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方正君子，持身谨严，又怎会半夜三更，一个跑到这里来喝闷酒？
石越越想越觉奇怪，终于掀起车帘，跳下车来，快步朝范纯仁走去，一直到了范纯仁身后数步，石越这才立定，揖道：“范公。”
范纯仁闻声，回过头来，见是石越，亦不由有点讶异，“子明？”
石越这时才看得清楚，只见范纯仁一身黑色的布袍，虽洗得干干净净，却是又粗又旧，头裹着儒巾，倒真像个穷学究。他面前的桌子上，也只摆着一壶酒，一盘炒青豆。再看他脸色，平素的沉稳中，却隐约带着点憔悴。
“范公好雅兴。”石越笑着走到范纯仁对面坐了，店家早见着来了贵人，这时候慌忙迎上前来伺候。石越吩咐着店家加了一副碗筷，抓起范纯仁面前的酒壶，自己给自己倒了一杯酒，一面笑道：“今日且先叨扰范公，改日再回请。”说着便先饮了一杯。这时侍剑早吩咐了店家，各样点心小菜早一样接一样送上来，石越其实也是饿久了，也不管范纯仁，竟是反客为主，自顾自地狼吞虎咽起来，只直吃得半饱，才肯停下箸来。
范纯仁原本满腹心事，这时看了石越半晌，不由羡叹道：“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子明立朝堂如老儒，居市井则似赤子稚童，这些事原是别人学不来的……”
石越喝了口酒，笑道：“有什么学得来学不来的，我实是饿了。君前不得失礼，倘若是旁人面前，我也不敢这么放肆，范公总不至于因为我吃饭无状而弹劾我吧？食色性也，饿了要吃饭，圣人也不责怪的。”
范纯仁亦不觉莞尔，笑道：“圣人还说割不正不食，食不言……”
“我又不是圣人，圣人说的事，怎么能全部做到？”石越笑道，“别的不论，我吃饭时，却是一定要说话的。”
“子明真是真名士。”范纯仁抿了口酒，叹道：“只有像我这样的腐儒，才只懂得循规蹈矩，害人害己，尤不自知。”
“范公这话却要从何说起？”石越诧道。
范纯仁默默摇头，又喝了一口酒，却没有回答。世上事不如意者十之八九，可与人言曾无二三——在范纯仁的心中，石越并非那可以交心的二三人之一。
石越笑了笑，又道：“范公，以宰执之尊，孤身一人，到这种路边小店饮酒，这可不是腐儒能做得出来的。”
范纯仁自嘲地一笑，“我不过附庸风雅罢了。这个地方，其实也不适合我，我坐在这里，实是浑身不自在。”
石越默默注视范纯仁，过了好一会，才微微叹了口气，说道：“其实我一直有些话，想和范公当面说道说道。”范纯仁讶然抬眼，看了石越一眼，却听石越又说道：“范公还记得文正公主持庆历新政之事么？”
范纯仁立时警觉地看了石越一眼，他以为石越想借庆历新政游说他，不料，石越接下来说的，却大出他意料之外，“事情过了几十年，范公可曾想过庆历新政为何会失败？庆历新政的十条法令，到今日看来，也是切中时弊的；而昭陵虽然不及今上坚毅，却也算是一个仁君；其时政府有令尊、韩、富，台谏有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这些人，哪一个不是本朝数一数二的人物？为何政府台谏皆得其人，而庆历新政不过推行一年时间，便会失败？”
“小人诬以朋党，正人亦难久居其位……”
“范公亦曾熟读史书，为何每每只要小人进谗，君子便不是敌手呢？为何君子往往只能看着小人进谗言，将君子们一个一个驱逐出朝堂，甚至迫害至死；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小人将国家社稷引至亡国，而无能为力呢？”石越咄咄逼人地问道。
“大丈夫做事，只能求无愧于心……”
“好一个无愧于心！”石越讥道，“与其说是为了无愧于心，莫如说是为了逃避责任罢？！”
“范公可知道当官是一门什么学问么？”石越直视着范纯仁，道：“当官乃是一门与烂泥巴打交道的学问。你当了官，便如同掉进烂泥潭中，你既要提防着自己也变成烂泥巴，却也不能想着让自己离那些烂泥巴远远的。到了这烂泥潭中，岂还能想着干干净净？可你们这些君子，却成天只想着让自己干干净净！”
范纯仁的脸腾地红了，霍然抬头，怒视着石越。他几乎要按捺不住自己，想要直斥石越的荒谬，但却又感到有点不屑，只站起身来，便待转身离去。他甚至觉得不屑与石越坐在一起。但便在他转身的那一瞬间，范纯仁忽然想起他为什么会来这里喝闷酒，他忽然想起司马康的死——他是知道的，如果当初他不要犹豫，采纳石越的计策，也许司马康便不会死！他的心中，一直郁积着那份难以排解的愧疚……“可你们这些君子，却成天只想着让自己干干净净！”石越的话真的一点道理也没有么？
终于，范纯仁缓缓转过身来。
第三十六节
次日。
石越一大早起来，便发现外面已经积了一层很厚的雪绒。石蕤跟着阿旺过来请过安，便飞也似的跑去玩雪了；梓儿也是忙里忙外，又要叮嘱下人准备送给石起家过年的礼物，查对送给在京各家亲朋好友过冬的日常用品；又要与侍剑一道预备着收租借账等等琐碎事务，也没空搭理石越。石越一个人看了会报纸，便叫了马车，往尚书省去参加例行的两府聚议——这是一个在文彦博与吕惠卿掌两府期间被破坏掉的惯例。当年吕权重，文资深，两人若非万不得已，谁也不愿意合到一起聚议。但自从皇帝带病前往内东门小殿之后（这也是宋朝的一个惯例，拜宰相、立皇后、立太子时，皇帝要亲自前往内东门小殿，向翰林学士面谕旨意。所以，每当相位空缺之时，汴京朝野，无不竖尖了耳朵，只要听到内侍们前往“小殿子”，亦即是内东门小殿准备，人人便知道这是皇帝要拜相了。），石越与司马光、韩维之间的关系，实在称得上是熙宁朝的历任宰相中最好的了，兼之如今宋廷面临的事情，也非得两府加强协调不可，因此两府聚议制度，自然而然便又恢复了。
这天却也没什么新的消息，这已经让石越松了口气。现在朝野局势，其实便如一团乱麻，石越最害怕的，便是乱上加乱。
熙宁十七年的两桩大案，陈世儒案皇帝早已赦免多数受牵连的官员，又换了个主审官，案情很快清晰，除陈世儒夫妇处死外，牵涉的官员大多恢复清白，少数几个嫌疑难以洗脱的，找了个小过失，各贬一秩了事；只有苏颂与吕公着比较倒霉——苏颂枉法的罪名几乎落实，本来马上要进政事堂了，因此一事，竟被贬往陕西路会州做知州；吕公着虽然是被冤枉，半路失踪也是因为高太后有意保护，但却也因此落人话柄，皇帝不仅对高太后更生嫌隙，便是对吕公着也难以容忍了。虽然赵顼要顾着高太后的脸面，司马光极力保荐，吕公着自己也屡番上表自辩，但皇帝一面好言安慰，一面却打发他去洛阳，当了个判河南府事。
而永顺钱庄案也难以追究下去。永顺钱庄的掌柜沈七在狱中服毒自尽，方泽一人揽下了所有的罪名，这案子证据不足，是否还要深究下去，便是旧党内部，也已经出现不同的声音。有人对吕惠卿恨之入骨，一心想要穷追猛打；但却也有人开始感到厌倦，他们担心这个案子转变成新旧两党的互相报复，希望朝廷在这节骨眼上不要被这些事情分散太多的精力，因而主张见好就收。皇帝也有意息事宁人，他更关心的是国库里的钱，太府寺卿薛向一病不起，新任的太府寺少卿张商英又未到任，赵顼便令翰林学士李清臣暂时代理太府寺卿，催着要把从左藏库中流失的交钞收缴回来。
在永顺钱庄案中真正得到好处的是蔡京。司马光对他赏识有加，推荐他为户部度支郎中，没几天，蔡京便找了一堆诸如户部事务繁剧、自己于司法程序需要避嫌之类冠冕堂皇的借口，将这案子彻底丢给了马默与李舜举，高高兴兴去户部高就了。
石越很难判断司马光究竟是不是在“拉拢”蔡京，不过他也并不担心这些，尽管现在蔡京两面都献着殷勤，但要说蔡京会贸然投靠旧党，却也为时过早。石越向皇帝推荐苏辙接任司马光的户部尚书一职，已经得到司马光的首肯，这显然要比蔡京重要得多；作为回报，石越也默契地接受了不到五十五岁的旧党名臣刘挚担任权御史中丞——这个刘挚是仁宗时赫赫有名的“河朔三令”之一，性格峭直，既通经术，又有吏材，因韩琦推荐入馆阁，熙宁初年得到王安石器重，先提拔为中书检正官，一个月后，又荐为监察御风而行，不料任命刚下，刘挚便高兴地吩咐家人收拾行礼，然后便大肆攻击新法，还当面对赵顼说：“我是河北人，不认得王安石。”其后虽然被贬，但皇帝却很维护他，在各路州做了近十年的地方官，终于还是召回汴京，由礼部郎中到宗正寺少卿、太常寺少卿、国子监祭酒，升官速度也快得吓人——这也是一个双方都可接受的人选，刘挚是所谓“旧党”中的一种典型，虽然被新党视为“旧党”，但他崖岸高峻，却是个连旧党君子们也不怎么愿意亲近的人物，在朝廷没什么过于亲密的朋友，可能是因为同样厌恶自己的子侄通过父荫得官，反倒是刘家的子侄辈与章惇家的子侄辈关系极好。所以，与其认为他是“旧党”，倒不如说他是所谓“孤臣”更为恰当。
不过，这对于旧党，却也算是迟来的胜利。而对石越来说，他染指御史台的机会并不大，此时更没有心思去纠缠于权力分配的斗争。在石越看来，他面前有无数的麻烦，西南夷是个麻烦，伏虞县是个麻烦，益州是个麻烦、交钞是个麻烦，什么陈世儒案、永顺钱庄案、御史中丞、户部尚书……这些都不过是一个一个的麻烦。有些麻烦牵一发而全身，互相纠缠在一起，那是大麻烦；而有些麻烦只要谨慎一点，可以单独解决，那就是小麻烦。相比如何解决益州的问题，如何维持交钞的信用、稳定钱钞比，如何抑制物价上涨，汴京的权力分配，远远没那么头痛。汴京的政局看起来正在向好的方面发展，而益州局势与交钞问题，却让石越时时担心它们会持续恶化，完全不知道它们又会引发什么样的新麻烦出来……然而担心归担心，尽管被人们寄予厚望，但石越暂时也没有什么灵丹妙药，可以立收奇效。
想从几千里之外的汴京，遥控指挥益州的军事行动，那只会收到灾难性的后果。皇帝曾经很想采纳枢府的意见，一面命令高遵惠、陈元凤抽调厢军、乡兵、弓箭手在伏虞县以及蓬州四周州县布防，并设法稳住陈三娘子一伙；一面要求王厚、慕容谦暂时对西南夷不要轻举妄动，禁军兵力要由入蜀的冯京节制，先行平定伏虞县暴乱。但这个计划却被石越极力阻止。石越并没有给赵顼一个更好的计划，他只是力劝皇帝给高遵惠、陈元凤与王厚、慕容谦分别下达了一道一模一样的诏令：在冯京到达益州之前，许其便宜行事；在冯京到达益州之后，益州一切军政事务，皆归冯京节制。
没有传说中的锦囊妙计，也没有料敌千里之外的神奇，更没有完备细致的应对方案，这样的建议并不能让皇帝安心，甚至连司马光与韩维虽然在表面上赞赏，心里也不是没有怀疑与担心的。大家总觉得要自己亲自做点什么才能安心。
不仅如此，石越还阻止了枢府向益州路大举增兵迅速平叛的计划。不过这件事却得到了司马光真心实意的支持，增兵意味着增加益州的补给压力，司马光已经想尽办法想向益州运送物资，但进蜀远比出蜀要艰难，而且远水也难解近渴。
但石越虽然认为盲目增兵，弊大于利；暗地里，他却每天都要祈祷陈三娘子不要变成流寇，占山为王也好，据城自守也好，这样的叛乱好对付，但倘若变成流寇就麻烦大了，不仅各地的干柴很容易被点燃起来，而且对付流寇，自古以来就不存在什么省力的办法。到时候，宋廷就只能被迫增兵了。石越并没有想象的那么有信心。
所以，在不知情的人看来，石越等于什么都没有做。而每天例行的两府聚议，也如没白开水一样没有意思。
不过石越也没有心思去顾及别人的审美，例行聚议之后，石越给苏轼写了封书信，讲了皇帝对辽国的担忧，吩咐堂吏寄了，便离开了政事堂。皇帝这个时候应当正在单独召见王安石，汴京有成百上千的官员，正在翘首期待着结果，但石越自从昨天见过王安石之后，便已经不再担心这件事了。
他必须先去劳神解决另一个麻烦，桑充国的麻烦。
当宰相的好处之一，便是可以在政事堂外面就骑上马离开皇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