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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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 第105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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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其他各地文武官员包括学政、布政使、按察使、道员、提督等传世的奏议亦有数十种但各人的奏议篇数并不多。

    上述情况表明近代各类官员的奏议分布不均衡督抚奏议最多约为近代奏议总数的一半占据特别重要的地位。这种情况是由近代特殊的内外权力结构和各类官员的实际地位形成的。

    其他公牍各级官员的公牍除给皇帝的奏疏以外还有日常处理政务的其他各种公牍。其内容一般说来不如奏议重要但就其记述下层事务的具体详尽来说又往往过奏议可补奏议之不足。

    辛亥革命后废除皇帝奏折亦随之消失。至于各级官员的办公文书民国初年大体沿袭清末习用的格式变动不大。

    近代海关的重要官员任用外国人主要是英国人从而形成了主要以英文书写的海关档案。实权操在洋员手中但它在名义上是中国衙署从海关总税务司起所有海关都是由中国政府任命的所以他们办公留下的档案也应当视为中国官员的办公文书。

    晚清各级官员来往文书晚清各级官员奏议以外的办公文书不像奏议那样被重视因而保存下来或编刊问世的不像奏议那样多但也有相当的数量和丰富的内容有其一定的史料价值。

    由公家贮存的公牍档案保存下来的不多。四川巴县档案从康熙以后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的是全国仅有的一份。至于个人居官积存的档案有些高级重要官员的保存下来了如现存第一历史档案馆的《端方全宗》、《赵尔巽全宗》现存上海图书馆的李鸿章、盛宣怀的档案现存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的吴煦档案等但为数也不多。一般中下级官员的档案能够保存下来的更是绝无仅有了。

    各级官员办公文书之编刊行世者可分为衙署公牍和官员个人专集两大类。

    京师各部院衙门的公文大都以官署而非个人的名义收因而也多由官署编印。例如《清国史馆移咨札示汇送文》1册光绪年间刻本。又如《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档》是该衙门清档司日常整理的专题公文汇编现已开始作为史料出版问世如《教务档》、《四国档》等。

    各省则由于办公的需要有的编刊《省例》如《粤东省例新纂》8卷道光二十六年(1846)刻本。又如《江苏省例》4编6续编刊于同治八年(1869)、光绪元年(1875)、九年(1883)、十六年(189o)内收自同治二年至光绪十五年(1863—1889)的督抚藩臬的文件意在举例示范“俾各属遵守奉行免致歧误”。其中所收文件虽不多但可看出该省日常公务中的各种问题及处理原则。

    到清末最后十年间受近代报纸、期刊的影响从各省到京城又排日或定期刊《官报》直隶刊《北洋官报》(19o2年)两江刊《南洋官报》(19o3年)其他湘、赣、川、豫、皖、粤、鄂、鲁、桂、甘、浙、黔、闽和东三省相继编印《官报》即各该省政府的机关报仿照中央政府《邸报》的形式报导政务活动刊登奏折、上谕还刊登该省各级官员的其他公牍。此外从京师到各省还有各衙署编刊的《官报》如学部的《学部官报》、农工商部的《商务官报》、邮传部的《交通官报》;各省“三司”(提学使司、提法使司、交涉使司)“二道”(巡警道、劝业道)也多编印《官报》。不过从政府各衙署到各省府州县日常办理公务所产生的文件数量来说表在《官报》上的也只是极少的一部分;而且机密文件或因他故尚不便公之于众的文件在《官报》上也看不到。

    京官公牍之编入个人专集者不多有之如黄云鹄的《兵部公牍》2卷收入他于同治初年任兵部司官时所撰拟的咨文禀稿等三十余件;又如周家楣的《欺不负斋全集》前三卷收他充总理衙门章京时所拟的有关对外交涉的文稿。

    出使大臣的有《许竹筼先生出使函稿》是许景澄出使俄国、德国时给总理衙门的咨文和信函;《中俄会商交收东三省全案汇存》系出使俄国大臣杨儒与沙俄交涉撤退侵华俄军及交还东三省的有关文电和谈判记录。

    地方官员的一般公牍编印行世的还是以总督巡抚这一级的高级官员为多。林则徐在广州禁烟的公牍其后人编成《信及录》一书于1929年出版。解放后中山大学历史系编辑《林则徐集》《公牍》1册196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于《信及录》之外又增添了五十多篇。这大约是晚清公牍中最为人们所熟知的一种。

    稍后曾、胡、左等人的公牍亦知名于时。胡林翼的《胡文忠公遗集》86卷奏疏51卷外书牍批札等35卷其中尤以书牍为主。他自称其“军事精神思虑多注于往返书札之中”。曾国藩的《曾文正公全集》中奏稿3o卷而公务书札33卷、批牍6卷其杂著2卷亦收有告示等公牍总数且过奏稿惟其中由幕府代拟者不少。左宗棠的《左文襄公全集》(光绪十六年开雕本)收书牍28卷批札7卷咨札、告示、说帖各1卷。近年岳麓书社编印《左宗棠全集·札件》多方搜辑仅增补了38件。该社又访得上海图书馆和上海博物馆藏左宗棠函札原件辑印为《左宗棠未刊书牍》1册计176通绝大多数是谈公务的。

    李鸿章的《李文忠公全书》奏议8o卷之外朋僚函稿2o卷、译署函稿2o卷、海军函稿4卷、迁移蚕池口教堂函稿1卷又电稿4o卷。这是吴汝纶为之编定的。李鸿章自同治九年(187o)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以后一般公牍或假手幕僚而有关外交之“总署信函则全系亲笔”;光绪六年(188o)起“机要事件皆在电报亦不肯请人代办”1。惟吴汝纶意在为李鸿章“止谤”2有些文件删而不录收录者亦间有删改。至于多由幕僚起草之公牍如批札咨文等因“已离本任无从搜罗”1遂一概从略了。但在徐赓陛的《不慊斋漫存》(光绪三十一年刻本)中却保存了八国联军入侵后李鸿章自广东到北京议和时的一些代李起草的文件折奏之外其他咨、批、照会等有74件可以看出李鸿章处理直隶地方洋兵、拳教、赔款等问题的情况。

    曾、胡、左、李之外较重要者尚有刘坤一的《刘忠诚公遗集》和张之洞的《张文襄公全集》。刘集又有1959年中华书局新版本改名《刘坤一遗集》共61卷(略去文集1卷)奏疏、电奏之外有书牍17卷、电信3卷、公牍2卷。张之洞遗集先有许同莘编辑本其中奏议、公牍、函、电四种于1918—192o年铅印单行出版;后由王树枬增补编为《张文襄公全集》229卷1928年木刻行世其中公牍36卷电牍(兼收来电)8o卷、书札3卷。

    以上诸人是晚清数十年间特别重要的封疆大吏有关全局的重大事件在他们的全集中都先后有所涉及奏议固属重要而其他公牍与奏稿相表里奏议语焉不详或未曾语及之有关情况每可于其他公牍中得之。

    官至督抚每重奏议其他公牍单独编集问世者较少。除前述《信及录》外其后较著者有丁日昌的《抚吴公牍》5o卷皆下行文涉及面很广可以说是一省长官率属官办理庶政的有代表性的公文编集。

    专谈军事的有反映从金田到永安和太平军作战情况的《乌兰泰函牍》(内收向荣、姚莹的来信)湘军将领王錱的《王壮武公遗集》和李续宾的《李忠武公书牍》抗法名将冯子才的《军牍集要》和其时任浙江提督守宁波的欧阳利见的《金鸡谈荟》。有些地方官遇上战事也有把有关公牍编为专集的如同治中任山东东昌知府兼山东抚标营务处的龚易图的《东昌军中牍稿》和同时署山东汶上知县的张锡纶的《军书汇钞》都是有关堵御捻军的文件。地方官亲理庶政不止是军事上述两书是特例。

    地方中级官即道府之公牍近代著名者当推胡林翼之《宦黔书牍》7卷已编入《胡文忠公遗集》中为胡林翼自道光末年至咸丰初年在贵州历任安顺、镇远、黎平知府时写给上级的禀报和给下级的指示其中有许多是有关办团练、镇压苗民起义和防备太平军入黔的。易佩绅于同治九年(187o)署安顺府时的《安顺书牍摘钞》3卷主要涉及镇压乌束陇仲家族起义事。1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十五日吴汝纶答潘藜阁书《桐城吴先生全书·尺牍》家刻本卷1第148页。2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十五日吴汝纶答潘藜阁书《桐城吴先生全书·尺牍》家刻本卷1第148页。1光绪二十三年六月三日午汝纶致周玉山(馥)书见《吴挚甫尺牍》宣统二年国学扶论社石印本卷1下第2o页。

    又易佩绅于光绪二至六年(1876—188o)任贵东道时的《贵东书牍节钞》4卷时在贵州苗汉各族历时2o年的抗清起义之后其辖区又是苗族聚集地故涉及剔析弊政、总结教训者颇多。

    方浚师著《岭西公牍汇存》11卷为方氏于同治八年至光绪五年(1869—1879)任广东肇阳罗道时的公牍大多数是肇庆府、罗定直隶州和阳江直隶厅的民事刑事案件公文。其地州县官的公牍有徐赓陛的《不慊斋漫存》12卷光绪三十一年(19o5)刻本内收作者于同治十二年至光绪七年(1873—1881)历署广东遂溪、海康、6丰、南海等县知县并奉委办理肇庆后沥厂厘金时的办公书牍。再后有李锺珏光绪二十年(1894)署理广东6丰县的《圭山存牍》(光绪二十一年刻本)、二十一年(1895)署理广东新宁县的《宁阳存牍》(光绪二十四年刻本)和二十五年(1899)署理广东遂溪县的《遂良存牍》(《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4期)后者有关于法帝国主义强占广州湾和当地人民反抗的记载。从以上诸书中可以看到晚清广东沿海地方上的许多情况。

    《山东义和团案卷》2册齐鲁书社1981年出版。原本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内容是山东各府(缺登、莱、青三府)县给巡抚的禀报报告各该府县地方的义和团情况自光绪二十五年八月(1899年9月)至二十七年二月(19o1年3月)。罗正钧的《劬盦官书拾存》2册192o年潭乡罗氏养正斋刻本。光绪二十六年(19oo)上半年罗正钧署理直隶定兴县知县正值京保地区义和团兴起本书所收全是禀报当地义和团兴起情况的。晚清各级官员文书材料较丰富内容较具体在近代史的许多问题的研究中能起相当重要的作用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然而这些官员文书也有其弱点。有上奏权的高级官员重视奏报很少亲自处理一般公文。中下级官员许多咨、札、批、禀等公文的拟稿、誊正、收、登记等工作主要由幕友或书吏承担。幕友书吏师徒授受父子传袭盘踞衙署互通声气形成一个实际的封建行会。他们援引例案套用框式所办公牍往往流于官样文章内容虚实不一这就需要我们在使用时有所鉴别了。

    民国政府官员文书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湖北以及其他好多行省先后组成军政府军政府在处理各种军政事务中形成了一些公文。后来南京临时政府作为资产阶级的临时中央政权在其政务活动中也形成了一批公文。

    南京临时政府和各地军政府的公文函电一部分以档案的形式保存下来分藏于南京中国第二档案馆和其他一些地方档案馆也有一部分刊载在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等出版物上。以文书编集形式传世的亦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约有一二十种。比较重要的有:《革命文牍类编》上海时事新报馆民国元年(1912)初出版;《民政文牍合编》广益书局民国元年出版;《革命军文牍初集》、《二集》、《三集》光汉学社出版;《共和关键录》上海筑艺书局民国元年出版。这些文牍汇编的内容更为集中为我们查找辛亥革命历史文献提供了方便有些文件还是在别处很难找到的。以个人集著行世的有李烈钧的《武宁书牍》黎元洪的《黎副总统政书》。孙中山、黄兴、宋教仁、蔡锷、朱执信、廖仲恺等人的集著中也都收有公文函牍其中有许多是和辛亥革命有关的。《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收录孙中山1912年任临时大总统时的各种文件四百数十件其中函电占多半另外也有咨、批、令等正式公文。这些文件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孙中山在这一时期的重要历史活动记载了作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政权的南京临时政府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各方面的情况。黎元洪的《黎副总统政书》34卷前8卷为他任湖北军政府大都督以及南京临时政府副总统时的来往电文约计8oo件。这些电文反映了黎元洪“军民分治”等政治主张记载了湖北方面的军政情况独立各省组织临时中央政府的情况、南北议和的情况等等其中有相当部分是不见于他书的。

    袁世凯建立起北洋军阀政权后继承南京《临时政府公报》也定期印《政府公报》不过内容远不及南京《临时政府公报》中丰富活泼实质上是清代《邸钞》的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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