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方奎的《梁启与护国战争》、莫世祥的《护国运动史》等是这方面有代表性的著作。
在人物研究方面也出版了一批专著如李宗一的《袁世凯传》、侯杰的《袁世凯一生》、谢本书的《袁世凯与北洋军阀》、胡柏立的《袁世凯称帝与北洋军阀》、常城主编的《张作霖》、任松等的《郭松林将军》等都各有所长。
第四节建国后关于近代经济史的研究近代经济史研究曾是近代史研究的薄弱环节。八十年代初有学者提出要推动近代史研究进一步展突破口当选在狠抓近代经济史的研究（刘大年：《中国近代史研究从何处突破》《光明日报》1981年2月17日）。不管人们是否都赞成此种观点其后近代经济史的研究确实引起了学者们的重视和获得了迅的展。
迄今近代经济史研究涉及了广泛的领域：工业、农业、手工业、交通运输业、商业、外贸、金融业等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地区经济；清政府及民国政府的财政、经济政策、赋税结构、内外国债、货币制度都作了不同程度的探讨。中国资本主义的生、展及其特征与历史作用问题是研究者长期关注的热点。与此相应许多学者对洋务工业的兴起外资企业在华活动以及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对中国民族资本的压迫等问题也都作了研究。并且围绕着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资本原始积累、民族市场的形成、资产阶级的构成以及洋务工业的评价等问题学者们先后开展了一系列的学术争鸣。
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已经孕育着的资本主义萌芽与鸦片战争后的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关系是什么？这是研究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先就遇到的重大问题。
林增平的《近代中国资产阶级论略》一文以为中国封建社会孕育的资本主义萌芽过于微弱鸦片战争后因西方资本主义入侵大多凋零幸存者绝少因之“在原始积累的过程中就缺乏原来的手工工场作为展的基础。中国新兴的近代企业绝大部分是从无到有把西方已有的企业成套地移植过来的”（《中华学术论文集》）。李新主编的《中华民国史》同样强调中国近代工业是鸦片战争后“直接从外国输入机器创办起来的”。
吴承明对此持异议。他在《中国资本主义的展述略》一文中详细考察了鸦片战争前后手工业变化情况后指出：在中国资本主义展中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大机器工业这一过程同样是存在的只是没有形成一个工场手工业时期而已。鸦片战争前已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十几个手工业行业中只有踹布和刨烟业两个行业在鸦片战争后被外国商品代替了其余都维持下来并有九个向机器工业过渡。因之他认为资本主义萌芽的展是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得以产生的途径之一。所谓鸦片战争后西方工业品对传统手工业的破坏被夸大了“明清以来的资本主义萌芽并未中断”（《中华学术论文集》）。
汪敬虞选取一般论者公认最有可能由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展的福建茶园、云南铜矿和四川盐井三个行业进行了具体考察则提出对资本主义萌芽的估计应当注意避免两种倾向。他在《再论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产生》中说：“割断中国封建社会中资本主义的萌芽和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联系认为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就不可能有资本主义的出现这是一种极端。反之不承认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特殊历史条件强调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和原有的资本主义萌芽的联系把它看成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的主要途径甚至是唯一途径这是另一个极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续辑》）
与此相关研究者对于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年代也有各种不同的看法。
以往一般都认为中国资本主义产生于十九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近年来有些学者以为当提前到十九世纪四十至六十年代否则便是在实际上忽视了此期“新的资本主义手工工场的出现和展”忽视了此期“买办已经形成为一个社会集团”忽视了此期“资本主义性质的商业在展”。换言之即忽视了近代早期这三种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郭羊林、陈绍闻：《中国资产阶级的形成时期及其结构》见《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续辑》）
中国资产阶级的结构许多学者认为中国资产阶级一产生便包含着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个部分此种结构是与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包含着两种不同的资本形态相联系的。姜铎在《略论旧中国两个资产阶级》一文中指出：中国的资本主义与西欧、日本不同就在于一开始就有存在着官僚买办资本与民族资本两种不同的形态因之“必然相应地产生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个不同的本国资产阶级”。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买办性”和“封建性”的有无或多少“是区分二个阶级的根本标志”。也惟其如此二者在近代中国社会所处的经济政治地位不同在近代社会展过程中所起的历史作用也不同。前者所起的是反动与消极的作用后者则是起着积极与进步的作用。他以为上述两种资本形态与两种资产阶级的形成与展的过程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清政府垮台的5o年是“初步形成阶段”；从袁世凯窃权到1927年北洋军阀政府垮台为止的16年是其“展阶段”；从1927年国民党蒋介石建立反动政权至1949年垮台为止的22年间是其“最后定型阶段”（《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研究续辑》）。黄逸峰、姜铎、唐传泗、陈绛合著的《旧中国的买办阶级》一书对此有更具体的论说。
有些学者对此持异议不认为中国资产阶级一开始就存在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区分。他们以为“洋务运动期间创办的近代企业虽有多种形式但都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企业对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具有明显的抵制作用因此都属于民族资本主义”（《全国洋务运动史学术讨论会简况》《历史研究》1983年第1期）。既然肯定洋务运动期间中国人所办的资本主义经济都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那就意味着当时并不存在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经济从而也就不存在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在这些研究者看来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要晚到1927年国民党反动政权建立之后才出现这就是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
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学术界通常又认为其有上、中、下三层的分别。在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代表资产阶级中下层立宪派代表资产阶级上层。近年来一些学者提出新的看法以为很难区分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的上层和中下层即使存在这种阶层的差别也与他们各自的政治态度没有必然的联系支持革命者不乏所谓的上层反之对抗革命者也不乏所谓的中下层。因之立宪派未必是上层的政治代表革命派也未必仅代表中下层的利益（杨立强、沈渭滨：《“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1983年第6期）。
林增平在《革命派、改良派的离合与清末民初政局》一文中不赞成上述的意见。他指出社会生活是复杂的因某些原故或特定社会关系的影响一定阶级或阶层中若干成员的好恶和政治态度同他所属阶级或阶层的动态和向背很不一致甚至截然相反是屡见不鲜的。肯定立宪派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政治代表是指它的主张纲领或章程、宣言之类以及它的成员所进行的活动确属体现了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利益、意愿、要求及其所要实现的任务而不是以若干上层人士对立宪派所持的态度作为依据。对于革命派代表资产阶级中下层也应当作如是观（《历史研究》1985年第3期）。大多数学者认为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力量它的形成时间应在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初。
洋务企业的性质与作用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工业是在洋务运动期间出现的洋务企业包括军用工业与民用工业因之探讨洋务企业的性质与作用便不能不成为研究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重要内容。
一些研究者认为洋务派所办的军事工业不从事商品生产生产目的不在追求利润它只具有封建性与买办性不具备资本主义性质。持此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军用工业是清政府对内镇压对外妥协的产物并无任何积极的作用：对外它难以“御侮”对内除镇压人民外复加重人民负担“阻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生和展”。（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系：《中国近代经济史》上册）
另一些研究者则认为洋务派的军用工业使用新式机器雇用大量工人大体上按照西方的机器工厂的组织形式进行生产已不同于旧有的官营工场手工业。价值规律在生产中起作用不仅清政府调拨各军营的军火是“计价”的计价就具有商品的性质而且各制造局的工人多是自由劳动力的出卖者即是剩余价值的创造者。故其带有资本主义的性质是明显的（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册；夏东元：《略论洋务运动的多边关系》《社会科学》1982年第9期）。持此种观点的学者不否定清政府创办这些军用工业具有镇压人民革命的目的和作用但是又以为它在传播西方科学技术推动新的生产力的展以及在历次对外战争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也是应当肯定的。
以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形式为主体的民用工业属于近代资本主义企业是为学者们的共识。但是其性质为官僚买办资本主义企业还是为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研究者却又见智见仁莫衷一是。
有的研究者认为官督商办企业体现着“大官僚和大买办的结合”封建主义与资本帝国主义“两种反动势力的代理人的结合”。它依附外国资本压抑私人投资终究被引上官僚资本主义的道路（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另有研究者虽然也肯定它属早期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但是并不持完全否定的观点而认为“早期官僚资本虽一开始就具有反动本质但也包含着若干进步性因素就促进民族资本产生来说进步作用还是主要的”（林增平：《近代中国资产阶级论略》《中华学术论文集》）。还有的研究者以为官督商办企业一开始便存在着走向官僚资本与走向民族资本两种前途。他们肯定洋务企业具有封建性和垄断性但是强调它与后来的国民党“四大家族”的封建性和垄断性不属同一个范畴不应等量齐观。（汪敬虞：《试论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5期）此外也有的研究者不认为洋务企业属官僚资本主义企业而主张称之为“国家资本”。丁日初以为“叫国家资本比较恰当”“因为企业所有权属于国家不是官僚的私产。企业在前一个政府倒台后就被后一个政府所接管”。黄逸平进而补充指出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在其时同属于民族资本。胡滨、李时岳的观点更为明确：洋务运动时期“只有一种资本就是民族资本”不存在官僚资本和官僚资产阶级（《“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讨论会综述》《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续辑》）。持这样观点的研究者自然都肯定洋务企业具有“民族性”即具有促进民族资本主义的展和抵制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积极作用。
第五节建国后关于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建国以后在“文化革命”以前近代文化史研究在很长的时间里涉及的只是一些具体的文化部门如文学、史学、教育、艺术等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将文化史研究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加以总体开拓则付阙如。八十年代初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受到了史学界的重视并迅形成了一个热门的领域。十多年来不仅部门文化的研究获得了新的进展综合性的整体研究尤其得到了加强。对近代文化的分期、性质和特点展的过程、规律和结构的演变；西学的传播、中西文化的冲撞与融合、文化思潮的演进；不同历史时期和区域性的文化、重要人物的文化思想社会风习变迁以及文化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等等涉及内容广泛的许多重大课题都作了探讨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近代文化的展历程、结构变化及特点中国近代文化的展说到底是“中、外、古、今”冲撞与融合的结果。研究者探讨了近代文化的演进历程、结构的变化及特点。
庞朴在《文化结构与近代中国》（《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5期）一文中认为近代中国文化的展依次经历了三个层面的变化：从鸦片战争、经洋务运动至甲午战争是在器物上“师夷之长技”的时期；从甲午战争、经戊戌变法至辛亥革命是在制度上进行变法的时期；从辛亥革命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从文化深层进行反思的时期。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