战与慈禧太后的求和固然形成鲜明的对比但他对奕䜣的重用却是一个失误。奕䜣在督办军务处仅两天后就去商请英、法、德、美公使以赔偿兵费等为条件由列强出面调停。

    也在日军逼近鸭绿江之际光绪帝强调加强鸭绿江防线在给李鸿章的谕令中称:“著李鸿章统筹进止机宜妥为调度朝廷不为遥制。”3李鸿章在掌握统筹进止之权后并未作积极的防守以致日军在九月二十六日(1o月24日)强渡鸭绿江接着连陷九连城、安东、凤凰城、金州、旅顺等地。光绪帝于十月二十七日(11月24日)旅顺失守后“责李鸿章调度乖方褫职留任”1。于此光绪帝调两江总督刘坤一到山海关前线负责指挥战事试图用湘军取代淮军以改变不利状况。但湘军的战况依然不佳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春日军又接连攻占了山海关外的海城、营口、田台庄等要地2《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9第13页。

    3邓素娥:《邓世昌遗事及有关文献》《图书馆杂志》1982年第2期。1《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2o第28页。

    几乎控制了辽东半岛。

    光绪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895年1月2o日)日军又在山东荣城湾登岸从后路包抄威海。光绪帝连谕令要北洋舰队和6军“奋力冲击”“切勿再失事机致以战舰资敌”2。但早已在李鸿章“避战保船”方针下躲在刘公岛基地的北洋舰队不仅无法控制制海权还遭到日军在威海后路的合力夹击最终以日本舰队于光绪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三日(2月17日)侵入威海卫港和北洋舰队的覆灭而结束了威海卫之战。

    日本军队向威海卫进攻之日正是清廷遣使赴日求和之时。还在奕䜣要求各国公使出面调停的时候他派出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去天津同李鸿章密商直接派员赴日求和问题。李鸿章建议由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前往日本结果日本以德璀琳不是清廷钦派大员为借口拒绝接待。慈禧太后又同奕䜣商定由张荫桓作为全权代表赴日。正月初六日(1月31日)张荫桓一行抵达日本广岛。日本为全歼北洋海军不愿在此时议和便以张荫桓等人全权不足为由不予开议日方表示只有奕䜣或李鸿章亲自赴日才能作为谈判对手。在日军占领刘公岛的当天慈禧太后决定派李鸿章为全权议和代表赴日谈判李鸿章在旅顺失陷时所受的处分也予以撤销。慈禧太后作了这些安排之后自己便抱病不出把怎样议和的烂摊子甩给光绪帝。李鸿章于正月二十八日(2月22日)来京后与枢臣讨论了议和中的有关问题。李鸿章起初表白“割地之说不敢承担”想把割地的责任推给朝廷。翁同龢认为“但得办到不割地则多偿当努力”这代表了光绪帝的意见。后党成员孙毓汶、徐用仪便称:“必欲以割地为了局”1。帝、后党之间在割地问题上分歧明显。后来李鸿章以如议和不成日本将“照旧进兵直犯近畿”2相要挟加以英、俄等国也胁迫清廷尽快议和光绪帝只好作出妥协命奕䜣代传口谕授李鸿章“以商让土地之权”又“令其斟酌重轻与倭磋磨定议”1。三月二十三日(4月17日)李鸿章在日本抱着“宗社为重边徼为轻”2的宗旨与日方草签了《马关条约》。由于该约内容苛刻光绪帝以割地太多为由表示对该约“不允”3拒绝签字用宝。此时爱国官员的谏诤和举人的上书活动风起云涌光绪帝怀着通过迁都而与日本周旋的想法到颐和园请求慈禧太后接受这唯一可行之策结果遭到拒绝。四月初八日(5月2日)军机大臣孙毓汶拿着李鸿章从天津送来的和约稿本与奕䜣等人共同逼迫光绪帝签字慈禧太后在这时也指令必须批准和约光绪帝“绕殿急步约时许乃顿足流涕”被迫在《马关条约》上签了字第二天“和约用宝”4。

    在甲午战争中力主抗击日本侵略的光绪帝因战败而吞下了苦果。然而他并没有因此消沉下去却是以“不愿做亡国之君”的姿态迎合了正在兴起的维新变法运动。

    2《清史稿》第4册第9o8页。

    1《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3o第21页。

    2《中日战争》第4册第538—539页。

    1《中日战争》第1册第83页。

    2《中日战争》第3册第6o9页。

    3《中日战争》第3册第6o9页。

    4《中日战争》第1册第126页。

    第五节下诏变法在光绪帝被迫接受了《马关条约》并在该约文本上签字的当天即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初八日(1895年5月2日)由康有为联络在京参加会试的13oo余名举人联名签字的以“拒和、迁都、变法”为主要内容的上清朝皇帝书正式呈递都察院要求上达光绪帝是为颇为有名的“公车上书”。都察院以《马关条约》已用宝为名拒绝接受这份上书。但上书的内容却被广泛传抄和刊印产生了深远影响。“公车上书”活动拉开了维新变法运动的序幕。接着康有为又撰写了上清帝第三书呈递都察院。五月十一日(6月3日)这份上书送到了光绪帝的手中。此时正在为甲午丧师痛感不安、为签约用宝深怀内疚的光绪帝亟切需要的是怎样雪耻自强之方康有为这份上书中所详细陈述的“富国”、“养民”、“教民”、“练兵”等实施变法的具体内容所申明的必须“及时变法”“求人材而慎左右通下情而图自强以雪国耻而保疆圉”5的剀切之言引起了他的共鸣对上书“览而喜之”立即命令再抄录副本4件以1件呈送慈禧太后1件留存军机待日后交各省督抚讨论1件存放乾清宫南窗小箧1件存勤政殿以备随时“览观”1。这是光绪帝同维新派的代表人物康有为透过紫禁城的高高厚墙在思想上生接触的开始。当然在守旧官员把持朝政的情况下这种接触是非常困难的。2o余天后康有为又写下呈光绪帝第四书先后请都察院、工部等衙门代递均遭到拒绝表明康有为与光绪帝之间的沟通道路障碍重重。

    鉴于这种情况康有为深深认识到:“变法本原非自京师始非自王公大臣始不可。”2于是他把帝党官员视为靠山同翁同龢联系密切。翁同龢早在光绪十四年康有为第一次向清帝上书时就闻知了他的名字当光绪二十一年的会试期间翁同龢作为朝考阅卷大臣对康有为加意赏拔使其考中进士。出闱后康有为拜访了翁同龢反复向翁同龢讲述了变法的重要性希望光绪帝能够“力任变法推见贤才”。翁同龢感到康有为对宫中情况不甚了解便对他说:“与君虽新见然相知十年实如故人姑为子言宜密之。上实无权太后极猜忌上有点心赏近支王公大臣太后亦剖看视有密诏否?自经文芸阁召见后即不许上见小臣即吾之见客亦有人窥门三巡数之者。”3临别时康有为送给翁同龢两本他自己所写有关俄国、日本变法的书籍《俄彼得变政记》、《日本变政考》。不久康有为又引荐梁启、谭嗣同、黄遵宪等人结识了翁同龢。翁同龢则将帝党官员文廷式、李盛铎、陈炽等人介绍给康有为等维新志士。这样维新派与帝党的结合对于维新运动的不断高涨起到了促进作用。这一年夏季《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的创刊和强学会的成立有力地扩大了变法的宣传壮大了维新的力量。

    光绪帝能够对康有为等维新志士进一步加深了解并逐步确立变法的信心与帝党官员起到的纽带作用是分不开的。他第一次展读康有为的上书时翁同龢在场向他介绍了康有为的才华。随后“备以康之言达皇上又日以万5同上书第128页。

    1《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132页。

    2《戊戌变法》第4册第131页。

    3同上书第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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