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学术文集》；陈旭麓：《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良》《历史研究》198o年第6期）。有的学者还提出戊戌变法就其本质来说具有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陈庆华等先后在讨论会上提出这个观点）。
对于戊戌变法的历史作用近年来许多学者更强调它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启蒙地位。李侃以为就戊戌变法的直接结果来说资产阶级维新派是失败者但是就新旧思想文化的较量而言他们却是胜利者。他们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影响远远过了在政治经济诸方面的影响（《八十年后话“戊戌”》《历史研究》1983年第5期；《戊戌维新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红旗》1983年第7期）。龚书铎则提出了“戊戌新文化运动”的概念。他认为“在中国近代历史展的过程中并不仅是‘五四’时期生过新文化运动在戊戌变法时期（就文化的角度说这个时期大致从1895年中日战争后到二十世纪初年）也曾经生过一次这样的运动”。“这场运动不仅对辛亥革命时期的文化影响很大而且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开辟了道路”（《戊戌新文化运动述略》《光明日报》1983年8月24日）。与上述的认识相应对于戊戌变法失败原因的认识研究者已不满足于已往的结论：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严重脱离群众、没有明确的反帝纲领进而注意探讨中国官僚政治的特点、维新派策略失误以及与日本明治维新比较研究等等。
汤志钧的《戊戌变法史稿》是第一部系统研究戊戌变法史的专著。他的《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则是戊戌变法系列人物传记。这两本书是研究戊戌变法史有代表性的著作。
进入八十年代后一些学者对康有为《戊戌奏稿》的真实性提出怀疑。
《戊戌奏稿》是康有为戊戌年间的变法奏议辑录戊戌政变后由其长女康同薇搜集抄存麦孟华编辑清宣统三年（1911）于日本横滨铅印出版。收录康有为戊戌年正月至七月（1898年2—8月）间所撰奏疏2o篇附录进呈编书序文5篇共计25篇。另开列有奏疏存目13篇无正文。《戊戌奏稿》长期被人们视为信史成为学术界据以研究戊戌变法史及其戊戌时期康有为思想和政治主张的重要史料。一些学者根据光绪二十四年（1898）的军机处档案和《杰士上书汇录》等材料对《戊戌奏稿》进行考订现内容经过大量篡改增添了召开国会、制定宪法、立行立宪、限制君权之类的内容。因之认为全书不宜再作为研究康有为及维新派戊戌年间思想认识的基本文献依据。但是《戊戌奏稿》与原件不同的文字一方面表达了康有为戊戌年的相当一部分的真实想法另一方面又鲜明地反映了戊戌政变后其思想认识所生的变化因而仍具有重要价值（孔祥吉：《康有为对&1t；戊戌奏稿》的改篡及其原因》《晋阳学刊》1982年第2期；∷蔚禄#骸丁次煨缱喔濉期）。有关《戊戌奏稿》的上述现是近年来戊戌研究引人注目的新进展。它为史学界研究康有为的变法思想和戊戌维新运动提供了新资料、提出了新课题。孔祥吉的论文集《戊戌维新运动新探》是这方面有代表性的著作。对戊戌变法史人物的研究近年来出现了一批专著如马洪林的《康有为大传》耿云志、崔志海合著的《梁启》和李喜所、元清合著的《梁启传》、谢俊美的《翁同龢传》等。
义和团运动史建国后的义和团运动史研究推翻了清朝统治者与资产阶级学者有关“义和拳匪”的种种诋毁污蔑高度肯定义和团运动是一场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1954年周恩来在欢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大会上说：“19oo年的义和团运动正是中国人民顽强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表现。他们的英勇斗争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在北京各界欢迎举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55年12月12日）。这一认识实成为新中国义和团运动史研究的根本指导思想。
但是在研究中同样存在着人为“拔高”义和团运动的倾向。近十多年来随着学术环境的优化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渐趋平实。许多学者认为应该从具体历史依据出指明义和团运动一方面表现了反帝爱国的正义性另一方面又表现了农民小生产者保守性和落后性。既要看到运动的主流方面也要看到它有严重的弱点。片面强调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个方面就不能对义和团运动作出全面的正确的评价（李侃：《关于义和团运动评价问题》《人民日报》198o年4月1o日；戴逸在《光明日报》198o年5月27日座谈会的言）。正是由于评价趋于平实因此对义和团运动存在的严重弱点也注意加以探讨。如关于义和团的笼统排外思想论者指出小生产者的经济地位决定了义和团眼光狭窄文化落后只能用反洋教、洋人和洋物的直观认识来表达对侵略者的仇恨。至于义和团的宗教思想论者除分析它起了促进运动展的思想上和组织上的作用外同时指出神秘主义是无知者的世界观是义和团运动先天的和致命的弱点它集中表现了运动的蒙昧落后的一面成为导致运动悲剧结局的重要原因（程啸：《义和团思想述评》《文史哲》1981年第1期；《民间宗教与义和团揭帖》《历史研究》1983年第2期）。
义和团的组织、源流的考察是义和团研究中的一个着力点。但是长期以来有来自于白莲教系统与来自于团练说两种分歧观点。近年来研究者一般认同“多源合流”的观点。如仅就拳会组织而言便认为它并非单纯来自义和拳或大刀会或八卦拳之武场实际上它是大刀会（金钟罩）、梅花拳（义和拳）、红拳、神拳等众拳会之汇合其中占主导的组织形态乃是与金钟罩相结合后的神拳也称神团或金钟罩团（路遥：《论义和团的组织源流》《义和团运动史讨论文集》）。
清政府与义和团的关系是义和团研究中的又一个复杂问题。研究者于清政府对义和团采取什么政策持论不一。不过一般都承认其政策并非始终一贯而是经历了阶段性的变化。大体上说初始剿抚并用“平原事件”后转而主抚。义和团能大批进入北京与清政府的此种政策转变有关。义和团曾经受清政府的操纵与欺骗并被派去围攻使馆“充当了封建统治者盲目排外的不自觉的工具这幕悲剧不能不深刻地反映出封建统治下农民群众的严重缺陷”（李德征、丁凤麟：《论义和团时期围攻使馆事件》《文史哲》1981年第1期）。
义和团运动史研究还探讨了帝国主义侵华政策及其矛盾冲突、八国联军入侵、“东南互保”、沙俄占领东北等问题。但从总体上看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比较薄弱其广度与深度远不能与太平天国史与辛亥革命史相比。迄今只出版了金家瑞的《义和团运动》与廖一中的《义和团运动史》两本专著即反映了这一点。
辛亥革命史辛亥革命史研究涉及领域广泛成果十分丰富与太平天国史研究一起构成了建国后近代史研究中双峰并峙的两大“热点”。
辛亥革命史研究的迅展得益于1956年隆重纪念孙中山9o诞辰活动的推动。其时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表了重要讲话《人民日报》也表了重要社论都充分肯定了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
辛亥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这是建国后研究者的共识。刘大年为此提出四条根据：（一）中国资本主义已经初步成长资产阶级已成为一支足以动和领导一场革命的力量；（二）主要领导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映了那个阶级和时代的要求；（三）他们提出了明确的资产阶级纲领；（四）农民在资产阶级领导下挥了革命主力军作用（《论辛亥革命的性质》《赤门谈史录》）。与此相联系研究者不赞成将辛亥革命归结为“反满运动”。他们认为反满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运动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服从于不同阶级的利益。在辛亥革命时期反满宣传是从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体现了反帝反封建和建立独立与民主国家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刘大年：《辛亥革命与反清问题》《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第1编上第212页）。资产阶级与农民的关系问题是辛亥革命史研究中的重点之一。围绕着资产阶级革命派是否与农民建立过联合战线问题人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尽管多数论者对此最终持否定的态度但是这场讨论的结果不仅加深了人们对中国农民问题的理解而且促进了人们对资产阶级性格、旧民主革命的规律性以及辛亥革命历史教训等作进一步探讨。同时由此生开去研究者还探讨了会党与新军以及清季中国社会结构等许多重要的课题。
怎样看待立宪派是辛亥革命史研究中争论颇多的问题。在很长时间里学术界存在斥立宪派为反动派加以全盘否定的简单化倾向。近些年来研究者注意分析问题避免作概念化的判断。许多人认为立宪派与革命派是同属于资产阶级的两个政治派别彼此间并无根本的利害冲突都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利益与要求诸如呼号救亡图存反对封建制度展资本主义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等。他们的共同敌人是封建主义二者的分歧在于用什么样的方法和手段去实现在中国展资本主义具体主张有不同。“因此不能只强调其差异任意夸张更不能把两派的矛盾作为阶级斗争的主线来认识辛亥革命的进程。”（林增平：《评辛亥革命时期的立宪派》《湖南师大学报》等）但是对于立宪派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的评价仍存较大的分歧。金冲及以为对立宪派的积极作用固然应当肯定但评其功过必须在“立宪派方向错了”的前提下进行抹杀立宪派与革命派间的是非界限甚至于认为立宪派较革命派更正确是不尊重历史（《辛亥革命的评价问题》《人民日报》1981年4月13日）。
辛亥革命史的研究还探讨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形成、革命派与立宪派的团体、清末立宪运动、武昌起义及各省独立、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袁世凯窃权与复辟、“二次革命”、张勋复辟、护法战争、社会思潮、人物评价等等一系列涉及广泛领域的重大问题相关的研究成果累累。其中通史性的著作主要有：章开沅、林增平主编的《辛亥革命史》（三册）视野开阔论述系统脉络清晰；金冲及与胡绳武合著的《辛亥革命史稿》（四册）大量利用报刊资料突出重要问题的探讨分合有致论述有深度；李新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第一编为辛亥革命史是书注意从中华民国史的全局出把握这段历史论述独具特色。人物研究在辛亥革命史研究中占相当大比重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果孙中山、黄兴、章太炎、宋教仁、邹容等重要的人物几乎都有传记或年谱出版。其中孙中山研究最为突出达到相当的深度业已形成了一支有水平的队伍。陈锡祺主编的《孙中山年谱长编》（二册）、张磊的《孙中山思想研究》、姜义华的《章太炎思想研究》、唐文权与罗福惠的《章太炎思想研究》、汤志钧的《章太炎年谱长编》（二册）是这方面有代表性的著作。近些年来人物研究已有了更加广阔的视野以孙中山的研究为例已不局限于政治思想三民主义理论而是进一步探讨了诸如孙中山与帝国主义以及军阀的关系、战略思想、教育思想、近代化思想、文化思想、伦理道德观等等新的课题展现了新的前景。
北洋军阀史长期以来北洋军阀史的研究一直比较薄弱但是近年来却有了长足的展引人注目。
李新、李宗一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第二编共三册叙述“北洋政府统治时期”（1912—192o）。本书以大量翔实的历史资料为基础以袁世凯及其为的北洋军阀的兴衰、共和与的较量为主线对此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广泛的领域作了具体和深入的探讨实为迄今规模最大的一部有关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通史性著作。来新夏的《北洋军阀史稿》是另一部有代表性的通史性著作叙述简明视角独特成一家之言。上述二书的出版集中反映了北洋军阀史研究的总体水平。
已有的论著除了从理论上探讨北洋军阀的成因、特点、阶级属性及其历史地位外还就北洋政府的经济政策、北洋军阀的内部纷争、“废督裁兵”和“联省自治”运动、北洋军阀与帝国主义的关系、帝制复辟、“二次革命”、护国、护法运动等一系列重大的问题作多角度的专题性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谢本书等人的《护国运动史》、董方奎的《梁启与护国战争》、莫世祥的《护国运动史》等是这方面有代表性的著作。
在人物研究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