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也反映了一定的历史事实。赋役负担的比较公平合理当然会对久困于役的广大劳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有着一定的刺激作用。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社会经济尤其是商品经济的空前繁荣与此是有密切联系的。第三进一步削弱了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推动了人口的迅增长。“丁口之输赋也其来旧矣。”丁役或丁银包括所有匠班银、盐钞银等历来就是封建国家对其臣民部分人身占有的具体体现和显著标志是一种纯粹的“经济强制”。经过人民群众长期艰苦斗争的结果这种依附关系在不断地被减弱着。在明末农民战争的推动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影响下入清以来这种削弱的趋势更为加。康熙十一年（1672）浙江的盐钞银摊入地亩银中；康熙三十六年至四十一年（1697—17o2）浙江、湖北、山东等地的匠班银也6续摊入地亩；五十一年（1712）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更将全国现有的丁银固定取消了以后滋生部分的人丁税；而摊丁入亩则最后将所有的人头税目也统统摊入田赋银中总称为“地丁银”。至此不仅相沿千余年的人头税完全匿迹于史册开始只按土地的单一标准收税而且长期束缚人民人身自由的户丁编审制度也日渐松弛至乾隆三十七年（1772）终被“永行停止”此后甚至连过去为征差役和限制农民外出的里甲制也开始被专职防盗的保甲制所取代。
由于摊丁入亩使清廷放松了对人口的控制解除了丁银的赔累致使不仅经济达的江南和东南沿海“贩夫牧竖优游于光天化日之下无征输之苦”1甚至地处边远的贵州等省也使“赤贫无田、持手而食之夫悉得免于追呼”2。因而人民不再大量逃亡和匿隐人口的统计也较前更为精确符1康熙《嘉兴府志》卷9《户口》。
2田文镜：《抚豫宣化录》卷2《题请豫省丁粮按地输纳以均赋役事》。3乾露夏津县志》卷4《田赋》。
4王庆云：《石渠余纪》卷3。
1乾露常昭合志》卷3《户口》。
2道光《贵阳府志》卷44《食货略》1。
实。康熙五十年（1711）全国共有人丁二千四百六十二万余按丁与口比例为1∶3。16计算共计人口七千七百八十余万。雍正八年（173o）则增至二千五百四十八万丁八千零五十一万余口。至乾隆六十年（1795）则骤增至近三亿口道光十五年（1835）更突破四亿大关。其增长度是十分惊人的。当然也不可避免地为我国带来巨大的人口压力但那已是近现代的事情不能全归咎于此。恰恰相反在当时人口的增长为社会生产提供了足够的劳动人手封建依附关系的减弱又使劳动人民有了更多的迁徙流动自由。其中不少人即相继离开农村纷纷转入城镇和场、矿为手工工场（或作坊）和矿山增添了大批的雇佣劳动力靠劳动换取计日（或计时、计件）工银以糊口或养家从而客观上推动了明代已经产生的资本主义萌芽的继续缓慢增长。
最后暂时地在一定程度上对大地主的兼并土地起了一些抑制作用保证了政府的赋税收入进一步强化了主义中央集权。由于摊丁入亩的基本精神是完全根据土地多少征收赋税地主阶级地多丁少农民则丁多地少因此推行的结果势必使原来由农民负担的一部分丁银转摊到地主身上。故王庆云称“（摊丁入亩）一举而数善备焉。所不便者独家止数丁而田连阡陌者耳。”甚至在推行摊丁入亩的当时就有人揭示它“实与贫民者益但有力之家皆非所乐”1。因此这一改革遭到大批地主官僚的强烈反对。尚在其试行阶段归善知县邱家穗便跳出大叫：“人无贫富莫不有丁身可役。而一邑之中有田者什一无田者什九乃欲专责富户之粮包赔贫户之丁将令游惰复何惩？”而甘“使富户坐困于役？”待到摊丁入亩全面推行后地主阶级反抗更为激烈。理学名臣李光地的本家李光坡极力辩解：“富者虽田连阡陌不过一身；贫者虽粮升无合亦有一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食毛输税赋既无偏枯；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均履后土戴皇天。（今对）富者则急其从公贫者必尽蠲其手足之烈除其公旬之义则役非偏枯乎？”1他们不仅千方百计“阻遏其请”；而且竭力煽动“有田之家同心协力赴上台力辩”2妄图逼迫清廷收回成命。有的甚至公然纠众闹事“蛊惑百余人齐集巡抚衙门喊叫阻拦摊丁”并借乡试之机“聚众进城”3“鸣锣执旗喊叫罢市”进行阻挠4。
当然摊丁入亩改革最大的获利者还是清廷。先在经济上不仅使原额丁银连同田赋银一起得到切实保证而且将原属根本无法征收的“户绝人亡”者的丁税也一起摊入地亩起死回生有了可靠的着落因此清政府的地丁收入逐年增加顺治时每年仅二千万两左右康熙、雍正时则增长到二千五、六百万两左右。从乾隆至清末则每年都一直保持在三千三百万两以上约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四分之三成为清皇朝赖以存在的重要的物质基础。所以清代历朝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它曾三令五申无论哪级政府无论何种情况都一“概不准借用地丁银两”。
第二更重要的是清廷通过摊丁入亩的改革缓和了同广大农民和手工1《雍正硃批奏折》雍正元年七月李维钧奏折。
16燿：《切问斋文钞》卷15李光坡《答曾邑侯问丁米均派书》。
2康熙《户县志》卷4《田赋志·赋役》。
3《雍正硃批谕旨》雍正四年八月初二日浙江巡抚李卫奏折雍正四年九月初二日浙闽总督高其倬奏。4《雍正硃批谕旨》雍正四年八月初二日浙江巡抚李卫奏折雍正四年九月初二日浙闽总督高其倬奏。业者之间的阶级矛盾获得了他们更多的信任和支持使之能够顺利而果断地制止和查处了大地主们的反抗。不仅稳定了社会秩序而且加强了其封建的统治。
但是摊丁入亩毕竟是地主阶级的政策是在旧的传统的赋役制度陷入绝境阶级矛盾空前激化的情况下作为保证政府赋税收入与缓和阶级矛盾的工具出现的。至于它对大地主的这种限制打击乃是清统治者从本阶级总体的长远利益出利用其国家政权的力量来缓和地主同农民群众之间的矛盾并力图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即通过对绅衿富户的限制和打击将其一小部分地租剥削物转化为国家的赋税用以抵偿因免除无地贫民和手工业者的丁税而失去的税额进而达到既能保持赋税足额又可缓和因征丁税而引起的社会阶级矛盾的目的。这正是其正常国家职能的一种表现并非与大地主的有什么根本的矛盾。而且随着清廷财政状况的好转统治秩序的稳定和大地主阶级的不断反抗清廷对大地主阶级的限制也就日益放松了并转而包庇和支持大地主转嫁赋役的罪恶行径。甚至公然以“粮从租出租自佃交”1“租未收赋从何来？”2为理由明令“租户完租者每亩米加二升银加二分以助产主完丁之费”。这些都充分说明摊丁入亩制度改革的不彻底性也再次证明整个地主阶级之间根本利益的一致性。
1《永禁顽佃积弊碑》。
2梁绍壬：《秋雨盦随笔》卷7。&1t；第八章军制和法制第一节八旗与绿营入关以前的八旗军八旗军和绿营兵是清朝的正规军队。以八旗军为主辅以绿营兵的军事制度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占有特殊地位直接影响到清朝的盛衰兴亡素为人们注意。
八旗军建立于入关以前。清努尔哈赤于明万历十一年（1583）以遗甲十三副、女真三十丁起兵以后在统一女真各部过程中逐渐确立了八旗制度。明万历二十九年努尔哈赤设立四个固山（汉语译固山为旗）各固山的旗帜分别用黄、白、红、蓝四色每三百丁为一牛录置一牛录额真管辖。万历四十三年因归附日众遂以原设四旗为正黄、正白、正红、正蓝四旗增设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将原来旗帜周围镶上一道边子黄、白、蓝三色旗镶红边红色旗帜镶白边合为八旗。每三百丁编一牛录置一牛录额真五牛录为一甲喇设一甲喇额真五甲喇为一旗设固山额真一员和两员梅勒额真后因人丁增加一甲喇辖有十几个牛录牛录亦改称佐领甲喇为参领官名亦相应改变固山额真称都统梅勒额真为梅勒章京或副都统甲喇额真称参领牛录额真为佐领。满洲（当时称女真）蒙汉数十万人分别编入八旗各牛录。后清太宗皇太极增编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原来的八旗称满洲八旗合共为二十四旗但习惯上仍称为八旗。
入关之前八旗壮丁是兵民合一“凡隶于旗者皆可以为兵”1。他们平时耕猎牧放战时则披甲从征。兵与丁的比例时有变化。天命三年（1618）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誓师伐明时每牛录有六十甲即五丁抽一为兵。天命六年十月是三丁抽一每牛录有兵一百名十一月每牛录又增甲五个变成了二丁抽一此后仍恢复旧制大体上是三丁抽一。皇太极执政后期每牛录改为二百丁。汉军八旗征兵的比例要小一些一般是五丁抽一。
努尔哈赤、皇太极根据八旗制度从八旗壮丁中佥集了一支拥有从五六万至十一二万名兵士的八旗军队。这支军队分由固山额真、梅勒额真、甲喇额真、牛录额真管辖。
各额真平时辖束八旗人丁征赋佥役战时率领佥为兵丁的旗人南征北伐拥有很大权力尤其是固山额真更是官高位尊权势赫赫。八旗固山额真多系开国元勋和宗室国戚。天命年间（1616—1626）先后担任固山额真的有十六位其中济尔哈朗、汤古岱、阿巴泰是英明汗努尔哈赤之子侄阿敦、铎弼是汗之族弟扈尔汉是汗视如亲生之养子与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四大贝勒并坐共尊。额亦都、费英东、何和礼、安费扬古是著名的理政听讼之“五大臣”额亦都、费英东、何和礼、扬古利又是汗之女婿、孙女婿和妹夫。阿布泰之姐是汗之爱妻阿巴亥大福晋他还娶了和硕公主。其余穆哈连、博尔晋、苏巴海、巴笃理四人皆多次征战军功卓著。皇太极执政时期情形与此类似。
固山额真尤其是满洲八旗固山额真是金国——大清国的军国重臣1《清文献通考》卷179。
权势与地位远逾于六部承政和内三院大学士。以军事而言他们在三个方面享有很大权力。第一议处用兵事宜重大战争汗常命诸贝勒与八固山额真商议。天聪三年（1629）十月皇太极率军征明时大贝勒代善、三贝勒莽古尔泰议定要求班师岳托等贝勒赞同汗进取之议遂“令八固山额真诣两贝勒所定议”二位贝勒始放弃己议大军继续前行1。
第二出师行围各率本旗官兵守汛征战。天聪五年攻打明大凌河时汗谕八旗固山额真冷格里、达尔汉、色勒、篇古、喀克笃礼、伊尔登、叶臣、和硕图等分率本旗兵围城之一面或半面。
第三辖领本旗官兵。举凡佥丁从征督责兵士整备军装战马申严军纪察验披甲强弱奏报兵弁征战功过等等皆由固山额真督责部下办理。当然固山额真虽拥有很大权力但他毕竟不是本旗军队之主子不是本旗兵士的最高统帅而只是总管本旗一切事务的最高官将真正的一旗之主一旗军队的最高统帅乃是该旗之旗主贝勒及金国汗。努尔哈赤之子侄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阿济格、多铎等经汗封授分别拥有正红、镶红、镶蓝、正蓝、正白、正黄、镶黄旗是该旗之主固山额真等官将皆系本旗旗主之臣双方有着君臣隶属关系各旗兵士亦系该旗旗主贝勒之兵士。用兵征战大权仍归汗及旗主贝勒掌握。
入关之前与明朝军队将官有俸、士卒有饷不同八旗将士没有俸银饷银。皇太极曾就此事下谕说道：“我国家地土未广民力维艰若从明国之例按官给俸则势有不能”然而“蒙天眷佑所获财物原照官职功次加以赏赉所获地土亦照官职功次给以壮丁。先前满汉一等功臣占丁百名其余官将俱照官职功次依次给与”1。
八旗将士的合法经济收入主要有三个方面。一为领取赏赐。金国汗经常以征明所得人畜财帛赐与官兵。天命六年三月打下辽阳后汗谕赐总兵官（相当于固山额真）银各二百两、布帛二百三十匹副将（相当于梅勒额真）银一百五十两、布帛一百六十五匹兵士各领布七匹2。第二计丁授田。八旗将士根据所获人口及自身男丁计丁领取田地一丁三十亩。多年征战使八旗将领掠夺了大量人丁逼令充当包衣耕种田地牧放马牛他们借此领得数以千亩计的田地成为大庄园主收取大量租银粮米。第三按职论功免除丁赋。金国人丁须计丁上交国赋。天命八年（1623）督堂向汗报告：“一年一丁之征收官赋者赋谷、赋银、饲军马之料合共三两”3。汗谕规定：总兵官、固山额真额亦都屡立大功免一百丁之国赋二等参将免二十二丁丁赋一等游击免十六丁丁赋三等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