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去年，最新的数据显示全国人口的平均寿命达到了五十七岁，且不同阶层、不同地区的人口平均寿命之间的差别较之宋、金时代有了大幅度的改善，趋于平衡。
所以在今年的会议上，苏咏霖决定制定适用于全国的退休制度，保障从事公务、农业、工商业等等各行各业的人们的权利。
他初步建议将文职官员退休年龄定在六十岁，武职官员的退休年龄定在五十五岁。
集体农庄内部的农民和工场内工人的退休年龄定在五十岁，采矿工人等特殊行业工人的退休年龄则定在四十五岁。
这是一个大体上的安排，除了这方面的安排之外，苏咏霖还设置了一些配套措施，比如工作时间累计之类的。
另外，苏咏霖还初步提出了国家层面上退休金的概念，认为执行委员会和民众代表大会可以进行退休金的商议。
苏咏霖认为在过去的岁月里，封建王朝尽管宣扬着老有所依老有所养等尊老崇老概念，但本质上都属于嘴强王者，只在嘴上优惠。
他们从未在现实上予以老者真正的优待，得到退休金这种存在的往往只有朝廷官吏。
民众养老这种事情遂只能通过民间自发来形成传统，养儿防老这一传统也在漫长的岁月里逐渐成形，但是一旦遇到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事情，老人的下场就十分悲惨了。
第1670章 他们不再需要劳累一生了
封建王朝虽然满口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但是他们根本不会在乎这些失去孩子的老人的生死，任由他们在凄风苦雨之中死去。
大明建立之后，全国大部分民众都在国家的统筹下工作生活，本质上属于为国家奉献付出，国家理当承担起为民众养老送终的部分职责。
所以不仅朝廷部门应当普及退休金制度，还应当把退休金制度覆盖到集体农庄、工场内部，各部门各级人员根据所从事的不同职业和贡献大小来规定退休金的多少。
如此，确保民众在年老失去劳动能力之后依然可以每个月固定领取一笔养老钱，能够满足年老之后的生活，使得民众不需要有年老之后老无所依的担忧。
这在某种意义上才是真正实用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就算没有孩子或者因为各种原因失去了孩子，共和国政府也会为他们提供足够的退休金，一直到他们逝世为止。
如此，苏咏霖希望构建起以公共节假日制度、十天二休沐制度、退休制度、退休金制度和地方救济院制度所组成的大明民主共和国初代社会保障体系，为大明国民提供最基础的社会保障。
既然是民主共和国，就该为民众服务，为民众谋取福利，大明不再是帝国了，社会资源应该全面向民众和发展倾斜，而不是向权贵豪强的个人享受倾斜。
大明国经过多年发展，所获得的财富和收入已经超乎绝大部分人的想象，这些钱拿来继续发展已经绰绰有余，那么接下来该做的就该是真正意义上的进一步改善民众的生活。
而且有为和无为的争论其实也没有必要说的太死，休息的问题并不应该牵扯入其中，毕竟现在的大明不再需要追赶西方先进发达国家了。
现在的大明不再需要牺牲掉一代人或者两代人，用他们的一生辛苦去换些什么，大明不再是后发国家，不再是先天不足，而是这颗水蓝色的星球上惟一的先进代表。
苏咏霖和复兴会员们用十八年的奋斗，给了后辈子孙们闲庭信步的余裕。
他们可以不用那么疯狂的追赶、补课。
他们可以不用熬夜电灯奋战到黎明。
他们可以不用吃糠咽菜喝白水去发展最新科技。
他们可以不用保持那么强烈的紧迫感以至于昼夜不得安歇。
没有人可以威胁他们，没有人可以谋害他们，没有人是他们的对手。
他们可以三五成群踏青出游，享受春日美景。
他们可以三五成群结伴出游海滨，享受夏日海风。
他们可以三五成群在金色的麦浪里感受秋日的丰收喜悦。
他们可以三五成群在皑皑白雪中肆意奔跑、撒欢，搓出一个圆圆的雪球，兴奋的砸向自己心底里最在乎的或者最亲近的那个人。
他们可以享受生活了，他们有这个资格和资本了，他们不再需要劳累一生了。
大明不会再落后西方先进文明三百年了。
这一次，大明反超了，大明反超他们六百年了。
这一次，时代属于大明，时代的脉搏被大明所掌握，大明将占尽先发优势。
正是因为有了如此的基础，所以大明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的底气十足、理所当然。
这些建议在中央代表会议上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大家原则上并不反对这一系列的建议，觉得这一系列的建议符合大明国的建立初衷，符合民众的利益诉求。
但是每一项该怎么花钱，该怎么投入，该怎么构建直达基层的垂直运行体系，需要详细的数据和讨论。
苏咏霖就把自己准备好的详细的数据拿出来共享，大家一起讨论，尤其注重财政部方面的意见。
整个中央代表会议期间，这些政策被一条一条的拿出来讨论，一条一条拿出来做详细的分析和决断。
当然，没有人可以否决苏咏霖的决心，苏咏霖的决心毋庸置疑。
这个社会保障体系的初步建立提案最终在中央代表会议上得到通过，拿到民众代表会议上做审核的时候，也没有任何波澜。
最后，这些建议无一例外都得到了民众代表们的热烈欢迎和支持，他们全票通过了苏咏霖的建议。
在关于社会保障体系的一系列建议之外，苏咏霖还首次提到了非集体所有制下的民间私营经济体的事情。
大明目前的经济体系毫无疑问是集体所有制占据绝对的主体，从工业到农业到商业，主要份额都在掌控之中。
农业是通过集体农庄制度花了十八年时间调整过来的，目前全国已开垦可耕种土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在集体农庄的控制之下。
工业那就是大明建国十八年来一点一点拉起来的。
通过新式管理的工场逐渐接管了金国宋国和西夏等等国家那一点点的家底子，然后转变为新式工场，整合旧有技术人员，提高了生产力。
接着又开辟数量庞大的各类工场，采用全新的蒸汽式生产工具等等，反正基本上都在国有掌控之下。
目前来看，明国的经济主要也就是商业方面给私营经济体开了一道口子。
比如什么民营饭馆小摊，可供住宿的民营旅店，提供交通运输服务的民营交通工具租赁店铺，民营衣物店铺，作为公立大医馆补充的有营业准可的民营诊所等等。
说是集体所有制控制大明的经济命脉，但是在关乎民生的不少方面，民营经济体的数量其实并不少。
尤其在苏咏霖提出要给民营经济体以生路、拒绝大包大揽的政策导向之下，财政部在这五年里的的确确放开了不少产业交给民间运营。
比如曾经很赚钱的水冰司，专门搞冷饮和水饮之类的，林景春就含泪把它放归民营，交给民间自由经营，然后恶狠狠的设置了非常严格的运营标准和惩罚标准。
又比如财政部之前控制的一系列餐馆也在这几年里面全部退出了运营，交由民间自由运营，把这块利润让给了民间。
财政部让出的利润空间是很大的，然后转而设立了一个民营经济体的质量检测部门，专门针对这些民营经济体设置严格的各项指标，要求他们严格遵守，以维护民众的基本利益。
第1671章 任期
在这方面，作为一个复兴会员，林景春是明白的。
为了追求利润，这些私人经营者可不敢说能做出什么事情，如果没有严格的律法执行，民众多少得吃点苦头。
这方面的顾虑也是当年在这件事情上财政部内部形成强大反对声音的原因之一，大家都学习过苏咏霖的洪武政论第三卷 和第四卷，对苏咏霖提出的民营经济体的弊端很有研究。
苏咏霖说，为了钱，人可以去做任何事情，一旦收益超过预期，人可以践踏世间一切的法则。
但是苏咏霖还是毅然决然的这样做了，因为在他看来，一定程度的自由灵活竞争比起僵化的体制更有利于改革，更符合民众的利益。
而且，人终究是怕死的，比起赚不到钱，人更加恐惧的事情是赚了钱，却没命花。
这就给监管留下了可能，给正面循环留下了可能。
数年的发展下来，明国的民营经济体初具规模，在开放经营的行业中占据主流地位，涌现了一批一批的创业成功者，在国家实力和地位的加成下，他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而随之而来产生的就是各种各样的为了追求利润而违规违法的事情。
比如偷工减料，比如用次品冒充良品，比如用假冒冒充正品，比如悄悄提高价格以获取更高的利润，比如压低雇员工资以提高利润之类的。
这些乱象在民主改革之后的五年间伴随着民营经济体的繁荣发展而集中出现，各地方官府不断提交相关案例，并且提出了律法上的各种漏洞，请求朝廷注意。
然后一些试图禁止民营经济的官员又开始上窜下跳的重申自己的意见，试图拉拢志同道合的人走回头路。
苏咏霖一边写文章表示自己明确反对因噎废食的事情，一边也召开执行委员会会议，行使自己的权力，制定各项暂行法律草案，以应对种种突发状况。
数年乱象下来，明国多出了暂行的《食品安全法》和《衣料安全法》，还有多项暂行的并入《劳动法》中的法律条文，全面针对此类犯法事件作出严厉处置。
共和二零一七年年中的时候，为了一次特大食品安全案件，执行委员会批复了针对主要案犯——一名餐馆经营者的死刑。
此后，在共和二零一八年和共和二零一九年的两年里，针对民营经济体系之中的一系列乱象，苏咏霖做出了很多的应变处理措施。
尽管最后关于重新禁止民营经济体的事情因为苏咏霖的巨大影响力而不了了之，但是这件事情本身依然性质严重。
所以苏咏霖在第二届全国民众代表会议上，主要的提案之一就是针对民营经济体的一系列法律法规的正式落实。
正式的落实当然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在此之上，苏咏霖又把十日两休沐的原则和公共节假日的设定覆盖到了民营经济体之上，要求民营经济体遵守这一法律。
他不能容许因为超脱于体制之外就肆无忌惮的事情发生，该管的必须要管，无论是谁，无论要耗费多少精力，无论牵扯了多少人。
法不责众这种事情更是被苏咏霖所严厉批判，在他看来，全面清算旧势力这种事情大明国都已经办成了，难道还有什么是比全面清算旧势力更难做的事情？
你们一个个的连全面封禁的话都能说的出口，那么我惩戒一部分又有什么为难的？
这些执行委员会通过的暂行法律毫无意外的被民众代表会议全部通过，成为正式法律，针对民营经济体违法行为编织的一张大网已经织就。
让休假制度包含在其中，只是其中的一件小事而已。
后续的监管才是真正的大头。
而苏咏霖对此并不担心，他完全不认为这些事情能够牵绊住他和大明国的脚步。
而后，便是真正的重头戏。
苏咏霖决定正式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有严格规定的任期制度。
为了将这项任期制度的革新贯彻到底，苏咏霖决定先对自己下手，以身作则，规定自己的任期，然后再逐步向身边人覆盖，最终覆盖到整个中都朝廷。
他最开始拥有这个想法的时候，是在第一次大会召开期间，但是考虑到太多的事情需要推进下去，骤然把步子迈的太大的话，对于整体布局不是好事。
他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让人们从心底里接受现在的这个局面。
所以五年前，他没有提出这个建议。
五年间，民众代表会议制度开始在全国范围内确立自己的地位，展露自己的强大存在感，正在逐渐成为民众对于政治了解的一条渠道，并且越来越在民间有影响力。
一名民众代表虽然没有任何官方权责职位，但是他的存在就是一种象征，地方官员和复兴会员办事的时候，绕不开他。
反对者依然还有，但是已经不成气候，浪潮已经席卷而来，单薄的人力已经不能阻挡。
于是，在民众代表会议已经确立起来的五年之后，苏咏霖觉得自己有必要进一步推动改革，把更多的事情给确定下来。
不过对于这件事情，苏咏霖觉得阻力最大的应该就是他身边的这些人，而最支持的应该就是广大的中层和基层干部，和当初确立民众代表会议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