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第1027部分

　　　　设关通商时沿袭明代前例用牙行商人主持经营对外贸易。《粤海关志》记述：“设关之初番舶入市者仅二十余柁至则劳以牛酒令牙行主之沿明之习命曰十三行。”2十三行产生于粤海设关的第二年（1686）。当时国内外运到广东海口的商货很多行商却很少造成货物“壅滞”。为了加强管理适应开关后展着的对外贸易的需要保证关税的征收广东巡抚李士桢会同两广总督和粤海关监督（关长）商酌决定用广东巡抚的名义以法令形式布“分别住行货税”的文告把从事国内沿海贸易的商人和从事对外进出口贸易商人的活动范围及其性质划分开来设立金丝行、洋货行。如“来广省本地兴贩一切落地货物分别住税报单皆投金丝行赴税货司纳税。其外洋贩来货物及出海贸易货物分为行税报单皆投洋货行俟出海时洋商自赴［粤海］关部纳税”1。由此从事国内外贸易的商行被区分为“金丝行”和“洋货行”两类不同性质的商行明确规定“洋货行”是专门经营对外进出口贸易的机构。这文告还大力鼓励有钱人承充洋货行商同时为保障行商的地位规定承充行商者必须是“身家殷实”之人并须经地方官府核准给证明（行帖）才能承充。即使一人兼营二行也应分别设行各立招牌。这样经营对外贸易就成了一种专门行业从事该项贸易的行商就具有官商性质从而形成了垄断对外贸易的特殊制度——行商制度。

　　　　最初一批洋货行商人多数是由原来在广东经营国内商业和对澳门6路贸易的“商民牙行人等”转化而来的。洋货行商人的籍贯以福建、广东居多。

　　　　广东十三行和原来在广东的藩商还有着直接的历史渊源。清初的“藩商”中的一些人在粤海开关后不久就转化为洋货行商人。

　　　　以上就是广东十三行的由来。洋货行即是十三行。乾隆初年“金丝行”改名“海南行”“洋货行”改叫“外洋行”简称“洋行”。由此广2《粤海关志》卷25《行商》。

　　　　1李士桢：《分别住行货税》《抚粤政略》卷6《文告》页55。

　　　　东十三行行商制度又叫“广东洋行制度”。

　　　　十三行的职权和性质根据广东巡抚李士桢“分别住行货税”的文告初期广东行商制度的主要内容和特点有三：其一充当经营对外贸易的洋行商人要身家殷实而又以自愿承充为条件。承商的办法是经商人自愿呈明广东地方官府批准并领取官府给的行帖方能开业。其二在广州和佛山原来经营商业的“商民牙行人等”有自愿转业承充洋商的可以自由选择“或呈明地方官承充或改换招牌”。其三洋货行商人对粤海关承担的义务是负责把外洋进出口货税在洋船出口时亲自赴海关缴纳。禁止税收人员从中勒索。

　　　　康熙五十九年（172o）行商展到十六家。他们为统一贸易规程减少内部竞争和限制行外散商在广东官府支持下成立了垄断性的“公行”它具有行会的性质。公行成立时有隆重的仪式众商啜血盟誓并订立行规十三条。这些行规主要有：外船专择某行商交易时该行商只能承受此船货物的一半其余一半归其他行商摊分违者罚；行商中对公行负责最重要的头等行可在外洋贸易中占一全股二等行占半股其余占四分之一股；新入公行者应纳银一千两作为公共开支经费并列入三等行内；除极少数手工业品如扇、漆器、刺绣、图画等许行外商人贩卖外其余商品的进出口买卖归公行独揽。这时候的公行组织还是相当松散的既没有共同的领袖在实际行动上也未采取统一步骤。公行还未得到政府的正式批准。外商多次要求取消公行并以停止贸易相要挟。公行因而时存时散。但公行的存散并不影响十三行的继续存在。公行成立时虽未能得到正式批准广东官府对公行还是支持的。粤海关监督命令除几种商品在行商加保条件下（交货价百分之三十左右与公行）允许行外散商与外商交易外其他商品仍然完全归行商垄断经营一切进出口税饷仍然由行商负责缴纳。行商一方面垄断广州进出口业务进口货物由其承销内地出口货物由其代购并且负责划定进出口货物的价格及向海关保证缴纳进出口关税即所谓“承保税饷”。所以行商又称为“保商”。开始“保商”只是保证向海关缴纳他所接纳的外商应付的进出口货税；以后由于行商中有一些“资本微薄、纳课不前者”于是从乾隆十年（1745）起在行商中选择殷实之人作为“保商”令其统纳入口税款。乾隆十九年（1754）清政府更令以后凡外船之船税、出口货税、贡银清廷搜罗之珍品（采办官用品物）俱由行商一二人负责保证。并规定不但外商拖欠税款由行商负连带责任而且十三行内有一行倒闭各行要负责分摊清偿债务。这就形成了“保商制度”。

　　　　乾隆二十年清廷又重申行商承揽茶叶、生丝、布匹、绸缎、糖、大黄、白铅等大宗出口货的贸易只有扇、刺绣、皮靴、瓷器、牙雕等八种手工业品允许行外散商、铺商在行商加保的条件下与外商交易违禁则要受到惩罚。这就进一步加强了十三行对外贸易的垄断。

　　　　从雍正年间开始以英国为的西方殖民者在我国沿海大肆活动与沿海奸商相勾结使清朝统治者深感不安。在乾隆二十二年清廷重新实行严格限制对外贸易的闭关政策封闭了江、浙、闽海关只留粤海关一口通商。广州成了全国唯一通商口岸广州十三行也就一跃而为垄断全国对外贸易的组织了。

　　　　由于对外贸易只限于广州一地广州的贸易特别繁荣起来十三行的内外事务也特别繁杂、内部竞争特别激烈极需有一个统一的组织。乾隆二十五年（176o）潘振成等九家行商为了统一价格避免竞争以及为了承保税饷、应付官差、备办贡品等方便起见呈请设立公行获得清政府批准。这是公行正式为官方批准作为经营对外贸易机构的开始。当时参加公行的各行商选出倡组织公行的同文行行商潘振成为领以处理公行的内部事务。这种公行的领称为“总商”。清政府严格限制对外贸易的闭关政策重点放在“防夷”方面。

　　　　乾隆二十四年（1759）两广总督李侍尧奏定了《防夷五事》：禁止外国商人在广州过冬；外商在广州必须住在行商的商馆内由行商负责“管束稽查”；中国人不得向外商借款和受雇于外商；中国人不得代外商打听商业行情；外国商船停泊处派人弹压稽查。嘉庆十四年（18o9）又颁布《民夷交易章程》对外商活动的限制更严格。还些章程不只是对外国商人的限制也是对行商所负责任的规范。这种“以商制夷”的办法在保商制度中越来越多地运用。以后来贸易的每条外国商船不论是外商自择行商作保或由行商轮保保商不仅要对外商偷漏关税负责而且所有关于该货船其他一切事宜（包括人员的活动）也由保商向官府负责。外商如有违法之事政府唯保商是问。

　　　　在广州行商制度下十三行掌握了对外贸易的经营权外商投行后报关纳税以及出售购办等一切贸易事务均由行商代理日常生活也受行商约束如不得擅自出入商馆雇佣华人不得规定之数不得携带妇女入馆等等。十三行商成为外商商务的全权代理人。行商除了起垄断贸易、“代办”贡品、保纳税饷、管束外商等作用外还要代清廷传达政令、文书外国人的要求和礼品书信等亦由行商向官府传达不准外商和中国政府直接交往。行商成了清政府与外商之间联系的正式媒介兼有商务和外交的双重职责。

　　　　行商承商之初只要向地方官府申报便可领帖开张。乾隆年间要承充行商必须由现任行商一至二人作保。而到嘉庆十八年（1813）以后则要“通关总散各商公同慎选殷实公正之人联名保结专案咨部备查”1。把新行商的最后批准权收归户部。这样的规定既巩固了公行的垄断权又为官吏1《清季外交史料》嘉庆朝四页6。

　　　　索贿纳贿大开方便之门。

　　　　清廷还进一步规定行商（特别是殷商）不能自由辞退即使是老弱病残无力承商也应由其亲信子侄接办。如总商潘致祥于嘉庆十三年（18o8）花去十万两银子的贿赂款已允许辞退而六年之后两广总督蒋攸铦仍强迫其再充行商。蒋攸铦向上奏称：潘致祥“身家素称殷实洋务最为熟练为夷人及内地商民所信服。从前退商本属取巧现当洋行疲敝之时何得其置身事外私享厚利应饬仍充洋商”2。这个做法得到皇帝钦准。另外行商把行务移交其子侄也要向官府交付巨款。如1826年总商伍秉鉴为把行务交与儿子伍受昌竟向海关监督交付了五十万元3。

　　　　清廷就是通过这样严厉的承商制度逐步使十三行的商业资本置于清皇朝封建权力支配之下并挥其政治上防“夷”经济上确保税收的作用的。从上述可知十三行是拥有垄断中外贸易特权的商业组织又是清皇朝控制中外通商的枢纽和保障关税收入、防范外国人的工具。广东行商制度是清皇朝管理对外贸易的重要制度是构成清皇朝严格限制对外贸易政策的重要内容反映了当时清朝对外贸易的封建垄断性质。

　　　　十三行之“夷馆”

　　　　广东十三行是靠海外贸易展起来并逐渐上升到垄断地位的庞大商业集团在清代对外贸易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十三行早期的贸易对象有荷兰、英国、丹麦、西班牙等西欧国家和东南亚诸国其中和暹罗（泰国）交易最多。十八世纪中叶以后十三行的贸易对象主要是英国、美国、法国、荷兰、西班牙等欧美国家贸易量较大。十三行商人主要通过向这些国家出售茶叶、生丝、丝绸和土布换取棉毛织品、金属品、奢侈品、棉花和大量白银。十八世纪八十年代英国东印度公司取得英国对华贸易垄断权后十三行的贸易对象主要是英国。福建、徽州等地的茶叶是行商们向英国东印度公司和英国散商出售的最大量的商品。由于英国货在中国销路不广英国商人主要用白银和行商交易。

　　　　与十三行商的营业所相适应的还有十三“夷馆”（即商馆）。它是由行商专设的接待外商住宿、储货和交易场所（每所租金乾隆年间每年约六百两银）实际上是洋行的一部分。“夷馆”是“夷人寓馆”的简称设在十三行街附近即今广州十三行路以南、人民南路以西、珠江河以北的地方也即现在广州文化公园一带。商馆数目通常为十三这与十三行的“十三”相同纯属巧合。这些商馆被许多街巷分隔开。据外国书籍记载外商与十三行互市之初外舶至广东时每舶俱“占”有“夷馆”一所每舶俱有一“行”2同上页23。

　　　　3马士：《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卷4页132—133。

　　　　为其主顾。外商和行商的交易一般在商馆进行外商又把这种贸易称为“商馆贸易”。清政府对外国人在广州的活动是严加限制的。乾隆二十四年两广总督李侍尧奏定：“嗣后各夷商到粤饬令行商将伊等带来货物行销售归还原本令其置货依限随同原船回国。即间有因洋货一时难以变卖未能收清原本不得已留住粤东者亦令该夷商前往澳门居住将货交行商代为变售清楚归还价银下年务令顺搭该国洋船归棹”。“夷人到粤务令于现充行商各馆内听其选择投寓。如行馆房屋不敷亦责成该行自行租赁房屋拨人看守以专责成。夷商携带番厮不得过五名一切凶械火器不许携带赴省。责成行商、通事勤加管束毋许汉奸出入夷馆结交引诱。即买卖货物亦必令行商经手方许交易其前后行门务拨诚实行了加紧把守遇晚锁锢毋得令番厮人等出外闲行如夷商有买卖货物等事必须出行该通事、行商亦必亲身随行。如（行商、通事）敢放纵出入滋生事端以及作奸犯科酌其情事轻重分别究拟斥革”1。尽管这些规定有不合理的地方但行商除允许外商留人在商馆料理来不及销售的货物外当时是基本执行的。外商进入商馆后行动上完全受行商约束。乾隆末年始准每月三次到隔海的陈家花园（后改往花地）和海幢寺二处游玩但要洋行的通事随行约束。通事的主要职责是向外商宣示政府法令外商外出时随行管束为外商书写禀帖通关报税领取船舶出入口许可证乃至装货、卸货、检验货物、招雇驳船及搬运工人等等。通事的地位虽低于行商但也有稽查外商违法行为、防止“民夷勾串”的政治责任。

　　　　商馆中有一种为外商服役的仆役头目——“买办”他们必须由行商、通事结保并向粤海关领取牌照才能充当。当时寓居过商馆的美国商人威廉·亨德的《广州番鬼录》一书写到：“在商馆中最重要的中国人是‘买办’。他是行商作保保证他的行为与能力。凡商馆中所雇用的一切其他中国人他自己的会计以至仆役、厨役、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