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帝国- 第554部分

　　　　有几个人愿意在这样的好日子之下去冒那个风险呢？

　　　　明年就是国会改选之年，而这一次的改选，与往年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早在几个月前，历经反复辩论，反复修订，新的《议会选举法》终于获得了参众两院的通过。

　　　　根据新的选举法，选民的条件大大放宽，年纳税额额方面的条件从五十华元下降到三十华元，或者是服过兵役且年纳税额在十华元以上，或曾经一次性捐助超过三百华元。

　　　　尽管依然是一家只能有一个选民，但根据测算，帝国的选民数量依然从之前的七百六十万激增到了一千八百万。

　　　　选民基础的急剧扩大，主要来自于普通工农劳动者和市民阶层收入的提升，以及选举权门槛的下降。选民结构的变化，让来自社会底层的声音获得了越来越多的重视。

　　　　复兴党中越来越庞大的劳资关系协调会，终于在六月初宣布**建党，定名为中华社会党，周明根任秘书长，主席空缺，以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领导职能，致力于“提升劳工阶层的福祉”，“提升全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促进社会更好地协调发展”。

　　　　与此前自由党，农民党，炎黄党等的**不同，社会党的**让复兴党从上到下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地震。

　　　　原因无他，只因社会党的潜力实在是过于可怕。他的前身劳资研究会，本来就囊括了复兴党内最富有理想，最有才华，也最有实干精神的大半中青代骨干，以及大批的中下层办事员。这一**，很自然地会得到各大工会，甚至农会组织，以及青年团的拥戴，等于生生挖走了半个复兴党。

　　　　更加令人匪夷所思的，如此明目张胆的拆台行为竟然没有遭到阻止和严惩，而如此大规模的党内串联，居然没有被复兴党中央提前制止。

　　　　对于记者的追问，复兴党秘书长郑金根只是轻描淡写地说道“复兴党员有离开的自由，这是他们的选择”，而身为党魁的郑宇却跟皇后去了贝加尔湖渡假消暑，内阁的唐绍仪等复兴党元老干脆以“事务繁忙”为由拒绝置评。

　　　　这背后的意思，让很多人浮想联翩，也让不少人忧心忡忡。据说已经有人吹风，近期还要筹备修宪，原本参众两院议员的委任方式要有调整，民选比例扩大，地方参政院也是一样！

　　　　这一连串的疾风骤雨之下，很多复兴党的干将老臣很自然地担心起了下一年的国会改选。长期的一党独大，执政联盟中实际的一党主政，让复兴党早已在潜移默化中把自己等同了政fu，等同了国家。尽管郑鹰离世之时，郑宇曾经对复兴党进行了一番狠狠的敲打，从上到下进行了大清洗，也扩大了其他少数党派的势力版图，但复兴党一家独大的局面，甚至在国战后期所谓的“华兴分党”运动中也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变。农民党也好，炎黄党也好，自由党也好，尽管都逐步建立起了自己的国民基础，在一些地方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力，但总体来说，与复兴党根本不是一个量级。

　　　　国战胜利，以及之后一连串的扩张，改革，经济发展，文化革新，乃至宗教改革，皇帝郑宇的声望已经高得无以复加，而以郑宇为党魁的复兴党也自然而然地重振声威，唐绍仪内阁之中复兴党的一家独大就是明证，也没有人想过在下一次国会改选中复兴党会遭遇真正的挑战。

　　　　但挑战偏偏就这样突兀地来了。

　　　　尽管在社会党的**声明之中，身为复兴党元老之一的周明根狠狠地吹捧了复兴党，谦逊地表示“只是要为劳工阶层争取更多的合法权益，为帝国国民出力”，但任何人都看得清楚，这个在两个月内膨胀到一百万党员，并且还在继续膨胀的政党，已经成为复兴党最大，也最直接的对手。

　　　　尤其是在新选举法颁布之后，所有人都看得明白，这些新增加的中下阶层选民，面对中华社会党这个以“劳工阶层”为直接服务对象的政党，首先在情感上，其次在理性上，都有着天然的亲近。

　　　　尽管社会党公布的党章在很大程度上与复兴党相似，在劳工权益问题上并没有直截了当地提出数字化的要求，但意思已经足够明白：更加公平合理的劳动薪酬，更加科学的劳动时间，更好的劳动安全保障，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更多的参政议政权利，更多关注社会公平与正义。

　　　　还没有正式公布竞选纲领，这个新成立的政党就已经获得了不少工会的捐款，自然也就等于掌握住了那些数量惊人的选票。政治观察家们心里清楚，他们选择这个时候**，针对的就是明年的国会改选。当他们亮出竞选纲领的时候，也必然会引发国内政治版图的急剧变化。

　　　　不过，即使是对复兴党有着很多负面观感的评论者也不得不承认，这个新**出来的社会党无论是组织结构，运转规则还是思想理念，都和复兴党有着太多相似。抛开在劳工政策方面的侧重，甚至可以把两个党看作孪生兄弟。甚至连宣传策略也都一模一样：群众大会，宣传车，传单，演讲，游行，标语，党报党刊，社论……

　　　　尽管表面上是一派井水不犯河水，但在基层，两个党的竞争，尤其是文宣上的明争暗斗已经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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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兴三年的这一场政治风潮，卷进来的远非一个复兴党，一个社会党那么简单。

　　　　以自由主义为号召的自由党，也开始极力扩张自己的政治版图。

　　　　尽管在战争期间，梁敦彦等自由主义者因其“反战”立场遭到了皇汉派等派别的严厉抨击，但战后“复古兴汉派”遭到重创，随着国家工商发展，国会复会，舆论管制放松，战后反战思潮的暗涌，新兴的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天然的自由主义倾向，都让自由派开始获得了越来越宽松的发展氛围。

　　　　自由党的早期骨干，除了梁敦彦等复兴党内部的自由派，还有很多大学和高中教师，著名学者，尤其是有过留学欧美背景的各界精英，以及国内受过新式高等教育的中上阶层。他们之所以宣扬和支持自由主义，除了出于信仰，也是基于其自身利益。

　　　　尽管他们也对国家的强盛心醉神迷，也同样对两代皇帝拥有无须讳言的敬仰和崇拜，但他们依然很难接受目前这个名为君宪，实在皇帝威权统治的体制长期持续下去。政fu固然在改革选举制度等方面正在进行着改革，但自由派并不满足于这些成果，并且渴望在这个过程中获取更大的话语权，对国家和社会发展产生更大的影响，从而在资源分配方面自然而然地获得优势。

　　　　与建国前的郑鹰，国战期间的汪铭汉，周明根等人所做的类似，梁敦彦等自由主义者也引入了欧美自由主义学者的大批著作，并自费印刷广为散播。英国的托马斯？霍布斯、威廉？戈德温、约瑟夫？普利斯特里，托马斯？潘恩，洛克，大卫？休谟，亚当斯密和埃德蒙？伯克，法国的孟德斯鸠，卢梭等都成为了知识界的宠儿。

　　　　借助大学这个天然的论坛和学术自治场所，自由主义在青年之中潜移默化地生根发芽。尽管各学校的热血学生，尤其是民族主义的各社团也针锋相对地发动反击，甚至不惜扣上各种各样的帽子，以道德上的攻击煽动听众的情感，但自由主义在交锋中却并未落于下风。利用各个自由主义报纸和刊物，自由党开始了大规模的文宣工作，把主攻方向放在了国内的中上阶层。

　　　　不过，梁敦彦作为复兴党熏陶出来的精英，并没有落入自由放任主义，也就是“laissez…faire”的窠臼。作为深受郑鹰影响，并且久经政务实践的政治家，梁敦彦很清楚单纯的自由放任于国无益，尤其是在中国并没有什么基础，也很清楚自己的对手很习惯地会通过煽动民族感情，把一切外来思想扣上“西方”，“洋奴”的帽子来加以否定，并且把学术讨论演变为人身攻击，从直接否定对手的“立场”入手来避免错综复杂的学术辩论。

　　　　这位老练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仿效当年郑鹰的“华夏新学”，提出了“华夏自由主义”，并且处心积虑地从各种古书中收集只言片语作为支撑。黄宗羲的那本《明夷待访录》让梁敦彦如获至宝，但其中直接攻击皇帝制度，乃至提出皇帝是国家大贼的言论却也让他颇为踌躇，最后只能删减出版，以为自由主义的本土“渊源”。

　　　　在这个“华夏自由主义”理论中，梁敦彦建议在政治上提升民权，抑制“不受制约的最高权威”，避免国家陷入对权力者的迷信，而被某些“才干不足，野心勃勃，眼高手低”的权力者利用，把民族带入深渊。

　　　　不过，梁敦彦也承认，在国家跨越式发展的时期，“一定程度的决策集中体制”有其优越性，在明智的统治者和统治团体的掌控之下“更有效率”。

　　　　梁敦彦指出，这种“集中决策”固然可以保证国家快速发展和转折期的决策效率，但如果长期下去，就会导致国家在这个至关重要的转折期中留下压倒性的**主义传统，从而为未来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协调发展埋下隐患。

　　　　他认为，国家发展的目的，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是实现范围越来越广，程度越来越深的人权自由。要确保这一目的的实现，从长期来看，宪政，民主和法治是必要的手段，而寄希望于开明统治者个人的英明也许一时能够快速见效，最终却很可能自食恶果，日本就是例子。

　　　　梁敦彦举出了英国，美国和法国的例子，认为这些国家都实现了国家富强，民众安定富裕，民权自由的统一，而德国则“**主义过于浓厚，国家的命运被操控在少数统治者手中”，“随时可能卷入危险的争霸战争”。

　　　　梁敦彦接着分析了中国的现状，认为目前国家的强盛依赖于威权统治下的军事强大和工商业发展，但这一切的根基都依托于皇权。随着民智开启，平等意识越来越浓厚，这种“神授”性质的皇权必然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乃至挑战，届时一旦爆发冲突，多年辛苦打造的秩序可能毁于一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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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三章　京华烟云（下）

　　　　

　　　　第八十三章　　京华烟云（下）

　　　　梁敦彦还指出，目前的中国，看似除旧布新，国家日新月异，但某些根深蒂固的传统不过是改头换面。

　　　　国家虽倡导法制，但法律的颁布，推行，实施依然赖于权力，而无法真正实现三权分立。司法**尽管喊了很多年，但即使在中枢，“也有很多违反法律的潜规则在默默地发挥作用”，而在很多地方，权大于法“基本上是明目张胆”。

　　　　梁敦彦还指出，在早先的战时管制体制之下，地方权力机构越权干涉司法乃至立法的情况屡见不鲜。尽管地方政fu经历了大清洗，但中枢派下去的干部和调查组却实际上成为了地方的最高权力机构。以“一切为了国战”的名义，这些新的权力者往往无视法律，破弃正常程序，办事直截了当。这种办事方法固然提升了办事效率，也支持了前方的国战，但留下的隐患在战后却难以消除。

　　　　梁敦彦甚至隐晦地指出，之前中枢政fu的很多举措，甚至至今依然生效的一些法规，政策，都有违宪的嫌疑，而最高法院“似乎并未真正履行宪法赋予的权力”。

　　　　梁敦彦意味深长地指出，尽管华夏有幸生逢郑鹰和郑宇两位开明君主治政，可谓“天佑”，但如果这种破坏法制如同无物，违反宪法而不加追究，以政fu权力为国家信条，破坏三权分立根基的做法变成传统，流传下去，必定在未来生根发芽，并最终结出毒果。

　　　　梁敦彦认为，民众一切的权利，最根本的保障并非圣明君主。毕竟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尽管大家都希望伟大的皇帝万岁万万岁，但事实上，皇帝们能够有效统治国家的时间不过几十年，而纵观历史，大部分时间却是不称职的皇帝在任。

　　　　梁敦彦还直接引用了曾经被满清派遣出使英国，并因为称赞英国体制而被满清“清流”辱为汉奸，却被郑鹰延聘为顾问的郭嵩焘之言：“三代有道之圣人，非西洋所能及也……圣人以一身为天下任劳，而西洋以公之臣庶。一生之圣德不能常也，文、武、成、康，四圣相承，不及百年，而臣庶之推衍无穷，愈久而人文愈盛。”

　　　　梁敦彦认为，华夏之所谓三代之治，以《竹书纪年》观之，依然不过是力强者胜，人心不古，所谓圣人也多是枭雄狠辣，所谓禅让不过是强力篡权的说辞。而“我帝国之先帝，今上，治政之明，爱民之切，眼光之锐，格局之阔，虽三代先王，古之令主不能及之万一”。

　　　　梁敦彦认为，如此等超迈古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