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湉是同治帝载淳的七叔醇亲王奕譞之子。本来按清皇朝家法在同治帝身后无子的情况下应当从皇族近支中的晚辈里挑选一人立嗣继承皇位然而载湉却是作为载淳的同辈接替了皇位这样一个不同寻常的事情是清廷内部矛盾与争斗的结果。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1875年1月12日)年仅19岁的同治帝病死作为其生母的慈禧太后在悲痛之余关注更多的是怎样继续得以垂帘听政的问题。从慈禧太后的角度来看假如从溥字辈挑选一人为帝那么她就会因此被尊为太皇太后这固然已很尊贵但相差两辈的疏远会直接影响她对清朝统治大权的操纵在权力欲的支配下她决意从与同治帝同辈的人中选择了醇亲王奕譞之子载湉为帝位继承人。为掩人耳目慈禧太后在“懿旨”中称立载湉为嗣皇帝乃不得已之举表示“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帝”3。此时载湉只有4岁待他有子再承接同治帝的帝位至少要有十几年的时间。慈禧太后立载湉为帝以便继续垂帘听政。
光绪元年正月二十日(1875年2月25日)清廷在紫禁城太和殿为载湉举行了登基典礼。接着两宫皇太后又以皇帝年幼为名再度垂帘听政重演同治帝即位时的故伎。载湉虽成了皇帝而操纵政局的人物却仍是慈禧太后。
3同上书第38页。
第二节幼帝生涯载湉经过嗣称帝与慈禧太后形成了“母子”关系。本来载湉作为咸丰帝的侄子和慈禧太后外甥的双重身份已与慈禧太后是亲上加亲慈禧太后选中载湉为帝除了有揽权的用意之外她也是考虑到由其胞妹之子接替皇位是最为合适的选择。小皇帝入宫后离开了他的亲生父母慈禧太后自然要对这个幼童予以关怀据她自己对臣属说:载湉“常卧我寝榻上时其寒暖加减衣衿”“我日书方纸课皇帝识字口授读四书诗经我爱怜惟恐不至”1。当然这种爱怜是具有既出于对幼童体贴的人情味而又试图通过不断调教使载湉依附于慈禧太后的双重含意。载湉入宫后“其父母不敢给以食物”2表明载湉只能与慈禧太后之间有“母子”之情。慈禧太后还叮咛载湉身边的侍从对载湉讲他已不是醇亲王的儿子他应当“永远承认太后是他的母亲”3。随着载湉长大懂事慈禧太后又搬出“家规”要求载湉每日向她问安一次并常常用孝道来训导载湉对她要俯贴耳恭敬听命。作为皇帝的载湉在向慈禧太后请安时不命之起不敢起太后稍不如意就罚令长跪。慈禧太后外出时载湉“亦必随扈炎风烈日迅雷甚雨不敢乞休”1。以至于载湉每次面见慈禧太后总是“战战兢兢”“胆为之破”2。幼小的光绪帝迫于慈禧太后的淫威产生了对慈禧太后畏惧的心理甚至听见锣鼓、吆喝、雷电等声都会感到震惊这种怯懦的心理可以说对他的一生都带来了无法摆脱的影响。
在载湉即帝位11个多月后慈禧太后于光绪元年十二月十二日(1876年1月8日)颁“懿旨”称“皇帝冲龄践阼亟宜乘时典学”决定让光绪帝在毓庆宫入学读书并派内阁学士翁同龢、兵部左侍郎夏同善“授皇帝读”3一切读书事宜由醇亲王奕譞管理。翁同龢当初曾在弘德殿为同治帝授读他第一课所讲的明代张居正的《帝鉴图说》即以生动自然博得小同治帝的喜爱由他再充任小光绪帝的师傅显然堪称此任。
在光绪帝入读毓庆宫前翁同龢等人在养心殿对其进行了入学前的启蒙教育。光绪二年正月二十二日(1876年2月16日)为光绪帝开蒙的第一天翁同龢先是握着光绪帝的小手临摹“天下太平”、“光明正大”8个字然后教他认“帝”和“德”两个字接下去讲解《帝鉴图说》的篇《三皇五帝》。开蒙4个月后5岁的光绪帝于四月二十一日(5月14日)在毓庆宫正式入学读书。根据清朝对幼帝进行教育的惯例光绪帝所学的课程主要有“四书”、“五经”等儒学经典“圣祖圣训”等先帝治术由满、汉师傅分别用满文与汉文讲解还要由武臣教会拉弓射箭等武功。读书的头两年以认字和听讲书为主规定生书每日读2o遍熟书读5o遍。小载湉起初厌烦读这么多遍书经翁同龢的变通采用以读会为准的办法逐步使光绪帝喜欢上读书。翁同龢不仅教书还从生活上关心体贴光绪帝以长辈的厚爱1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1册总第2页。
2《戊戌变法》第4册第223页。
3徐珂:《清稗类钞》第3册“宫闱类”第36页。
1德龄:《瀛台泣血记》第74页。
2徐珂:《清稗类钞》第3册“宫闱类”第45页。
3梁启:《戊戌政变记》第57页。
跨越了君臣名份的阻隔使光绪帝受到创伤的心感受到温暖以至于他们二人通过毓庆宫的读书与教书关系而建立了深厚的友情。翁同龢等人针对光绪帝伴随年龄的增长需要新知的特点在光绪八年(1882)载湉11岁时增添授课内容讲解了贺长龄、魏源所辑《皇朝经世文编》两三年后又进讲了越南、朝鲜、日本、中国台湾地图书和魏源撰《圣武记》、《海国图志》等书随后又讲解有关洋务的折件使光绪帝眼界大开。到光绪十二年(1886)载湉虚龄16岁时即中国传统观念认为已为成人之际据称就已具备了“披阅章奏论断古今剖决是非”4的能力。在告别幼帝生涯的当口光绪帝所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就是能否顺利地亲政。
4《德宗景皇帝实录》卷23第7页。
第三节亲政波折当初两宫皇太后立载湉为帝、再度垂帘听政之时曾把听政解释为“一时权宜”之举保证“一俟嗣皇帝典学有成即行归政”1。光绪十二年六月初十日(1886年7月11日)慈禧太后在“懿旨”中重申了前面所说的话并宣布“著钦天监选择吉期于明年举行亲政典礼”1。表面看来慈禧太后是在信守诺言而实际上幼帝长大后迟早都要面对亲政的问题慈禧太后早做预谋目的是在无可奈何地让光绪帝亲政后她仍然能够找到一个新的方式操纵清廷大权。对于她的这个用意醇亲王奕譞是心领神会的。奕譞在两年前的“甲申朝局之变”中取代了恭亲王奕䜣在朝廷的地位而成为慈禧太后的心腹。他在慈禧太后准备让光绪帝亲政的“懿旨”颁布后仅5天就上奏称与各位王大臣审时度势合词恳请慈禧太后“训政”并表示皇帝“将来大婚后一切典礼规模咸赖训教饬诫”。他提出的训政模式为:“必须永照现在规制一切事件先请懿旨再于皇帝前奏闻”2。慈禧太后顺水推舟表示接受奕譞的训政请求。这年十月礼亲王世铎就训政的细则奏报慈禧太后允准其中“凡遇召见引见皇太后升座训政”3一条实质上与垂帘听政并没有什么区别。光绪十三年正月十五日(1887年2月7日)清廷为光绪帝举行了亲政仪式。这与其说是光绪帝亲政的开始倒不如说是慈禧太后通过训政的方式为其日后归政于光绪帝而铺平了一条能够长期对皇帝加以控制的通道。
在慈禧太后训政两年之后光绪帝的大婚典礼于光绪十五年正月二十六日(1889年2月25日)在清宫隆重举行。此时慈禧太后没有打破幼帝一经大婚便要亲理朝政的祖宗之法只好搬出皇宫到颐和园去“颐养天年”。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已甘心地去让光绪帝行使皇权而是在归政前后搞了一连串的活动以便对亲政后的光绪帝加以控制继续操纵清廷大权。为对光绪帝施加她的影响在光绪十四年十月择定由她的侄女叶赫那拉氏为光绪帝的皇后。为加强对朝廷的控制她在文武官员的安排任命上多用对其效忠之人以至于光绪帝亲政之时所面对的几乎尽是太后听政与训政时期的重臣。为便于把握光绪帝的动向她决定将光绪帝读书的书房由毓庆宫改在颐和园附近的西苑要求光绪帝每日到颐和园向她请安亲政后的光绪帝必须将朝中大事向她“禀白而后行”。显然慈禧太后为光绪帝亲政设置了重重路障。光绪帝的亲政历程由酝酿到开始经过了两年半多时间并且是一波多折。但是已长大成人且渐渐成熟的光绪帝一经正式亲政其所作所为则是慈禧太后始料不及的。尽管慈禧太后仍不断以各种方式箝制着他然而作为一个年轻的皇帝他总还要施展一下自己的政治抱负他与慈禧太后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已经不可避免。
1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2册总第2119页。
1《德宗景皇帝实录》卷1第1页。
2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2册总第2119页。
3同上书总第2123—2124页。
第四节甲午主战光绪帝亲政以后慈禧太后仍然时常干预朝政从而引起了部分臣属的不满。一些大臣表示出对光绪帝的同情和支持光绪帝也为冲破满朝多是慈禧太后旧臣的局面相继提拔了志锐、文廷式等少数官员总算有了一点政治势力。虽然慈禧太后多年所卵翼的势力明显地大大强于皇帝仍保持着“同、光以来内外重臣皆孝钦所亲拔”4的状况但光绪帝的亲政却不能不说对慈禧太后的独专朝政是一个潜在的威胁。特别是年轻的皇帝经其师翁同龢多年的指点已具备了掌理朝政的能力。尽管慈禧太后想把他培养成唯自己之命是从的皇帝但他们两人在对施政方略认识上的不同迟早会生争斗。到甲午年(光绪二十年1894年)就如何对待日本的侵略问题上帝后之间就主战还是主和方面的矛盾公开化了于是出现了帝党与后党之争。所谓后党是指以慈禧太后为中心的一派政治势力而帝党则是指以光绪帝为中心的另一派政治势力。慈禧太后多年操纵政局不仅在王公中培植了醇亲王奕譞、礼亲王世铎等亲信而且重用孙毓汶、徐用仪等人控制军机处委任徐桐主管吏部指使李莲英控驭紫禁城的深宫内院并对封疆大吏中颇有实力的李鸿章加意笼络形成后党势力。帝党的形成晚于后党势力也明显弱于后党。帝党成员主要是光绪帝的师傅翁同龢还有礼部侍郎志锐、侍读学士文廷式、翰林张謇、工部主事沈曾植等人。在甲午年面对日本的军事挑衅慈禧太后及后党倾向于主和光绪帝及帝党倾向于主战。
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在展资本主义的同时走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对外积极推行侵略扩张政策加紧制订了侵略中国、称霸亚洲的所谓大6政策。光绪二十年(1894)春朝鲜生东学党领导的农民起义由于历史上形成的中朝之间的宗藩关系朝鲜政府请求清廷出兵帮助镇压农民起义。日本以保护侨民为借口乘机出兵朝鲜屡向中国驻军进行挑衅中日战争迫在眉睫。怎样对待这一局势是对清朝统治集团的一次考验。
慈禧太后与后党主张对日妥协加以光绪二十年十月初十日(1894年11月7日)是慈禧太后的六旬庆辰在年初就已紧锣密鼓地开始修建颐和园的活动正在步步加紧进行。慈禧太后唯恐战争爆会影响她的“万寿庆典”。因此她一心力保和局。后党附和她的思路由军机大臣孙毓汶等人操纵于上直隶总督李鸿章执行于下摆出主和姿态。光绪帝及帝党成员则从中华民族的利益出认识到日本进行战争挑衅的严重性痛感“我中国从此无安枕之日”1积极筹备抗战事宜表示出主战的愿望。光绪帝多次下诏令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筹备战守事宜并命南洋各督抚大臣预为筹备反对李鸿章恳求列强出面调停的做法。为了打破由世铎、孙毓汶、徐用仪控制下的军机处一再向清廷封锁有关中日战端消息的局面光绪帝于六月十三日(7月15日)下令派翁同龢和礼部尚书李鸿藻参与军机处事宜与诸军机大臣会商中日朝鲜争端。军机处乃直接辅佐皇帝的政务机构为商承处理军国大事的中枢部门非军机大臣不得参与军机处事宜。翁同龢、李鸿藻是奉特旨与会非同寻常。在会上翁、李二人提出备战御敌的方策得到认可。会后第二天与会诸臣联衔向光绪帝递上《复陈会议朝鲜事宜折》折中采4同上书总第218o页。
1《戊戌变法》第4册第278页。
纳了翁、李的主战见解。对此光绪帝大为赞同于六月十六日(7月18日)再次下诏令李鸿章抓紧军事部署。李鸿章只好调派卫汝贵所部开往平壤租用英轮“高升”号运兵增援驻牙山的清军。但在此之前日本早已做好了动战争的准备正当“高升”号轮船于六月二十三日(7月25日)在北洋海军“济远”、“广乙”舰护卫下运兵行至丰岛海面时蓄谋已久的日本海军突然动袭击击沉“高升”号轮船悍然挑起中日甲午战争。
面对日本已动侵略战争的事实朝野上下要求主战御敌的呼声日趋高涨光绪帝也毅然决定对日宣战。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一日(1894年8月1日)清廷布对日宣战的“上谕”指出日本“不守公法任意鸱张专行诡计衅开自彼公论昭然”决定“著李鸿章严饬派出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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