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第1175部分

　　　　龚自珍（1792—1841）少年时曾从著名汉学家、外祖父段玉裁习文字学27岁时又在北京从刘逢禄学习《春秋公羊传》并与宋翔凤交游。他从公羊学派所汲取的主要是“变易”思想而经世致用精神则主要出自他直面现实而产生的危机感。因此他不屑于作章句经师既批评汉学考据家的“琐碎饾饤”、“繁称千言”1也不满宋学家的“坐谈性命其语■■何施于家邦？”2他不仅把清代今文经学推出书斋走向社会使“经术”展为“治术”而且对今文经学中天人感应说的神学目的论表示了异议并未自拘于经学藩篱。

　　　　龚自珍意识到古往今来的社会是不断变化的。“古人之世倏而为今之世；今人之世倏而为后之世；旋转簸荡而不已”3。据此他称赞“太史公为书百三十篇成褒汉氏盛德赫然跻于周室”4。显然认为变化的结果并非后不如前否定了夏、商、周三代为黄金时期的颂古非今态度。他还指出社会的展存在着一种不依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所以在论及由先秦的分封制展为秦汉的郡县制时说：“封建郡县天不两立。天不两立何废何立？天必有所趋天之废封建而趋一统也昭昭矣。”1当然“有所趋”的动力、原因何在龚自珍还无法理解对于“天”

　　　　也未作本质说明。但是他已依据当时有限的天文学知识反对把天神化批评了借天象预言人事的谬论他说：“诚可步也非凶灾；诚凶灾也不可以步。”意即星象既能推算说明它不能预示凶灾如果真能预示凶灾就不可能被推算。因此他称最先提出以日食为凶灾的《诗·小雅》是“讽刺诙怪连犿杂糅旁寄高吟末可为典正”2。对两汉的谶纬神学加以批判宣称“最恶京房之《易》、刘向之《洪范》以为班氏《五行志》不作可也”并主张“摧烧汉朝天士之谬说”3证明了龚自珍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朴素的唯物主义自然观。

　　　　1《与江子屏笺》、《陈硕甫所著书序》《龚自珍全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47、195页。2《丁亥诗》《龚自珍全集》下册第485页。

　　　　3《释风》《龚自珍全集》上册第128页。

　　　　4《尊史》《龚自珍全集》上册第82页。

　　　　1《答人问关内侯》《龚自珍全集》下册第331页。

　　　　2《乙丙之际塾议第十七》《龚自珍全集》上册第9页。

　　　　3《与陈博士笺》《龚自珍全集》下册第346页。

　　　　在人性论问题上龚自珍继承了先秦告子的学说自称“龚氏之言性也则宗无善无不善而已矣善恶皆后起者。夫无善也则可以为桀也；无不善也则可以为尧矣”4。又说“善非固有恶非固有仁义、廉耻、诈贼、狠忌非固有”5反对孟子和程朱先天的性善论借以强调环境影响和后天的教育作用。

　　　　龚自珍认为“是道也、是学也、是治也则一而已矣”1。他主张变易的社会历史观认为“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2。这是其改革现状的理论基础。他由此出对当时的社会黑暗、吏治作了深刻的揭露力言“拘一祖之法惮千夫之议。听其自陊以俟踵兴之改图尔孰若自改革”3。他谴责神学说教是为了开一代风气振起人们经世致用的精神。

　　　　但是龚自珍又认为“体常静用常动”4即认为事物的“本体”是恒常不变的变化的只是其功用。又受公羊学、象数学历史循环论的影响提出“万物之数括于三：初异中中异终终不异初”5。所以他变化的历史观又是包括在一个更大的静止僵化的框架之内。他虽然对天人感应论有所批评但极不彻底认为“政不道”则天人相绝；一旦“有大圣人出”便能沟通天人所以盼望圣人出世并称赞“圣人神悟不恃文献而知千载以上之事此之谓圣不可知此之谓先觉”6。与这些哲学观点相一致他的社会改革思想不仅是渐变的而且没有改变封建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基础的意图只限于要求修订封建的礼仪制度、澄清吏治、变革科举取士方法以及通过扼止贫富“大不相齐”等手段来缓和社会矛盾。他的《农宗》一文实际是要用封建宗法来组织社会生产和分配财富使各等级的人安守本分。魏源（1794—1857）早年习王守仁的心学后从刘逢禄受教接受了公羊学。他与龚自珍相同之处甚多所以世以“龚魏”并称。他也强烈主张经世致用同样批评汉学“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1批评宋学空谈“心性”、“礼义”“无一事可效诸民物”2；主张“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3和“以经术为治术”4。

　　　　魏源讨论知行关系的兴趣来自王学但明显地冲破了王学的限制主张行为先。他说：“‘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乌有不行而能知者乎？”并举例说“披五岳之图以为知山不如樵夫之一足；谈沧溟之广以为4《阐告子》《龚自珍全集》上册第129页。

　　　　5《壬癸之际胎观第七》《龚自珍全集》上册第18页。

　　　　1《乙丙之际著议第六》《龚自珍全集》上册第4页。

　　　　2《上大学士书》《龚自珍全集》下册第319页。

　　　　3《乙丙之际著议第七》《龚自珍全集》上册第5—6页。

　　　　4《壬癸之际胎观第七》《龚自珍全集》上册第19页。

　　　　5《壬癸之际胎观第五》《龚自珍全集》上册第16页。

　　　　6《壬癸之际胎观第一》、《语录》《龚自珍全集》上册第14页；下册第421页。1《武进李申耆先生传》《魏源集》上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59页。2《默觚下·治篇一》《魏源集》上册第36页。

　　　　3《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叙》《魏源集》上册第152页。

　　　　4《默觚上·学篇九》《魏源集》上册第24页。

　　　　知海不如估客之一瞥；疏八珍之谱以为知味不如庖丁之一啜。”5把直接感性经验视为取得知识的途径认为知由行来否认先天的经验的知的可靠性。

　　　　基于这种强调直接感性经验的态度魏源否认世上有“生而知之”的天才也不盲从圣人。他问道：“圣其果生知乎安行乎？孔何以愤而忘食？姬何以夜坐而待旦？文何以忧患而作《易》？孔何以假年而学《易》乎？”6以儒家“诸圣”的言行为例揭穿“生而知之”的谎言。魏源强调后天的学习认为只要“潜心”钻研“中人可易为上智”7；重视“勤访问”以学习和归纳他人的知识智慧称“独得之见必不如众议之参同也合四十九人之智智于尧、禹”1。他的这些认识是与唯心主义先验论相对立的。魏源已形成较为明确的历史进化观念。他说：“庄生喜言上古上古之风必不可复宋儒专言三代三代井田、封建、选举必不可复。”不仅制度如此生活亦是如此。假如要社会回复到“三代以上”“跪地以坐搏饭以食跣足舞蹈以为敬刀漆以为书贝币以为货”那就不是大智而成为“大愚”了。复古不仅不应该根本上就不可能因为天下大势所趋“势则日变而不可复”2社会以不可阻遏之势自行进化不会以“圣王”的意志、人主的“心术”为转移。

　　　　魏源反对复古反对一成不变的历史观使他在鸦片战争之前就积极要求改革。他明确指出“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3。鸦片战争中他亲自参加了抗英斗争战后又注意收集有关资料并了解世界各国情况。他从这些丰富的直接经验中产生了以反对外来侵略为中心议题的改革方案这就是学习西方“师夷长技以制夷”。

　　　　但是魏源在强调直接感性经验的时候有忽视理性认识、陷入经验论的倾向还有浓厚的鬼神迷信思想甚至声称“鬼神之说其有益于人心阴辅王教者甚大”4。他还认为变化的只是“势”“其不变者道而已”5而“道”的内容乃是“乾尊坤卑天地定位君令臣必共父命子必宗夫唱妇必从”1很明显就是封建宗法的伦理纲常。所以他的改革内容严格地限制在维护封建制度的范围之内他的“师夷长技”也主要是通商、开矿、制造船舰火器、养兵练兵之类。

　　　　回光返照的晚清理学咸同年间作为清皇朝官方哲学的理学依然被置于统治思想的主导地位代表人物是唐鉴、倭仁和曾国藩。唐鉴（1778—1861）“生平学宗朱5《默觚上·学篇二》《魏源集》上册第7页。

　　　　6《默觚上·学篇三》《魏源集》上册第9页。

　　　　7《默觚上·学篇二》《魏源集》上册第5页。

　　　　1《默觚下·治篇一》《魏源集》上册第35页。

　　　　2《默觚下·治篇五》《魏源集》上册第48—49页。

　　　　3《筹鹾篇》《魏源集》下册第432页。

　　　　4《默觚上·学篇一》《魏源集》上册第3页。

　　　　5《默觚下·治篇五》《魏源集》上册第48页。

　　　　1《默觚上·学篇十一》《魏源集》上册第26页。

　　　　子笃信谨严无稍依违”2。他写有一本《国朝学案小识》编造清朝的理学“道统”。以6陇其、张履祥等为“传道”以汤斌、姚鼐等为“翼道”并在该书《自序》中说“夫学术非则人心异人心异则世道漓世道漓则举纲常伦纪、政教禁令无不荡然于诐辞邪说之中岂细故耶？”强调理学维护纲常伦理的作用。倭仁（18o4—1871）号称理学大师极力推许唐鉴的《国朝学案小识》“卫道严而用心苦”并大力宣扬所谓“纲常大节定要自家努力不可退居人后”。他们在理学上并无明和创见尤其是倭仁使得当时和以后广为人知的是他的“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的“名言”。

　　　　曾国藩（1811—1872）在北京任官期间曾受业于唐鉴又与倭仁讨论学问。此外他早年起就服膺保守的文学派“桐城派”自称“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3。当然曾国藩也受到同乡陶澍、贺长龄、魏源等经世学风的影响因而比唐鉴、倭仁更重视践履和事功。他自称“一宗宋儒不废汉学”1但哲学上主要是崇奉程朱理学。他也和大多数理学家一样不重视自然观和认识论甚至也少涉及社会历史观而将注意力放在人心、风俗问题上。他曾说“盖孟子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争内莫大于仁外莫急于礼”又说“理则礼也”2。所以他的哲学思想集中在论诚、论仁、论礼几个方面。

　　　　曾国藩继承了思孟学派和周敦颐、程灏关于“诚”的思想称“窃以为天地之所以不息国之所以立贤人之德业之所以可大可久皆诚为之也”3。把属于道德范畴的“诚”说成是神秘的先验的存在视为世界的主宰完全颠倒了物质和精神的关系。这种唯心论哲学的现实政治性就是对清皇朝的效忠所以他把自己镇压太平天国的事业称为“拙且诚者之效”4。在认识论上曾国藩承袭朱熹唯心主义的“即物穷理”说。他说“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朱子所称即物穷理者乎？”5朱熹与曾国藩的所谓即物穷理都是指通过与事物的接触使本就存在于人心中的所谓“天理”显现出来。因为朱熹说过：“大凡道理皆是我自有之物非从外得。”所以并不是强调感觉和实践能产生所谓的理而只是通过“即物”唤起和触心中原有的理。

　　　　曾国藩极力宣扬“仁”的说教称“孔门教人。莫大于求仁”1。他对“仁”的意项有三条具体的挥一是“仁即恕”“恕则凡事留余地以处人。功不独居过不推诿”2；二是“仁者即所谓‘欲立立人欲达达人’也。待兵勇常望其成立望其达。则人知恩也”3；三是对“流转迁徒”、“栖2《清史列传·唐鉴》。

　　　　3《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圣哲画像记》。

　　　　1《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2o《复颖州府夏教授书》。

　　　　2《曾文正公全集·文集》《王船山遗书序》。

　　　　3《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1《复贺耦耕中丞》。

　　　　4《曾文正公全集·文集》《湘乡昭忠祠记》。

　　　　5《曾文正公全集·文集》《书〈学案小识》后》。

　　　　1《曾文正公全集·家训》《日课四条》。

　　　　2《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6《与鲍春霆》。

　　　　3《曾文正公全集·日记》《军谋》。

　　　　止靡定”的“绅民”要“周其急”。并说这就是“孟子所称是乃仁术也”4。曾国藩的“仁术”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之前还偶有同情民生疾苦的成分但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展开之后仁术就完全用于调整地主阶级内部关系扶助受革命风暴冲击的士绅鼓励反动的将领士兵彼此配合以建功立业。而对于人民群众尤其是对于革命者他表示即使“得武健严酷之名”“亦不敢辞”5丝毫不曾心慈手软因为他相信“小仁者大仁之贼多赦不可以治民”6足见其“仁术”是自有施用范围的。

　　　　曾国藩重视“礼”“先王之道所谓修己治人经纬万汇者何归乎？亦曰礼而已矣！”7又说“舍礼无所谓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