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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见郭逵摇摇头，自袖中取出两张百贯的交钞，递给掌柜，道：“可惜这宝剑蒙尘，白白放在这里做样品。定金二百贯，剑到了后，送到吴起庙旁边的郭府。”
不料那掌柜的却不接定金，又欠身抱拳，连连赔罪，笑道：“这位官人见谅，若是缗钱，二百贯也够了。这交钞，却要三百贯。”
石越听到郭逵一直说什么“宝剑蒙尘”，显得心事重重，已是留意。这时候听到商家收定金，交钞居然比缗钱要多收一百贯，顿时大惊失色，一颗心猛地沉了下去。
却听那掌柜的又笑道：“剑到了后，自然马上送到尊府。只是还请官人体谅小的们，每柄蕃剑，按缗钱五百贯算，若要用交纱，只能随行就市，看送剑那天的行情。”
郭逵听到这话，默默望了石越一眼，又掏出一张交钞，递到掌柜手中。掌柜的千恩万谢着，又写了收条递与郭逵。
石越本来也想给侍剑几人买几把的，但这时听到交钞在商行之中，已公然要“随行就市”，哪里还有半点心思。便听郭逵在旁说道：“子明公，未知可否借一步说话？”见石越苦笑着点点头。郭逵又道：“此处非说话之所，我知道这附近有家吉庆酒楼，还算清静，不如……”
“便由仲通做主。”石越瞅见郭逵神情郁郁，不知他要和自己说些什么，但他自己已是心烦意乱，却也无心多想。而郭逵也是心事重重，何畏之却不便多说什么，众人出了李记剑铺，竟是各怀心事，只是心不在焉的有一搭没一搭的说几句闲话，一起朝吉庆酒楼走去。
好在那酒楼并不远，未多时便到。众人将马交给酒楼的伙计看管，要了间清静的院子，郭逵与何畏之的伴当都留在了院外，侍剑与石越的护卫们想跟着进去，却被石越拦住，笑道：“有郭大人与何将军在，你怕什么？”
三人进了雅室，待店家上了茶酒果子，郭逵便令店家全部退下，注视着石越，问道：“子明公可知道我上表请求率兵平乱之事？”
石越看着郭逵，未及回答，却听郭逵叹道：“我上了三封奏折，都被留中。今日皇上召见我……”他抓起酒盏，自顾自地倒满，一饮而尽，长叹道：“我真的老了么？我亦能一饭斗米，肉十斤，披甲执锐……我真的老了么？大丈夫未立尺寸之功，岂敢言老？！”他自斟自饮，连喝数杯，感怀不遇，竟是老泪纵横。
石越不料竟是这般情形，只得安慰道：“大丈夫建功立业，未必要在疆场。”
“我一生之愿，是马革裹尸，岂愿死于儿女子之手？！”郭逵摇头泣道，“星星白发，生于鬓垂；星星白发，生于鬓垂！”
石越一时默然无语，也将盏中之酒一饮而尽。何畏之端起酒壶又给石越斟满，又缓缓给郭逵与自己满了，放下酒壶，双手捧杯，直身道：“石帅……”
石越见他神态，已知其意，也端起酒盏来，苦笑道：“莲舫之意，我已理会得。”
“还请石帅成全！郭公若得为帅，下官敢立军令状，一年之内，替朝廷荡平所有叛夷！”何畏之睥睨道，“恕我直言，下官未知大宋还有何人，胜得过郭公。”
石越暗暗叹了口气，郭逵未必不是一个极好的人选。但王厚自军制改革开始，便倾心归附于他，纵然其父王韶对军制改革一直极为冷淡，王厚却是始终热心支持。其后直至伐夏，石越暗中支持、提拔王厚，而王厚亦感石越之德，在军中颇为维护石越之威信。他与慕容谦实是西军青壮派将领中亲附石越派的代表人物。加意提拔重用西军中的青壮派将领，乃是石越既定的策略。郭逵虽然也坚定地支持军制改革，但他却毕竟只能算是石越的盟友。更何况，石越已与吕惠卿达成妥协。无论如何，他都不可能再替郭逵说好话。
“仲通乃国朝名将，若能以仲通经略西南，朝廷可高枕无忧。”石越婉言道，“然圣意既定，只恐某亦无力回天。”他叹了口气，又道：“天意从来高难问。依我看，只怕是圣上已有方略了。再者，若仲通出外将兵，兵部之事，又当属何人？”
郭逵本来还抱着一丝侥幸的期望，这时候听见石越婉拒，眼神顿时落寂下来，默然又喝了一口酒，涩声道：“子明不必为难，一切皆是命中注定，不可强求。”
“天下事并未抵定，仲通何必灰心？西南夷只是小仗而已。”石越言不由衷地劝慰道。
郭逵听到此言，嘿嘿干笑了两声，自嘲道：“只怕我等不到朝廷北伐之日了。江山代有才人出，这亦是朝廷之福。若用一个六十有三的老将为帅，岂不让人笑话我大宋无人？”
石越听他发着牢骚，劝亦不是，不劝亦不是，只得低着头默默地喝着酒。
为了保住摇摇欲坠的相位，吕惠卿在局势不利、政敌虎视之下，不仅没有投子认负，反而爆发出了更大的能量。次日，吕惠卿借着在崇政殿讲经的机会，在讲完一篇《礼记》后，便向赵顼说起了平定西南夷叛乱的事，他激烈地批评了枢府效率低下，向皇帝陈述了石越向他说过的方略，推荐王厚与慕容谦二人为益州路经略使、副使。并且，吕惠卿没有隐瞒他曾与石越商议的事情——便如石越所料，吕惠卿故意将他拉下了水。吕惠卿的举荐在无意中迎合了皇帝想要重用、培养年轻将领的想法。王厚与慕容谦的战功与履历，都足以让皇帝信任。而吕惠卿提出来的平定叛乱的方案，赵顼将李宪先前的建议加进去后，也并无冲突。这些都让赵顼对吕惠卿的方案表露出了极大的兴趣。
赵顼也希望能尽快地平定西南夷叛乱，解决这个让他心烦意乱、不得安宁的麻烦——尤其是他觉察到这个麻烦，很可能会影响他朝中脆弱的平衡，引发新一轮的党争之时。又过了一天后，皇帝分别召见了石越与李宪。石越再次坦承吕惠卿曾经征询过他的意见，并且极力举荐王厚与慕容谦。而李宪也表示支持——从私心来说，李宪与王厚在西北的合作还算不错，但熙河、秦凤的宋军，都是王韶留下来的嫡系部队，李宪虽然曾经是王韶的监军、副将，节制这些部队并不成问题，然而王厚的迅速升迁，借着乃父的威名，却不可避免地让熙河、秦凤方面的西军将领隐隐分成李、王两派，即便是李宪并没有刻意要在军中培植自己势力的意图，这也绝非是李宪愿意看到的局面。本来李宪还担心以王厚为经略使会带走自己部下的精锐部队，但他从皇帝口中探出吕惠卿与石越的策略是从各军中抽调部队组建新军时，便放下心来，在皇帝面前大力夸赞着王厚的才华。
赵顼素来信任李宪，征询过李宪的意见后，赵顼便几乎已经拿定了主意。但无论是从惯例还是谨慎的考虑，他都必须再询问枢府的意见。
然而，出乎赵顼的意料之外，文彦博对此做出了激烈地反应。
尽管宋朝的祖宗之制规定两府对掌文武大柄，在某段时间内，也出现了重大军事决策完全不通过政事堂这种令宋朝的宰相们感到尴尬的窘境，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仅仅枢密院的长官们开始大量使用文臣，政事堂对于军事决策的发言权也在逐渐加强，政事堂侵削枢府职权，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阻挡趋势。这种势头，本来就让文彦博就感到很不满，这是他极力想阻止的事情。而在事先达成了默契——益州巡边观风使与经略使由两府分别决定的情况下，吕惠卿全然不征询枢府的意见，径直向皇帝推荐自己的人选，自然更是被文彦博视为一种挑衅。在他看来，这与当年王安石另设机构，悍然剥夺枢府对武官的人事权，几乎是同一性质。名义上两府对掌文武之柄，实质上却是政事堂越来越凌驾于枢府之上，并且其姿态越来越肆无忌惮。而皇帝的态度更让文彦博觉得无法容忍——皇帝不慎重征询枢府的意见，仅将枢府与枢密会议视为例行公事，却只是信任一二亲信大臣的意见……加上文彦博对于重新征召王安石，本来就非常不满，只是因为恪守事先的默契而一直隐忍不语。此时吕惠卿的挑衅、皇帝的轻视，还有对石越种种不满，各种情绪累积，便借着这件事情，全部发泄了出来。
王厚与慕容谦是不是经略使的适当人选，已经不是问题的关键。文彦博借口二人年纪太轻，朝廷从未寄予方面之任，断然否决了二人的任命。他上表推荐宿将林广为经略使，并且不客气的批评皇帝“亲小人，远君子”，又列举王安石种种行为，大翻熙宁初年以来的老账，预言此人一出，天下不安。西南夷之乱还只是疥癣之祸，而王安石复出，则是腹心之患。
皇帝一直担心朝野党争再起，却没有料到，远在金陵的王安石还没有消息，益州路的局势还没有完全弄清，熙宁初年的激烈党争，似乎又露出了苗头。
赵顼对文彦博的这些行为，同样十分不满。但文彦博是他尚需倚重的枢密使，又是三朝元老，北方士大夫的领袖之一，如此身份，让赵顼不得不加以优容。然而，他心里的恼怒却也无法平息，他隐隐觉得文彦博太过于倚老卖老，不顾全大局。对于皇帝而言，王安石代表的不仅仅是一段君臣相知之义，不仅仅是明君贤臣的千古佳话；王安石还是他统治的前半期的标志。当年他以一腔锐气，锐意图治，整个朝野中，真正能支持他改变国家命运的名臣，便只有王安石。大宋能有今日之局面，王安石功不可没。从政治现实来说，王安石亦是朝中坚决支持变法的官员的旗帜，赵顼内心深处对于新党的贡献是非常认可的。文彦博对王安石的批评，是赵顼无法接受的。而他反对王厚与慕容谦的理由，更不能成立——王厚未曾寄方面之任，林广又何曾寄过方面之任？几年以来，林广一直在河朔军中为将，而赵顼征询过所有文武臣工的意见，却都认为平叛必须以西军为主力。身为枢密使的文彦博，反要让一个河朔军的大将来当经略使，渭南兵变殷鉴未远，他不是老糊涂了么？
不过，内心的不满归不满，文彦博毕竟还是举足轻重的元老重臣。赵顼并没有如对其他臣子那样训斥，甚至也没有留中，反而派使者去安慰文彦博，表示他会重视“文公”的意见，会再慎重考虑经略使的人选。
崇政殿。
郭逵对突然被皇帝留下来单独接见，颇觉意外。他暗暗猜测着皇帝的心意。难道益州经略使的事，又有了转机？一念及此，郭逵心里又生出一丝希望来。文彦博坚决拒绝吕惠卿的人选，而吕惠卿则不断地催促皇帝早下决心，指责文彦博以党争为上，国事为下，欺君误国。两人的亲友、门生、党羽，也开始互相攻讦，不过，因为自司马光以下，两府的宰执们，无论倾向哪一方，对于这场争执，似乎都还有所保留，这场风波最终被皇帝暂时按了下来。有传闻说，司马光并不反对王安石复出，甚至认为文彦博对王安石的批评“太过”；而孙固私下里亦不反对王厚与慕容谦的任命；新党许多人则对于吕惠卿的政治前途还有点看不清，都不敢贸然行事……郭逵并不太关心新旧两党的纷争，但自己有因此“渔翁得利”的可能么？
“仲通。”赵顼亲切地叫着郭逵的表字，“卿虽然只是兵部侍郎，但朕心里知道，你这个兵部侍郎，其实与兵部尚书无异。”听到皇帝亲口说出这番话来，郭逵心里一阵激动，无论如何，这都是皇帝对自己的一种认可。“但朝廷有朝廷的制度，兵部侍郎不得直接升任兵部尚书……”
皇帝说的是冠冕堂皇的理由，兵部在六部中仅次于吏部，位居右司三部之首，兵部侍郎怎么样也没有道理直接跳到兵部尚书。虽说“爵以赏功，职以任能”，新官制继承与发扬着宋朝官制原有的优点，主要是以勋章——包括勋刀与勋剑、功臣、勋阶、爵位四大制度来奖励功劳；以散官来叙资历；以官职来任贤与能。但另一方面，新官制也更加强调资历对官职的制约，以防止“幸进”，制约皇帝与权臣随意任用亲信，扰乱官僚体系的秩序。所以，在吴充死后，尽管信任郭逵的能力，但即便没有吕惠卿从中作梗，皇帝也不能随便让郭逵做兵部尚书。从这个角度来说，皇帝没有任命新的兵部尚书来掣肘他，已是对郭逵极大的信任。
“但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