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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三年底（1898年初）维新运动已展成为势不可挡之潮流。
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八日（1898年1月29日）继李端棻、孙家鼐之后康有为在《应诏统筹全局折》中进一步强调京师设立大学堂的必要。正月二十五日（2月15日）光绪帝诏谕开办京师大学堂。五月命孙家鼐为管理大学堂事务“就景山东马神庙前和嘉公主旧第稍购附近民房益之拨户1《戊戌变法》第1册第18o页。
2《戊戌变法》第2册第292—293页。
3《变法通议》《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1o页。
1《光绪政要》卷22。
部向存华俄银行5oo万金为学堂经费刻期兴办”1。
维新派积极推进新式学堂的开办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把开办学堂与改革科举取士紧密结合起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1898年5月）百日维新前夕康有为即上《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认为变法最要在“废八股”、“广开学校”极力主张取士改用策论。同时梁启为了配合康有为的主张联合在京应试举人1oo余人连署上书请废八股“推行经济六科以育人才而御外侮”。他们这种倡议在当时也经历了严酷的斗争。梁启在《戊戌政变记》中记载当他联合举人连署上书请废八股的时候“当时会试举人集辇毂下者将及万人皆与八股性命相依闻启等此举嫉之如不共戴天之仇编播谣言几被殴击”。四月二十三日（6月11日）光绪帝下“定国是之诏”决定变法“百日维新”开始。二十八日（16日）光绪帝召见康有为。康有为力陈八股流弊请求立即废除。康有为等废八股的主张遭到守旧派的反对。大学士徐桐说：“八股代圣贤立言朝考覆试为祖宗成法变更则正士寒心。”2礼部尚书许应骙企图将经济科归并于八股士论大哗。事实使光绪帝认识到不废八股教育改革无法进行下去。五月五日（6月23日）光绪帝终于下诏废八股取士“一律改试策论”。百日维新中在维新派的倡议下光绪帝布的一系列改革令中有关教育方面的诏令有下列各项：废八股考试策论借以选拔“体用兼备”、通经济的人才。筹办高、中、小等级学堂兼习中学和西学。
五月二十二日（7月1o日）光绪帝谕内阁即将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堂。以省会之大书院为高等学堂郡城之书院为中等学堂州县之书院为小学堂。其地方自行捐办义学、社学等亦令一律中西兼习并奖励绅民办学。民间祠庙之不在祀典者由地方官晓谕居民一律改为学堂。诏下后天津集贤书院改为北洋高等学堂南昌友教书院改为算学堂贵州学古、经世二书院均改为学堂。
筹办京师大学堂。五月十五日（7月3日）光绪帝准设立京师大学堂任命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孙家鼐为管理大学堂事务以张元济为大学堂总办（张不久辞职改任黄绍箕为总办黄不久调职由余诚格继任总办）朱祖谋、李家驹为提调许景澄为总教习刘可毅、骆成骧等为教习原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为西学总教习原设官书局和新设译书局均并入大学堂并由梁启参考日本和西方学制起草《京师大学堂章程》章程共分八章52条规定大学堂办学方针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西并用观其会通。”课程分普通学和专门学两类以经学、理学、中外掌故学、诸子学、初级算学、格致学、地理学、文学及体操学为普通学科；以各国语言文字学、高等算学、格致学、政治学、地理学、农学、矿学、工程学、商学、兵学、卫生学为专门学科。章程还规定“各省学堂皆归大学堂统辖”。
创办铁路矿务学堂、农务学堂、茶务学堂、医学堂鼓励设置各种实业学堂。五月初二日（6月2o日）御史曾宗彦奏请于南北洋设立矿务学堂总理衙门议准设立并令各省现有学堂酌增矿学课程。六月二十三日（8月1o日）光绪帝诏谕：铁路矿务为当今切要之图亟应设立学堂预备人才1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第159页。
2《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第9o页。
所有各处铁路扼要地区及开矿省份应行增设学堂令王文韶、张萌桓筹议办理。五月十六日（7月4日）诏兴农学令各省督抚饬地方官劝谕绅民兼采中西各法兴办。七月二十九日（9月14日）两江总督刘坤一奏于江宁地方设立农务学堂“聘明于种植物学、农艺化学人员为之教习”。七月二十四日（9月9日）准孙家鼐奏请设立医学堂归京师大学兼辖。七月二十六日（9月11日）准刑部主事肖文昭条陈谕于已开通商口岸及出产丝茶省份迅设立茶务学堂及蚕桑公院。七月十日（8月26日）准梁启设立翻译学堂于上海编译书籍报纸一律免税。
在戊戌变法期间许多省份在遵旨改书院为学堂的同时也积极筹办设置新式学堂如张之洞的《设立农务工艺学堂及劝工商公所折》黄槐森的《奏广西筹办学堂情形折》胡聘之的《奏山西筹办学堂情形折》荣禄的《奏直隶筹办学堂情形折》刘坤一的《奏江南筹办学堂情形折》张汝梅的《奏山东筹办学堂情形折》等。
变法失败后清廷“下诏废各省学校然民间私立者尚纷纷亦由民智已开不可抑遏”1。可见百日维新中新式学堂的开办具有重大影响与历史作用。
甲午战争后因受了“国蹙患深”和维新运动的影响清朝的官员也开始创办了一些新型的公立普通学校。其中比较有名的有津海关道盛宣怀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在天津创办的“西学学堂”（光绪二十九年（19o3）改为北洋大学堂）和光绪二十三年（1897）在上海创办的“南洋公学”（为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西学学堂分头等学堂（高等学校）和二等学堂（中学）两级聘请美国人丁家立为总教习课程除“中学”外特别注意学习机械和法律等科目。南洋公学包括四种新型的学校教育：第一师范院中国近代最早的新型师范学校学习年限最少一年；第二外院它乃是师范院的附属小学学科分国文、算学、舆地、史学、体育五科学生分四班学习满三年后升入中院；第三中院或称二等学堂这是中学性质的学堂分四班学习；第四上院或称头等学堂这是大学性质的学堂也分四班学习其中高材生升入师范院。学生人数规定：师范院4o名；外、中、上三院各分4班每班3o名。办学经费皆由招商和电报两局众商人及买办所捐故定名为南洋公学。
维新运动时期开设的新式学堂比洋务学堂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从学堂的设置看它已从专门的习西文和习西艺的培养外交军事人材的专门学堂展到近代教育结构初步完善的普通学堂。如京师大学堂、各省的实业学堂、南洋公学等。从课程的内容看它已从偏重于理学转向偏重于实学。如长沙创办的时务学堂定公法学、掌故学、格算学为专门学把经学、诸子学降为普通学；京师大学堂设立后把经学、理学、掌故学等列为普通学以高等算学、格致学、农学、矿学、商学、卫生学等实学为专门学。从招生的对象看出现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新事物开办了女子学堂。如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二日（1898年5月31日）上海电报局的经元善起创办经正女子学堂开学课程分中文西文两种中文课主要有《女孝经》、诗文、图画医学等；西文课主要有体操、琴学等。
戊戌运动时期新式学堂的开办比洋务学堂开办更重要的历史意义是它1梁启：《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第31页。
直接冲击了科举取士制度并改革了旧的书院体制。百日维新中光绪帝下诏废八股取士改试策论。伴随着废八股改革传统书院体制也成为维新学堂开办的重要内容。光绪二十二年（1896）山西巡抚胡聘之、学政钱骏祥上《请变通书院章程折》主张更定书院章程书院除讲求经学理学外也应兼习算学格致等有用之学。同年翰林院侍讲学士秦授章上《请整顿各省书院预储人才折》提出“定课程”“重师道”“核经费”等主张；对书院课程议分经、史、掌故、舆地、算学、译学六门并主张以算学、译学作为正途选拔。梁启也上书张之洞议改书院课程主张向日本学习“以时务一门课程为诸学之归宿”。在一片改革书院的呼声中同年陕西巡抚张汝梅等在陕西创设格致实学书院课程不限定中学西学但求有裨实用。这是维新运动时期开创的第一所新式书院。不久贵州学政严修将贵阳南书院改为经世学堂讲授经史、算学、时务、政要开贵州新学风气。百日维新中光绪帝下诏将各省、府、厅、州、县现在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堂。这样改旧书院为新学堂之风一时盛行如八月十九日（9月14日）两江总督刘坤一同时奏请将江南旧有之储材学堂改为江南学堂并将旧有之钟山、尊经、惜阴、文正、凤池、奎光等六所书院全部改为府县学堂1。
留学政策的确立维新运动时期维新派和一些开明官吏在积极推进新式学堂开办之时也积极倡导派遣学生出洋留学。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896年2月7日）总理衙门以“近日交涉日繁需材益众”拟派同文馆学生4名分往英、法、俄、德四国学习语言、文字、算法以3年为期。清廷同意照派。这是甲午战后中国第一次向外派遣留学生。两江总督张之洞也奏请仿照曾国藩派幼童赴美肄业。及福州船政局屡派学生赴英、法肄业成案派江南6军学堂、铁路学堂、储才学堂中已通西文学生出洋肄业预定中学3年、大学6年为期先派4o名请出使法国大臣庆常就便监督由候补知县沈翊清带领出洋。这是维新时期地方上次奏派留学生。光绪二十二年二月（1896年3月）中国驻日公使经日本政府同意选定唐宝锷、戢翼翚等13人留学日本委托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借东京神田三崎町住户为学校校舍由本田增次郎任监督吉田、后滕任讲师教授日语、日文及普通学科。这最早的中国留日学生学校没有校名办了3年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结束13名留学生有6人中途辍学7人毕业获得毕业文凭。这7名毕业生中唐宝锷、胡宗瀛、戢翼翚3人转入专门学校攻读1。此为中国正式派遣留日学生之始。同年夏船政学堂选派学生6人由监督吴德章带赴法国学习制造新法是为船政学堂派学生出洋之第四届。以上为维新运动初期留学生派遣的大致情况。
自光绪七年（1881）清廷全部撤回留美学生后一直没有统一的派遣留学生计划与明确的政策以致派遣留学生长期未形成风气。直至光绪二十四年三月（1898年4月）湖广总督张之洞著《劝学篇》其“游学篇”大1《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3o1—3o2页。
1实滕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2o页。
力倡导留学日本之效才促成了留学风气的形成和清廷留学政策的逐步确立。张之洞在“游学篇”中大力宣扬：“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此赵营平百闻不如一见之说也。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此孟子置之庄岳之说也。”并认为：“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1随后日本驻北京公使矢野文雄也积极推动。这年四月矢野文雄向中国政府提出建议：“该国（日本）政府拟与中国倍敦友谊借悉中国需才孔急倘选派学生出洋习业该国自应支其经费人数约以二百人为限。”2第一个赞成这一建议的是御史杨深秀。他连夜制订《游学日本章程》并且上奏皇帝请旨准行。随着维新运动的展这一建议开始实现。同月康有为上《请广译日本书、派游学折》指出“日本道近而费省”主张“广励东游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