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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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 第105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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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略》的缺陷是:第一只收直接反映战事的文件此外虽和战争关系密切例如有关筹措军饷的重要文件雷以諴的《抽厘助饷疏》亦摒弃不录。第二记载战况多失实之处。前方将领的奏报本来就多夸大战功掩饰失败。《方略》意在炫耀皇朝武功每次起义均被“剿平”编纂又在“奏功”之后对谕折的删节取舍之间更是略败详胜。

    夷务和外交《筹办夷务始末》鸦片战争以后“夷务”成为近代中国的大事也就必然地产生专记这方面事情的政府官书。先出现的就是《筹办夷务始末》。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3o卷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3o卷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1oo卷收道光十六年(1836)至同治十三年(1874)前后39年间清政府处理对外战争和外交事务的档案共93oo件、77o余万字为研究中国近代前期帝国主义侵华史和中国对外关系史保存了非常丰富的珍贵资料。所收文件也有删节但基本保留了原貌。也还有未收的文件或纂修时认为不重要而未选或因保管方式不同如留中纂修时见不到。抗日战争前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蒋廷黻主持搜辑未编入《筹办夷务始末》的档案文件编为《筹办夷务始末补编》故宫博物院出版的《史料旬刊》载有鸦片战争的道光留中奏折。

    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筹办夷务始末》分别成书于咸丰六年(1856)、同治六年(1867)、光绪六年(188o)1929—193o年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就原本影印出版。建国以后由齐思和主持整理道光、咸丰两朝《筹办夷务始末》已先后于1964年和197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整理本取消了原书中的封建抬头;每个文件都加了标题并编了目录加了标点符号较长的文件分了段;干支之下注明农历日期并附公元月日;外地奏折的出奏日期和上谕寄到的日期也尽可能注明;改正了一些文字上的错误加了索引。这样的整理本改进了原书编辑格式上的缺点为读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和《筹办夷务始末补遗》也将整理出版。

    《清季外交史料》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筹办夷务始末》是由修三朝《实录》的实录馆同时编纂的。光绪、宣统两朝修成《德宗实录》和《宣统政纪》辛亥革命以后实录馆草草结束未再循例编辑两朝的《筹办夷务始末》。王彦威、王亮父子所辑《清季外交史料》填补了这一空白。王彦威在方略馆值宿时见到前三朝的《筹办夷务始末》他于是在军机处档案中搜检光绪朝的外交文件“摘取事由记明月日。凡属旧事则由大库调取案卷其新事则皆承值时逐日所寓目者因按年编次分别纂录”1。光绪二十六年至二十七年(19oo—19o1)慈禧太后挟光绪帝逃往西安王彦威随扈行在他仍随时搜集材料将这两年间过手的重要文件抄出后来编成《西巡大事记》。王彦威死于光绪三十年(19o4)光绪一朝最后四年(19o5—19o8)和宣统一朝三年(19o9—1911)的外交史料是由其子王亮继续搜集的。他采集清末外务部档案、驻外各使领存稿及各种有关的重要出版物将包括光绪、宣统两朝的《清季外交史料》赓续编成。

    《清季外交史料》总计273卷。其中包括《光绪朝外交史料》218卷又卷1卷《宣统朝外交史料》24卷《西巡大事记》11卷又卷1卷《清季外交史料索引》12卷《条约一览表》1卷《清季外交年鉴》4卷《清季外交史料》所收文件和后来公布的一些档案核对基本符合原貌有不少文件且是在别处不易查找的。此书的价值不下于《筹办夷务始末》。1王彦威:《西巡大事记序》。

    第二节各级官员文书近代各级官员文书是与中央官书相对应的另一类重要史料。这是在各级官员办公过程中形成的文件。它们以官员个人存稿或各该衙署存档的形式积存下来。衙署档案从中央各部院到地方各省府州县衙门的档案几经战乱绝大多数已荡然无存。个人档案保存下来的较多其人居官时经办的文件出于办公的需要大多要存稿特别是重要文件如奏折更是要郑重保存。它们经过再编纂常以公文专集或含有公文的遗集、文集、全集的印本、抄本、稿本等形势传世。现存总数约有七八百种大量辑录保存了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的各种公文内容很丰富它们对中国近代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文化等多方面问题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是中国近代史的又一个基本史料群。

    奏议在各级官员文书中以奏议最重要。因为这是奏报给皇帝的文件有资格上奏的也是官阶较高的臣僚所奏内容也大多是有关国家重要政务的。因此在各级官员文书中以奏议最受重视保存下来的也最多。

    近代奏议的传世概况近代奏议编集的传世数量很大已知者约有五六百种。记载近代奏议书目较多的近代文献目录有刘锦藻《清代续文献通考·经籍考》、《清史稿·艺文志》及其《补编》之《诏令奏议类》、日本《东京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汉籍分类目录·诏令奏议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近代奏议目录》(油印本)。未见于上述目录者还有不少散藏于各地图书馆或其他处所还有待于搜集整理。

    这些奏议的编集形式多种多样大致有以下几类:1。综合性汇编。如《同治中兴中外奏议约编》8卷陈彛庑髟辏1875)刻本;《道咸同光奏议》6o卷王树敏等辑光绪二十八年(19o2)上海久敬斋石印本。选择当时人感兴趣的奏议汇编在一起成书不多。

    2。专题奏议。有汇编本如《变法自强奏议汇编》2o卷毛佩之纂光绪二十七年(19o1)上海书局石印本。这是清政府在西安下诏行新法以后在上海应时而出的书是书贾编印的商品。内收自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七年(1895—19o1)间的变法自强奏议惟“要必以变法而不乱法者为断”(本书例言)康有为等维新派的变法奏议皆未收。《教案奏议汇编》8卷程宗裕编光绪二十七年(19o1)上海书局石印本。时在义和团运动之后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案子是人们所关心的问题这是在此背景下书贾编印的书。《邮传部奏议类编》6册该部参议厅编核科辑排印本。内收该部光绪三十二年九月成立时起至三十四年十二月年终的奏议分为总务、船政、路政、电政、邮政等五类编次。嗣后按年继续编印。这主要是该部的办公用书“以备修纂政要根据”自然也有向部外流传之意但“事关重要应守秘密者存目不印”(该书例言)。又有具奏人专集性质的专题奏议如曾国藩的《查办湖团奏折》1册同治刻本是为查办山东境内微山湖地区“湖团”所需的书。《江楚会奏变法折》3册光绪二十七年(19o1)两湖书院刻本这是清政府在西安下行新法诏以后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应诏陈言会衔上奏的长折分三次上奏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一个折子一面上奏一面刻印出来在社会上广为流传。还有一件奏折的单行本如《考察政务戴端两大臣条陈学务折》1册京师官书局铅印是戴鸿慈、端方出洋考察归来所上的奏折;《宪法编察馆会奏遵议宪法大纲暨议院选举各法并逐年筹备事宜折》1册奕䜣领衔具奏光绪三十四年(19o8)铅印。以上两种均由官方印出除政务需用外还有向公众宣传的意思。

    3。个人著作集。以个人著作形式出现的近代奏议为数最多总计约有5oo种。它们编在作者的全集、遗集或文集中而更多的是以奏议专集的形式流传约有3oo余种。

    个人奏议专集或称政书或称奏议、奏疏或称奏折或称奏稿、奏牍前面冠以作者名号。有谥号者那时认为这是最高荣誉均以谥号题名如林则徐的《林文忠公政书》、曾国藩的《曾文正公奏稿》等。有以爵号题名的如左宗棠的《左恪靖侯奏稿》李鸿章的《李肃毅伯奏议》这是因为编集出版时他们都在世还没有谥号。有以官衔题名的如张亮基的(左宗棠代撰)《张大司马奏稿》程德全的《程中丞奏稿》。有以籍贯题名的如徐致祥、宝廷的《嘉定长白二先生奏议》康有为的《南海先生戊戌奏稿》。有以别号题名的如贺长龄的《耐庵奏议存稿》徐继畲的《松龛奏疏》。有以治地题名的如李嘉端的《抚皖奏稿》张凯嵩的《抚滇奏疏》。有以住所题名的如宋晋的《水流云在馆奏议》袁世凯的《养寿园奏议辑要》。至于现代整理出版的则径以其人的名字题名如《锡良奏稿》、《郭嵩焘奏稿》、《袁世凯奏议》等。

    个人奏议不单独成书编在他的全集、遗集、文集中的为数也不少。近代著名大官显宦如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均有全集或遗集出版行世奏议编在最前面数量且较大。就曾、左、李三人来说《曾文正公全集·奏稿》3o卷收录折片897件;《左文襄公全集·奏稿》64卷收录折片1314件;《李文忠公全书·奏稿》8o卷收录折片1921件。名为全集实际上并不全。现在着手搜集增补。已经增编出版的有《林则徐集·奏稿》计收587件为《林文忠公政书》15o件的39倍无关重要的尚未编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以及袁世凯这些重要人物的全集均已开始进行增编6续出版。其他将奏议编入个人文集者如徐鼒的《未灰斋文集》、王先谦的《虚受堂文集》等通常是其人官不大奏议不多不能单独成集甚至不能单独成卷便和其他文稿编在一起但大多数也是照例把奏议编在文集的最前面。

    至于电奏由于当时许多官僚士大夫视之为“私文书”不像奏稿那样受重视刊印传世者较少。张之洞、李鸿章、刘坤一、锡良、徐世昌、杨文鼎等人的全集、遗集、政书中收录了一些电奏《张文襄公全集》中有电奏13卷数量较多。

    晚清官员的上奏情况清朝对于什么人可以上奏是有严格限制的。京师的阁部大臣、各衙门堂官和科道言官外省文官自道员以上、武官自总兵以上的官员才有资格上奏。其他下级官可以呈请其上级主官代奏一般民人可以具呈都察院代奏但很少见。各类官员的职掌不同奏议内容不同编集传世的多少亦不同大体情况如下:1。京师的阁部大臣及院寺堂官的奏议约近百种。如刑部左侍郎黄爵滋的《黄少司寇奏疏》太常寺少卿许乃济的《许太常奏议》体仁阁大学士翁心存的《知止斋折稿》户部尚书孙瑞珍的《孙文定公奏议》内阁学士署户部右侍郎袁希祖的《袁侍郎奏稿》都御史6宝忠的《6文慎公奏稿》等。

    2。科道言官的奏议约有四五十种。如尹耕云的《心白日斋集》赵启霖的《静园集》江春霖的《梅阳江侍御奏议》胡思敬的《退庐奏疏》。3。各省督抚的如前举林则徐、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人的奏议都是。他如马新贻的《马端敏公奏议》曾国荃的《曾忠襄公奏稿》沈葆桢的《沈文肃公政书》刘岳昭的《滇黔奏议》丁宝桢的《丁文诚公奏稿》岑毓英的《岑襄勤公奏稿》谭钟麟的《谭文勤公奏稿》陶模的《陶勤肃公奏议遗稿》刘铭传的《刘壮肃公奏议》李秉衡的《李忠节公奏议》等为数很多。近代督抚共有四百六七十人其中有一百四十余人有奏议留下来各种结集和版本总算起来共约二百六十余种。

    4。边疆地区的将军、大臣、都统、副都统等和内地督抚一样掌管该地区军政事务其奏议结集的也有二三十种如驻藏大臣景纹的《驻藏奏稿》归化城副都统兼署绥远城将军文瑞的《光绪绥远奏议》。

    5。钦差大臣的奏议为数不多如《向荣奏稿》《僧格林沁奏稿》又《僧王奏稿》。

    6。驻外使节的奏议约计三十余种如出使英、法、俄等国大臣曾纪泽的《曾惠敏公遗集·奏稿》出使法、德、奥、俄等国大臣许景澄的《许竹筼先生奏稿录存》出使英、法、意、比等国大臣薛福成的《庸庵全集·出使奏稿》。

    7。其他各地文武官员包括学政、布政使、按察使、道员、提督等传世的奏议亦有数十种但各人的奏议篇数并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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