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枢府立即严令拱圣军北进河间府，与云骑军合兵，以威胁辽军后路，但敕令往返，早已耽搁时日，而姚兕亦回覆枢府，称拱圣军与辽军僵持，无法轻易脱离。韩宝已经深入深州，河间之地虏骑密布，拱圣军更不敢轻进河间府，恐中途被契丹算计。
这些虽是事实，但姚兕也有自己的算盘。深州境内有滹沱河横贯，一到夏季，就常有暴雨，引致河水大涨。时至五月，气侯有利于宋军。辽军主力若是全部渡过滹沱河，围攻深州，一旦滹沱河水涨，他就给了云骑军极大的活动空间。若是辽军主力不敢渡河，姚兕就可以等着河水大涨之后，进攻滹沱河以南的辽军。总之无论出现哪种情况，拱圣军都会成为战场的中心。
但问题是，枢府对拱圣军的信心，明显不及姚兕。枢府也不想将战场定在深州。
而辽军的行动，也比姚兕想的更加快，五月十五日，耶律信给韩宝增兵至两万骑，韩宝立即包围深州。万幸的是，十六日深州就开始下暴雨，辽军不习雨战，韩宝不敢在深州城外久驻，北撤武强县，牢牢控制住武强县与河间府乐寿县之间官道上的几座滹沱河木桥与渡口。姚兕立即率拱圣军追击，双方在武强附近交战数日，辽军虽然兵力占优，但不习惯暴雨作战，而拱圣军始终是禁军精锐，亦非河朔禁军可比，双方互有胜负，皆不能取胜。韩宝控扼要道，姚兕眼见着滹沱河还没有涨大水，害怕滹沱河北面辽军渡河支援，只得引兵退回深州。
幸亏这姗姗来迟的暴雨——以往这可是宋廷最痛恨之事，每到此时，滹沱河泛滥成灾，治河救灾，年复一年。不想此时，却也阻住了辽军深入之步伐。
据前线传回来之情报，大雨开始后，辽军主力便驻扎于莫州、君子馆、肃宁城，一面西掠顺安、永宁二军，一面静等暴雨结束——滹沱河的雨季，不会持续很长时间。耶律信也非常精明，他提前给韩宝增兵之后，即使遇上滹沱河涨洪水，两军隔绝一段时间，宋军轻易也吃不掉韩宝。
如此一来，在暴雨之后，控扼要道的辽军将更有优势，而拱圣军的位置愈加尴尬。而这大雨也影响到了宋朝这一方，赵冀诸州百姓南撤在大雨的天气里，更加困难，速度也变慢许多。更麻烦的是，四五月间，陕西至汴京，也下了几场大雨，虽然西军走的是官道，道路所受影响较小，但是在枢府严令下冒雨行军的西军，行军速度却是大大变慢了。
但稍可安慰的是，在其他次要之战场上，宋军的局面倒还不算太难看。
如今形势已经清晰许多，东线之霸州在燕超的坚守下，仍然没有被攻破，信安军、保定军也全都在宋军手中。而辽军在损兵折将后，也放弃了继续强攻霸州之打算，转而南犯清州。五月十日，一只数千人的辽军渡过黄河北流，进入沧州境内。
枢府于五月四日正式采纳唐康等人的建议，征调虎翼第三军协防东线。但枢府以为黄河东流不足守，改令虎翼第三军北上沧州，配合沧州八寨，在浮水、减水河、御河之间巡弋，而令滨、棣诸州于黄河东流设警，仍然做好随时南撤之准备。
沧州之战略地位相当重要，而且沧州境内河道密布，到处都是塘泊水淀，不利于大股骑兵活动，州境内有名的“沧州八寨”，虽然兵少，而且多以教阅厢军驻守，但也不容易攻破。因此，枢府判断辽军几乎不可能攻下沧州，他们对沧州的最大威胁，是焚掠境内，甚至越过黄河东流，一路南下直至京东路。因为沧州境内之兵，守城寨尚可，但根本不足对犯境之辽军形成实质威胁。
若虎翼第三军协防沧州，虽然虎翼军之海战大船不可能深入沧州境内之河流，他们只能三百料、千料级战船为主，以兵力而言亦不可能防守全部河段，但仍能对辽军起到极大的威慑作用。在虎翼第三军赶到之后，即使这只深入沧州的辽军已经越过浮水南下，但他们一旦得闻后面有宋军水师出现，在归路出现威胁，与后续部队之联系被切断的情况下，他们继续越过黄河东流南犯的可能性就会变小。
但滨、棣诸州与京东路所受之威胁，并未完全解除。而此时，枢府已经不得不开始考虑东线之辽军在无法继续深入后，只留下小部分兵力对霸州、沧州保持压力，转道与主力合兵之可能。
而在西线，则是虽无大败，情报却一片混乱。广信军、安肃军、保州、定州、高阳关、博野、真定府、祈州……各府、州、军传回来的情报，都不相同，而且多有抵牾。前一日才接获段子介战死之消息，后一日就传来段子介的公文，称他在某地又攻击辽军得手。
西线各军、州各自为战，只有定州段子介力主主动出击，并隐晦的要求整个西线的指挥权，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以他的资历，即使给他指挥权，亦无济于事，反而会更加麻烦。段子介弹劾真定府的武骑军畏敌如虎，辽军一百余骑自府前而过，万余骑精锐骑兵竟然作壁上观，不敢出战。而真定府与祈州之守臣却也指责段子介轻率草莽，轻侮同僚，还弹劾他在各州招集亡命无赖，有非份之想，说他遇敌而不敢战，却常常杀良冒功，部下不守军纪，焚掠乡野，过于辽寇。若非石越对段子介颇为了解，他又得到小皇帝的赏识，段子介只怕已经被两府问罪了。
西线至今都无法准确判断究竟有多少辽军。虽然段子介俘获了萧阿鲁带之养子萧继忠，但此君还在被押送来汴京之路上——两府无人相信段子介此功，甚至不肯让报纸宣扬此事。在对这个萧继忠进行审问之前，枢府只能由各军州之战报进行判断——但若这些战报全都可信的话，西线的辽军至少超过二十万！
惟一可以肯定的是，西线各州皆异口同声表示，五月十日开始，西线出现了为数众多的部族军。
辽军多半是增兵了。
但他们的战略意图无法判断，开始枢府根据各州之战报，判断萧阿鲁带部将在深州提前与辽军主力合兵。然而他们又频频接获辽军在真定府境内活动之情报，甚至还有情报显示辽军逼近井陉——这令得枢府大为紧张，以为辽军竟然是妄图打通与河东之通道，夹击河东……所幸目前这只虚惊一场，很快又有小股辽军出现在赵州境内。
但越是混乱，刘舜卿反而越是坚信通过西线辽军之行动，可以判断全部辽军之作战意图。
前提是，他们能拨开西线情报混乱之迷雾。
辽主已经向天下颁布了他的《讨宋檄文》，在檄文之中，辽主指责了宋朝的“背信弃义”，这笔账一直从辽国内乱算起，斥责宋朝不顾两朝盟好，不顾君臣之义，天理人伦，暗中支持辽国之叛臣，趁火打劫，背弃澶渊之誓，干涉辽国之“家奴”高丽事务，威逼利诱使其背主，在两国贸易中奸诈无信，谋求暴利，压榨辽国百姓，又故伎重施，试图在辽国的“家奴”阻卜、女直中煽动不满。此外，檄文还抨击宋朝“穷兵黩武”，十数年间，就先后在西夏、西南夷、三佛齐用兵……檄文整整罗列了宋朝十八条罪状，宣称辽国以上国之邦，对宋朝屡加容忍，并历数了辽主包括保全西夏等事迹在内恩义仁德，是宋朝不知好歹，再次毁约背誓，并且大修边备，对幽蓟之地有觊觎之心，辽国才不得不先发制人，惩罚赵氏。
这篇檄文写得的确是铿锵有力。一看就知道是出自韩拖古烈之手。这个时代并无国家主权观念，他始终站在信义、君臣、主仆这样天下公认之大义之下，说得辽军倒真似是一只义师了。
而檄文中也提出辽国的三大要求：恢复澶渊之誓；宋朝放弃对山前山后诸州的野心、承认那是辽国之土地人民；宋朝退出高丽，承认辽国对高丽的唯一宗主权，并且立即停止在阻卜、女直诸部中的挑拨离间，保证永远不直接与隶属大辽之诸部进行交往。
这份檄文的确分化了一些宋朝的士大夫，石越也听到一些议论，许多人认为辽国之要求并不过份，尤其在旧党之中，即使主战派也只是认为除了恢复澶渊之誓无法接受外，后两条要求是完全可以让步的。幽蓟诸州虽然无法公开放弃，但至于为了对高丽之宗主权而与辽国打仗，这在宋朝国内，依然还是不被接受的。即使是对辽强硬派，也不敢将此做为战争的理由。
这是宋朝与汉唐之显着区别，士大夫与民众都还没有做好成为“天下共主”之心理准备。
而宋廷对辽国的回应，是由石越与范纯仁一起草写的《讨契丹诏》。
诏书的内容十分简单：
“契丹本匈奴余种，窃据北国，僭称尊号。蠢兹北狄，匪茹其力，屡犯大邦，不遵理道。今又恃牛马之肥、肆蜂虿之毒，忘我大惠、侵我边州。朕闻《春秋》之义，大九世复仇，耻城下之盟。朕已遣上将，大益精兵，诸路齐驱，克期剪戮此贼。天下士民，有能应接王师、纠合徒旅、雪此世仇者，朕当不吝爵赏。凡敌未退出吾土，而有敢言和，使朕负万世之讥、诸夏蒙夷狄之辱者，当斩于东市，以谢天下。布告中外，咸知朕心。”
与这份《讨契丹诏》一同颁布天下的，是另一份《募天下雄豪杀番贼诏》，御前会议立下的赏格是：生擒契丹一人或获马一匹，赏钱二十千；斩首一级，赏钱十千；十人级以上，即加奖官职。所获财物，赏之。擒斩首领以上，令有司上奏，另加优奖。战后凡愿从军者，优先录用；愿归农者，免赋役三年。
这两份诏书及时的中止了宋朝内部出现的分歧，至少是暂时压制住了各种反战派的声音。
但石越心里也很明白，无论诏书写得多少斩钉截铁，决定战和意志的，仍然是实力。倘若河北战场上节节败退，再如何慷慨激昂的文告，也阻止不了反战派与议和派的声音抬头。
石越与范纯仁已经有了共识，他们不介意在战争之前尽最大的努力避免战争，但是，战争一旦开始，他们就必须带给宋朝一场胜利。除了战胜者的身份外，他们不打算接受任何其他的结局。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也许无论何时都不应该让自己陷入背水一战的境地。过刚则易折，只知战而不知和亦并非明智。但石越与范纯仁选择了破釜沉舟。
因为他们心里都清楚，这个国家缺少的，不是明智。
不过，即便是选择了破釜沉舟，他们要面对的，也不仅仅是契丹。
西夏使馆不断的向宋朝示好，职方馆已经向安插在西夏的细作下令，以期确定李秉常的真实态度。但这需要时间，不过以职方馆对西夏渗透之深，既然迟至此时仍未有不好的消息传回来，而西北诸边州也没有传回西夏军队异动之消息，那么石越便几乎可以断定西夏人是可信的。李秉常在西迁之后，也创立了一个专门的间谍机构“四方察访司”，不过，他的四方察访使本身便是大宋职方馆的间谍，而在西夏，职位比这更高更机要的宋朝间谍，还有三四个。至少目前来说，唯一能阻止宋朝对西夏动静了解的，只有它们之间的距离。
但这些都是极机密之事，无论是为了安抚李秉常，还是巧妙的巩固西夏内部亲宋派之地位，又或者令李秉常对这些间谍少起一点疑心，宋朝都有必要给西夏一点甜头。
然而朝中有许多的强硬派官员对此极为反对。他们认为西夏无论如何都不敢东犯，就算东犯也是自取其辱，这些对李秉常恢复年号之举动耿耿于怀的官员，根本不能接受石越打算送给李秉常的礼物——以市价卖给西夏两门克虏炮。
人人都承认既然辽国已有火炮，西夏拥有火炮也就是迟早之事。也没有人会认为卖给西夏两门火炮会对宋朝造成什么威胁，即使西夏能够仿造，其产量与性能短时间内亦难以与辽国相提并论。但即便如此，他们仍然不能接受这种交易。
石越力主以此为契机，全面开放与西夏之武器贸易，倘若西夏人能从宋朝这里以相对公道的价格买到所需要的火炮，他们便不会有动力去发展自己的火炮工业。
但这个前提是宋朝不再将西夏视为敌人。然而，短时间内，这样的转变连范纯仁都难以适应。对西夏人的猜忌心理，仍然根深蒂固。
高丽人则是另一个问题。
御前会议要求高丽立即出兵，威胁辽国的东京道。但高丽正使虽然言语谦恭，却只表示会立即向高丽国王转达此事，并没有一口应允下来。高丽人既然心存观望，御前会议干脆给秦观下达敕令，令他全权处理此事，务必使高丽人尽快向辽国东京道出兵。
但两府都很清楚，高丽是一定会观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