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经济作物和工业原料成了新的重要出口产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大豆和籽仁已居中国出口贸易之在国内商业中也处于引人注目地位。
第二商品流通量的增加。进出口商品都要经过国内市场进行交换因此外贸对国内商业具有强大的支配力随着对外贸易的增长国内商业也相应展。1913年以前国内各口岸相互贸易增加和对外贸易增加的度基本相一致。1913年以后国内各口岸相互贸易的增加度就过对外贸易。同时在增长的商品流通量中中国产品埠际贸易（各口岸之间贸易）占的比重则大幅度提高。由外国进口占全年贸易值1913年为49。6％1916年为42。2％；向国外出口占全年贸易值比重1913年为35。1％1916年为39。4％；国产品的埠际贸易占全年贸易值1913年为15。3％1916年为18。4％。
第三商品流通渠道方面逐渐形成了一个以上海为中心其他大中城市为枢纽的从沿海城市到内地农村的商业网。
上述商业的持续展只是对国内商业本身历史过程而言。甲午战争后在外国资本操纵中国财政经济命脉的情况下国内商业的展则更大程度上显示了中国贸易对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依附性。
………………………………
8
2。私人资本主义商业的展。
第一经营范围扩大。在棉布行业业务达的上海纷纷出现新商号光绪二十六年（19oo）有13o余家到1913年约2oo至3oo家。上海成为进出口棉布集散的枢纽全国各地大城市棉布商都纷纷到上海设立商号。还有其他经营进口百货、西药、五金、呢绒、钢铁、化学原料的行业在宣统二年（191o）以后也相继出现。
第二经营规模的扩大。如上海有21个行业中展起私人资本主义批商。经营外货的商号也有增加如汉口的京广杂货铺就改为以外货为主、广货为辅的经营出口货的商业行号；汉口的猪鬃业刚产生时仅有7家商号店主雇员不过7o至8o人到宣统三年（1911）时商号增至6o家职工达2ooo余人。
第三商业与产业资本联系更为密切。从沿海到内地的这些城市商业与外国及本国的产业生了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有的联系还极其密切。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棉纺织工业展较快在上海出现了一批专销本国工业产品的批字号称为本厂百货字号使商业更好地为产业资本服务。第四一批较大规模的近代商业企业的出现。这些商业企业与旧式商号最大区别在于：它们一开始创业就采用资本主义股份公司的组织形式和经营管理方法以“经营环球百货推销中华土产”的营业内容。比较有名的如：光绪二十六年（19oo）前后主要由侨商在香港创办的多家百货公司；宣统二年（191o）在上海设立的先施公司和1918年在上海开办的永安公司。此外如哈尔滨的同记百货公司、重庆的宝元通兴业股份有限公司等。从光绪二十九年（19o3）至1912年全国共有工、农、商、交通运输等各类股份公司977家资本1。1亿多元其中商业股份公司131家占13。4％资本1343万元占总资本的12。1％。
这些近代商业企业由旧式商业继续向新式商业转化如北京的瑞蚨祥就是从以买贱卖贵剥削小生产者的旧商业部分地变成为产业资本服务、分取剩余价值的新式商业。此外还生商人资本进一步向产业资本转化的情形。以铁路为例光绪二十九年（19o3）侨商张煜南先获准承办潮汕铁路其后5年中各省先后成立18个铁路公司创业者中有不少是商人；也有通过斗争手段主要是收回矿权、路权斗争实现商人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转化。光绪二十九年（19o3）后出现商人投资产业的股份公司兴起全国有工业公司531家资本548o万元占全国各类公司资本的49。4％其中大量是由商业资本转化来的。同治十一年（1872）至1913年创办或投资于棉纺织业、面粉业和轮船业的商人有37户占这些企业投资总户数的18。3％。1914至192o年同类企业的投资户为65户占这些企业投资总户的53。7％成为商业资本转化为工业资本的最盛之时。而且投资近代企业的商人1913年以前主要是封建性旧式商人1914至1922年主要是新兴商人。当然这一时期私人资本主义商业的展与外资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没有更大的独立性。
3。外国商业资本在中国市场的优势地位。
中国国内商业的展绝对改变不了外国商业资本在中国市场上占据有利地位的状况。协定关税和5％的低税率使外国有力地控制中国的对外贸易；2。5％的子口税为外贸和土特产的进出口商品在国内市场的流转创造了极为有利条件。就以中外棉商负担的税捐为例：1927年华商由山西运棉至天津每担缴纳各种厘捐3。73元而外商每担只纳o。254元的子口税。华商的负担为外商的14。4倍因此外商掌握绝对竞争优势而左右中国国内市场。加之在甲午战争后外资取得对铁路修筑、经营、运输的种种特权更加强了外国支配国内市场的力量。
与此同时外国洋行进一步扩展从城市到乡村的商业掠夺网以巩固这一优势地位甚至直接操纵农产品的市场价格使中国市场进一步为其进出口贸易服务逐渐从属于世界市场。先国内市场的商品种类和数量随着世界市场的需求而波动中国茶在世界市场地位下降后相应在国内市场地位也下降以至在埠际贸易额中降到棉货、桐油、面粉等之后。中国沦为帝国主义原料生产地后国外工业所需要的新的原材料增多于是中国的大豆、花生、猪鬃、麻、桐油等经济作物就先后成为重要出口商品并且在国内市场也活跃起来逐渐占居重要地位。而粮食进口年年增加光绪三十一年（19o5）占进口总值的2。9％1913年为5。2％1916年为6。8％国内市场上充斥进口粮食严重排斥了国产粮食造成农民的破产和中国农业的凋敝。其次是国内市场上商品的价格也为世界市场所决定。
总之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以后中国国内市场在外国资本主义控制和支配下已从属于世界市场中国商业的半殖民地化程度更加深了一步。第七章交通邮电诞生于欧美的火车、轮船、电报、电话以及建立在这些新式交通工具、通讯设备基础上的近代邮政拉近了人们的生存空间加了商品交换与信息传递迅推进了工商业乃至军事、政治、文化诸方面的交流与展。然而在资本驱使之下西方列强却将这些近代交通设备用于殖民掠夺。它们不顾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反对公然损害我国的交通、邮电主权纷纷在我国沿海、沿江地区设置航运、电报、邮政机构擅自修筑铁路用以收集情报、传递信息便于经济掠夺、军事侵略和政治控制用先进的交通工具、通讯设备加重中国人民的灾难严重损害了我国权益。
与此同时我国的交通、通讯还停留在落后的中世纪与西方先进的交通、通讯相比形成鲜明反差成为我国近代经济、文化展的重大障碍。于是不少有识之士纷纷上书“以国权、商务、戎机所关甚巨”1急切吁请创办航运、铁路、邮电遂“开我国数千年未有之奇局”1。同治十一年（1872）我国始创上海轮船招商局；光绪三年（1877）台湾始设电报线；光绪四年开设海关邮政局；光绪五年始设电报线于天津至大沽、北塘之间；光绪七年筑成唐山至胥各庄铁路。凡此种种成为我国近代交通、通讯之嚆矢。从此我国的近代交通、通讯事业有了前所未有的展。
1《清史稿》卷149《交通志序》。
1《清史稿》卷149《交通志序》。
第一节航运中国是世界古代航运最为达的国家之一。勤劳、智慧、勇敢的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就为展水上运输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奇迹。然而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展机器轮船的出现中国传统的靠风帆、人力驾驭的旧式船舶明显落伍开始面临机器轮船的严峻挑战。
外轮的侵入与旧式航运的衰落早在鸦片战争时期英国即凭借其先进的船炮在中国沿海肆虐示威。不久以英国为的西方列强凭借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中国沿海航行轮船的特权。道光二十六年（1846）有两艘外轮在香港、广州间从事运输业务。不久出现了经营定期班轮的“省港小轮公司”这是外商在华创办的第一家专业轮船公司2。道光三十年（185o）大英轮船公司曾一度在上海、香港间开辟定期航线。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列强又将沿海航运特权扩展到长江流域。依赖这些特权列强在中国沿海、长江的轮船激增。在上海的各大洋行纷纷置备轮船争先从事沿海和长江航运。同治元年（1862）美国旗昌洋行（出资1oo万两）在上海创办了大型专业航运公司——“旗昌轮船公司”。其后相继有英国在上海设立的“中日轮船公司”（同治元年）英印创办的“中国商业轮船公司”（同治二年）英美创办的“省港澳轮船公司”（同治四年）和英国的“公正轮船公司”（同治六年）、“北清轮船公司”（同治七年）、“太古轮船公司”（同治十一年）、“华海轮船公司”（同治十二年）、“扬子轮船公司”（光绪五年）、“怡和轮船公司”（光绪七年）、“道格拉斯火轮公司”（光绪九年）、“川江轮船公司”（光绪十三年）及俄国在海兰泡成立的“黑龙江贸易汽船公司”（光绪十八年）出现。它们活跃于我国沿海并相继向内河渗透很快排斥、取代了我国传统、陈旧的帆船运输。我国沿海及长江航运几乎为外商所垄断。其中美国旗昌曾一度充当在华轮运势力的霸主不久即为英国怡和、太古势力所取代。与此同时英、美、法、德、日等列强相继控制我国远洋运输航线使中国至欧美及东南亚运输邮件、货物、搭载旅客的业务绝大部分为列强所占有。
外轮在华势力的扩张加了西方列强对我国的经济掠夺同时对中国旧式航运造成了毁灭性打击。靠风帆、人力驾驭的旧式船舶无法与迅捷、准时、安全、省时的机器轮船竞争无可奈何地衰落下去。道光年间活跃于北洋和长江的3ooo余号沙船到咸丰年间减掉三分之一；到同治年间只剩下四五百号十年间大约淘汰了十分之八。这不仅使广大沙船业水手失业尤使中国航权大量丧失。正如有的官员指出的：“计十余年来洋商轮船日增中国民船日减获利之后得步进步始而海滨继而腹地终必支河小水凡舟楫可通之处皆分沾之”1。出现“中国内江外海之利几为洋人占尽”2的局面。
2聂宝璋：《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序言》。
1《太常寺卿陈兰彬奏》光绪二年十月二十四日《洋务运动》第6册第9页。2《直隶总督李鸿章奏》光绪元年二月二十七日《洋务运动》第6册第8页。近代航运业的兴起外量入侵与我国旧式帆船的迅淘汰将展民族轮船航运业提上了日程。一些华商羡慕轮船航运业的丰厚利润逐渐萌生投资轮船运输的愿望。然而腐朽的清皇朝却顽固地禁阻华商制造或购买轮船3。外轮企业为了扩大资本则千方百计诱使华人投资。不少华商遂将资本投向外国轮船企业或自买、租赁轮船交洋商代理。如美商琼记洋行咸丰九年（1859）购置“金山”号轮船时在所需资金的34个股份中华商就占了9股4。又如旗昌洋行创办旗昌轮船公司时在它实收的1oo万两资本中华商投资竟达三分之一以上。同治年间华商自买轮船托洋商代理的现象已相当普遍。同治三年（1864）江海关道丁日昌密查后报告说：“内地商人买雇洋商火轮夹板船只写立笔据多托洋行出面赴领事衙门呈报更名入册领取船牌行驶从未赴地方官报明立案。上海为中外通商总汇之区其中仍与洋商合伙贸易者十之七八自置货物贸易者十之二三。合伙贸易之船凡报关完税等事固由洋行出面即自行贸易之船亦多托洋行代报。缘洋商之货进出只须完税并无捐项华商之货进出即应完税又须报捐。华商避捐因托洋行洋商图利愿为代报。”1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此类现象大同小异。其结果使洋商既吸收了华商投资扩大了自己企业又控制华商船只从而充实和扩大了外国资本侵夺我国航运权益的力量。
为打破外轮垄断我国江海航运的局面改变华商投资外轮企业或购买、租赁轮船而诡寄洋商名下骗捐取利的现象清廷逐步改变态度缓慢地向鼓励华商置买轮船、自主开办航运的方向转变。同治六年（1867）总理衙门指出“与其听任私买将来必为洋人所挟持自不如显为告谕任从买卖则其权尚可归华商自主”2；主张“开华商造、买洋船之禁”力图改变在航运方面“洋通华滞利权尽失”3的局面。经与两江总督曾国藩往返函商不久即由上海道颁布了《华商买用洋商火轮夹板等项船只章程》。这个章程虽然允许华商购置轮船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