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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雍正时期的官书中也出现了几部较有影响的自然科学著作如《数理精蕴》（53卷）、《历象考成》（42卷）其中不但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天文科学成就也吸收了西方一些先进的天文历算知识4。稍后康熙五十四年（1715）又辑成有利农业生产的《月令辑要》（24卷）又《图说》（1卷）修成《广群芳谱》（1oo卷）此书是中国植物总集是当时的重要植物学著作。雍正十二年纂修的《工部工程做法》（74卷）是工程学方面的著作。康熙、雍正时期官修图书中还出现了数部有分量、有影响的大型类书形成官修图书事业的一大特点这个时期也成为中国类书的集大成时期。编纂的主要类书有：康熙四十九年（171o）敕命张英等编纂的《渊鉴类函》（45o卷）；五十年命张玉书等编纂的《佩文韵府》（1o6卷）；五十五年命张廷玉等编纂的《韵府拾遗》（12o卷）；五十八年命吴士玉等编纂的《骈字类编》（24o卷）；六十年命吴士玉等编纂的《子史精华》（16o卷）；六十一年命何焯等编纂的《分类字锦》（64卷）以及康熙时命纂、雍正时成书的著名类书《古今图书集成》（1oooo卷）。
《古今图书集成》是继明《永乐大典》以后最大的一部类书。此书原名《汇编》康熙时由陈梦雷等纂辑成书但未刊刻。雍正即位后又命蒋廷锡等重新编校改名为《古今图书集成》。雍正四年（1726）用铜活字排印共印六十四部。全书1oooo卷分为6编32典61o9部约一亿字。内容包括了当时的全部学问。从其组织体系及编辑体例上考察也远远过以前的类书。
康熙、雍正时期还曾修纂了一批参考工具书。查考字词的工具书有《康熙字典》（42卷）康熙五十四年（1715）由大学士张玉书等奉敕撰。又有《音韵阐微》（18卷）康熙五十四年命撰雍正四年成书。
这个时期还修纂了一些词、曲谱和诗文总集。康熙四十四年（17o5）孙岳颁等奉敕纂辑的《佩文斋书画谱》（1oo卷）是古书画鉴赏方面的重要参考工具书；康熙五十四年（1715）王奕清等奉敕修撰的《词谱》（4o卷）、《曲谱》（14卷）是填词作曲和研究词、曲的重要参考书1。康熙五十二年“御定”的《律吕正义》（5卷）是研究声乐之学的重要参考书。编纂的具有参考价值的诗文总集有：《古文渊鉴》（64卷）由徐乾学等编注；2《执中成宪·序》3参见《八旗通志初集·序》。
4参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o6。
1参见《四库全书书目提要》卷199《清朝文献通考》卷236。
康熙四十二年彭定求等编《全唐诗》（9oo卷）康熙四十五年陈元龙等奉敕编成《御定列代赋汇》（14o卷又“外集”2o卷“逸句”2卷“补遗”22卷）；是年又成《佩文斋咏物诗选》（482卷）。四十六年陈邦彦等奉敕编《历代题画诗类》（12o卷）沈辰垣等奉敕编定《历代诗余》（12o卷）。四十八年张豫章等奉敕编《四朝诗》（292卷）；五十年郭元釪奉敕编《全金诗》（74卷）。五十二年又编《唐诗》（32卷“附录”2卷）。这些书籍的纂辑对继承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其中大多数至今仍被人们视作必不可少的参考书、工具书使用。
乾隆时期的官修图书乾隆时期是官修图书的繁荣阶段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经学方面的著作集中于乾隆前期先后编撰了《四书文》、《三礼义疏》、《周易述义》等书。
第二史学著作大都是记录当代历史者。
乾隆帝极为重视当代史的编纂。除有常设的国史馆修当代史外乾隆七年（1742）还修成《国朝宫史》36卷（二十四年又予增修）。特别是纪录当代一重大事件（主要是军事事件）本末的“方略”、“纪略”在这一阶段修纂得最多。以其编纂的年代排列计有以下数部：《平定金川方略》32卷乾隆十二年撰；《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54卷“正编”85卷“续编”33卷。
乾隆三十七年撰；《临清纪略》16卷乾隆四十二年撰；《平定两金川方略》136卷乾隆四十六年撰；《兰州纪略》21卷乾隆四十六年撰；《石峰堡纪略》2o卷乾隆四十九年撰；《台湾纪略》7o卷乾隆五十三年撰；《安南纪略》3卷乾隆五十六年撰；《廓尔喀纪略》54卷乾隆六十年撰。
此外还有乾隆三十八年所撰《开国方略》32卷；四十七年所撰《河源纪略》36卷也当划归此类。
第三此时编纂的典章制度著作很多成绩较大。中国古代典章制度方面的重要参考书“十通”有六部是乾隆时期所修的即《续通典》（252卷）、《皇朝通典》（1oo卷）、《皇朝通志》（2oo卷）、《皇朝文献通考》（266卷）等。为修“三通”乾隆皇帝曾特命开“三通馆”组织儒臣修撰。
乾隆时期修典章制度书也与修史书一样特别注重当代。除上述“清三通”是记当代典章制度之外还撰辑了《大清通礼》（5o卷）《皇朝礼器图式》（18卷）又修成专纪翰林院典制的《词林典故》（8卷）专纪学校、科举等典制的《学政全书》（8o卷）专纪国子监的沿革及典制的《国子监》（62卷）、专纪救荒救灾之政的《康济录》（4卷）等等。
更为值得指出的是在乾隆时期专门纪述当代典制的“则例”一类书籍得到很大展形成清代修纂“则例”的高峰。邓之诚说：“清以例治天下一岁汇所治事为四条例新例行旧例废故则例岁必小修十年一大修”1。“则例”一类书籍的出现要推《督捕则例》。顺治初年因为“逃人”问题严重于是汇辑有关谕旨、奏牍、规定等为一书经康熙十五年校定至乾隆八年重加厘正编纂成《督捕则例》（2卷）这是清代官书中出现的第一部“则例”。兹后又修纂了多种这种体例的记当代典制的书籍：乾隆十四年（1749）纂《工部则例》（5o卷）二十四年（1759）又纂《工部续增则例》（95卷）。三十三年纂成《物料价值则例》（22o卷）三十七年纂成《吏部则例》（66卷）、《八旗则例》（12卷）四十一年纂《户部则例》（12o卷）四十九年纂《礼部则例》（194卷）五十三年（1788）纂《军需则例》（16卷）。与则例的体例和作用相近的还有《中枢政考》（31卷）和《大清律例》（47卷）等书。通过编纂“则例”公布了一些档案资料就当时讲这些“则例”也便于各级官员了解当时的典章制度及其演变情况以更好地挥实行政务的职能。
“则例”是专记当代的一个方面典制的书籍而汇辑当代全部典制的是“会典”及“会典事例”。清代修“会典”最早始于康熙二十二年2并纂成康熙《会典》162卷雍正时又曾修《会典》3但均无会典“则例”或“事例”。乾隆时期鉴于“则例旋增”“典与例无辨”4而把“典”与“例”分为两部分。乾隆二十九年（1764）修纂《大清会典》（1oo卷）同时修纂《大清会典则例》18o卷（嘉庆后改称为《会典事例》）。从此修《会典》同时修《会典事例》成为定例。其后在嘉庆朝、光绪朝都曾沿用此例。第四大规模地修纂地方志和地理志。全国现存方志7413种1o9143卷而其中“修于清代的最多”1。
乾隆十九年（1754）乾隆帝命蒋溥等修纂《盘山志》（21卷）三十九年（1774）敕撰《日下旧闻考》（12o卷）以记注京师掌故史迹。乾隆四十三年（1778）撰《盛京通志》（1oo卷）四十六年撰《热河志》（12o卷）。
地理志书乾隆时期修成的有《皇清职贡图》（9卷）、《皇舆西域图志》（52卷）、《五军道里表》（49卷）及《三流道里表》等。而所成最重要的地理志书是乾隆二十九年（1764）的《大清一统志》（5oo卷）。
《一统志》之修始于康熙年间雍正时又重新开局修撰至乾隆九年（1744）告竣。后来乾隆二十九年（1754）又特谕重修《一统志》“以昭大同之盛轨”。使“一展卷而九州之砥属、八极之会同皆可得诸指掌间矣”2。
第五注重民族文字学方面的书籍的编纂。这个特点也是适应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共同进步和文化展的趋势而出现的。乾隆十四年（1749）命撰《同文韵统》（6卷）以正西番及印度译音之音韵；二十八年（1763）命撰《西域同文志》（24卷）此书“以天山南路、天山北路、准部、回部并西藏、青海等地名、人名诸门举凡提要始以国书（满文——引者注）1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卷5中华书局1958年版。
2《大清会典事例》卷1o49。
3《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81。
4乾隆《大清会典》卷。
1参见陈高华等：《中国古代史史料学》第443—44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2《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68。
继以汉文复继以汉字三合切音凡识汉字者莫不通其文、解其意瞭若列眉易若指掌”1。可见乾隆帝命修此书的意图即在沟通民族文化以利集权统治。
乾隆三十六年（1771）乾隆帝命傅恒等撰成满文字书《增订清文鉴》（32卷又“补编”4卷“总纲”8卷“补总纲”1卷）一书。乾隆四十四年又命阿桂等撰《满洲、蒙古、汉字之合切音清文鉴》（33卷）把蒙古语也对应地排列进去作为对“久为世臣”的蒙古诸部的宠遇。由此可见修书事业不但有文化意义也是充满政治意义的。
第六编纂成卷帙浩繁的《四库全书》和一批版本学、目录学著作。编纂《四库全书》是继修纂《古今图书集成》之后的一次更大规模的举动。这部大型丛书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下诏有计划地征求当时国内所有存书起共花费了十三年时间集中了大批人力物力修纂而成。其内包括经、史、子、集四大部分共编辑了从古到当时的3457种著作计有79o7o卷。编纂这部大丛书出力最大的是纪昀而所动用的抄写人员共达一千五百余人2。《四库全书》前后共抄写七部分藏在北京宫内的文渊阁、圆明园的文源阁、奉天文溯阁、热河文津阁、镇江文宗阁、扬州文汇阁、杭州文澜阁。另外还有副本一部藏于翰林院3。这是我国最大的一部丛书其中保存了许多珍贵的文献资料。但清政府在修辑《四库全书》过程中也曾大量销毁和删改旧书使祖国的文化遗产受到损失1。
在编纂《四库全书》过程中乾隆帝还命令用木活字印行了其中一百多种善本图书2名之为“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并且命于敏中等选其中最精粹的书籍编成《四库全书荟要》其样式与《四库全书》相同只是规模小些3。乾隆帝对自然科学的重视程度远不如康熙帝因此这个时期官修自然科学著作较少并且都集中在乾隆十年以前。
但是乾隆帝却极为重视统治策略。这一点也可从官修图书中窥见其一斑：乾隆九年（1744）命撰《八旗氏族通谱》（8o卷）目的在于宣扬“祖宗德泽之深”鉴于“代序日远族姓日繁”藉此以“明章统系、俾知世德之所自”4。以增强满族人特别是满洲贵族的民族认同感。十二年（1747）又命撰《满洲祭神祭天典礼》（6卷）试图以宗教的形式巩固满族人的共同心理素质5。
乾隆四十二年（1777）又一面命撰《满洲源流考》一面命将蒙古小徹辰萨囊台吉撰的《蒙古源流》进行翻译成为“钦定”之书。两年以后四十四年（1779）又命撰《蒙古王公功绩表传》（12卷）为那些忠心为满洲贵族效力的蒙古王公歌功颂德以提高其政治地位。又是两年以后四十六年（1781）则又命撰《宗室王公功绩表传》（12卷）意在把宗室王公1《西域同文志·序》参见《清朝文献通考》卷218、《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41。2参见陈彬和：《中国书史》第225页。
3参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乾隆四十二年八月十九日谕。
1参见郭伯恭：《四库全书纂修考》第二章又参见《办理四库全书档案》。2参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4中华书局1982年版又《清朝续文献通考》卷27o。3详参见费寅：《记四库全书》载《图书展望》1948年1月。
4《八旗氏族通谱·序》。
5参见《清朝文献通考》卷222《四库提要》卷82。
之地位置于满洲其他贵族和蒙古贵族之上更确切地说是把满洲最高统治者置之至高无上的地位。以上四种官书的修撰时间和内容如此有次序决不是偶然的巧合。
乾隆晚年举行“千叟宴”后命编成《千叟宴诗》（36卷）其八十岁生日又命编写了达12o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