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极敏感的时候，吕惠卿忽然患上“足疾”，闭门谢客，不再上朝，赵顼明知道这是吕惠卿在表示不满，亦无可奈何，只得一面遣太医视疾，一面累诏慰问，要吕惠卿带病复朝。而吕惠卿自然是一再拒绝。为了避免被人“误解”自己反对王安石的任命，吕惠卿还特意释放出信号，对起用王安石为观风使表示赞同。这样，他的矜持就变得合情合理——他只是不满皇帝的重大人事命令没有尊重他这个宰相的意见。
同时，一些新党官员亦附和着上书批评皇帝任免寺卿这等要职，却不事先和政事堂商量，有人甚至批评吕惠卿不该草率的副署诏书；还有一些新党官员，则颂扬吕惠卿为相以来的种种功绩，力劝皇帝应当尽量慰勉吕惠卿，让他尽早复出。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亦顾忌到朝廷不能长期缺少宰相而空转，赵顼终于又颁布了一道诏书，赞扬了吕惠卿这十余年来的政绩，重申君臣相知之义，并“责令”吕惠卿带病视事。赵顼又主动做出妥协，在得到吕惠卿同意后，任命了以“财计”而着称的新党重臣薛向为太府寺卿。
在执政的成绩得到皇帝诏书的肯定之后，吕惠卿终于在告病七天之后，半推半就地复出视事了。通过这些手段，吕惠卿重新巩固了自己摇摇欲坠的权力，再一次确立了自己在政事堂的领导地位。
石府。
“我早知吕吉甫没这么容易被打倒，但却料不到他将时机、分寸掌握这么好。”石越对着潘照临感叹道。
“同样是告病，有高下之别。王介甫之告病，几同于威胁；吕吉甫告病，却让人觉得他真是受尽了委屈。”潘照临笑道，“时间也恰到好处，若是拖得太长了，难免使人生厌；若是太短，却不免让人觉得他太心急恋栈。不过，福建子不过是扳回一局，大厦将倾，权谋智算有时也无能为力。”
“但智缘能否说服王安石复出，尚未可知……皇上先布了高遵裕这颗棋子，高遵惠这着棋能不能下出去，还要看康时这案子如何结案……”
“公子担心福建子从中作梗么？”潘照临眯着眼睛望着石越，“吕吉甫若是意气用事，要与公子死斗到底，倒的确可能在这案子上大做文章。但吕吉甫不是司马光，他并非不知道皇上的心意，违逆圣意的事，偶尔做做无妨，但我量他亦不敢常做。我若是他，定要做个顺水人情，卖公子一个人情，与公子做桩交易……”
“交易？”石越哑然失笑，道：“他能相信我会收手？”
“两军交战，亦要交换俘虏，何况如今是三方交战？”潘照临淡淡道，“他现在知道公子亦能左右朝局了，不来找公子，难道他还能指望文彦博、司马光妥协么？让我们与文、马死心塌地一起对付他，还是争取缓和与公子的关系，此事不难抉择。他觉得自己还有筹码，便是为了离间公子与文、马，他也一定会试试的。”
石越沉吟不语，却听潘照临又说道：“公子想想，若易地而处，公子要如何来应付这局面？”潘照临嘴角微翘了翘，接着说道：“设法阻挠王安石复出？在益州重新布局，扰乱视线，万不得已时让益州路大小官员来背黑锅？争夺御史台，防止敌人利用御史台来对付自己？这些我以为吕吉甫都会去做，但这些办法都只是治标不治本，被动防御，甚至无法控制。以御史台来说，如今台中亲附吕惠卿者如舒亶辈虽然也有不少，但这些人都不及安惇，资历也差着一层。当年吕惠卿利用完安惇，又将他排挤出朝中，但这时候，多半还是要引他为援——范纯仁到现在还不肯做刑部尚书呢！可安惇是一中山狼，谁又知道他会不会落井下石？所以，吕吉甫一定会设法主动出击……”
“主动出击？”
“不错，唯有主动出击，吕吉甫才能反败为胜——快点找个好经略使，只要连打几个胜仗，便可稳住皇上的心；若能将西南夷快点镇压下去，就是釜底抽薪了。到时候，他吕吉甫多大的过错也能遮掩过去。”
石越笑道：“即便如此，经略使到底也是枢府的事，他又知道谁能打仗，谁不能打仗？”
“所以他才有求于公子。”潘照临笑道，“他要急见事功，不依赖西军却依赖谁？朝中大臣，谁对西军最有影响力？谁最有‘知将’之名？”
石越顿时默然。潘照临又道：“以吕吉甫之聪明，不难想到，就算公子想置他于死地，但单以此事而言，他与公子却是利害相同的。既然有利害相同之处，那便有可能妥协、交易。所以，公子不必担心康时。只是田烈武与李浑，虽然皇上有意赦免，但结果如何，还是难以预料……经略使的人选，皇上一直拿不定主意，我看吕惠卿这几日间，一定会来找公子。他比谁都盼着益州能打一个胜仗。不过，对公子来说，自然是拖到王介甫复出最好……”
“若真拖到那时节，益州路还不知可不可收拾！”石越摇了摇头，自嘲道：“用益州一路做赌注，我没这种胆量。”
潘照临摇头道：“此乃妇人之仁。”
“便算是我有妇人之仁罢。用益州一路动荡换吕惠卿下台，我倒宁可他继续呆在政事堂。”石越沉声道：“我要赶吕惠卿下台，是因为我知道益州局势他已经收拾不了。他在政事堂，只能让大宋在益州越陷越深……本末不可以倒置，不能为了扳倒吕惠卿，便不择手段。”
潘照临叹了口气，正要再劝，却见侍剑匆匆走过来，禀道：“吕相公求见。”
宋朝最贵宰相，吕惠卿亲临，石越自然要降阶相迎。二人揖逊谦让着进了客厅，叙了宾主之位。待设了茶，石越便即谢罪道：“相公贵恙，若有赐教，遣一介之吏，叫我过相府受教便是，反倒劳驾屈尊，实是罪过。”
吕惠卿端起茶碗，轻轻啜了一口，方笑道：“我不过顺路而已。路过学士巷，因有几桩事萦绕于心，我素知子明智略过人，老成谋国，故此打扰，还要请子明不吝赐教。”
“岂敢。”
“子明何必过谦，朝野谁不知子明乃国之柱石？”吕惠卿一顶一顶的高帽盖过来，石越口里谦谢，心里却已在佩服潘照临的先见之明。二人又相互吹抬谦逊几句，却见吕惠卿忽然敛容，忧形于色，叹道：“居上位者，自古以来最怕的便是地方官员欺上瞒下。不瞒子明，这些日子我几乎夜不能寐，朝廷财政依旧捉襟见肘，而益州路……哎！”吕惠卿长叹了口气，道：“我此时亦颇疑为地方官吏所误！”
石越没料到吕惠卿开口提及正事，态度竟是一百八十度大转弯，隐隐竟将责任推到益州路官员身上，饶是他早猜到吕惠卿来意，亦不觉愕然。却听吕惠卿又道：“益州形势虽不明朗，但我依然以为熙宁归化并无不妥。只是朝廷过于轻敌，地方官讳过欺瞒。如今介甫既已为观风使，当日在文公府上所议之事，便是办了一半。当务之急，却是要速择良将为经略使，征调精兵赴蜀，早日平定西南夷之乱。然经略使之人选，一个个皆不合圣意。枢府总天下军事，一个经略使都久悬不决，实是让人……”吕惠卿说到这里，摇了摇头，不满之情溢于言表，又道：“不仅是经略使，渭南兵变一案，亦总是拖着不断——文公三朝名臣，如今实是精力大不如前了。”
石越听他抱怨着枢府的效率，因笑道：“选将帅关系甚大，谨慎一点，亦是应当的。”
“只怕有人为私意而害国事。”吕惠卿发牢骚似的讥讽了一句，话锋一转，又道：“国朝之制，两府对掌文武大柄。但兵者，国之大事也，政事堂若全然置身事外，亦是一弊。故官制改革颇救其弊。一般的军队调动，政事堂固然不当多管，但若是关系重大的战争，无论选将用兵，政事堂都理当要管的。今西南用兵，每日空耗国帑，久而无功；枢府调兵选将，又屡战屡败。能否平定西南夷之乱，不仅关系到益州一路之安宁，亦关系到熙宁归化之成败，乃至关系到大宋一二十年之气运。我等为大臣者，食君之禄，忠君之事，岂可因为那是枢府的事，便置之不问？士大夫当以天下为己任，若是枢府迟迟定不了让皇上满意的人选，我辈亦不能置身事外，袖手旁观。朝廷诸公之中，以子明最为知兵，故此我特意前来，想听听子明的意见。”
“相公见询，敢不尽言。”石越欠了欠身，回道：“然熙宁归化，在下以为略嫌操之过急。西南夷之叛，若止以武力镇压，虽孙、吴再生，亦无能为。相公果然想要平息战火，在下以为还是要剿抚并用。”吕惠卿虽说得冠冕堂皇，但石越的立场却也很分明，这话分明是要吕惠卿承认熙宁归化失败。
吕惠卿当然不可能答应，但他此来，却不是与石越争辩政见的，因此只是不置可否地一笑，道：“即便是剿抚并用，总要先能剿方可抚。不能战者不可言和。子明以为，应当如何剿？派谁去剿呢？”
石越也知二人基本立场相差太远，逞口舌之利无益，他听吕惠卿话中有妥协之意，便也不愿咄咄逼人，只是顾左右而言他：“依在下之见，经略使若不能速定，益州提督使却应当早点定了。”
吕惠卿微微一笑，他曾听到过风声，皇帝有意用高遵惠为益州提督使，传闻便是石越所荐。这时石越提起此事，其意甚明——要起用高遵惠，渭南兵变的案子就要先结案，怎样处置唐康、田烈武等人就要有个定论。吕惠卿苦于在军中没有根基，他深知如今禁军中势力最大的是西军，而石越在西军中威信极高，在朝廷中又素有知兵之名。在推荐经略使时，若能得他一言，分量便大不相同。但他也知道，既然是有求于人，那当然不能空手而来。
“正所谓英雄所见略同，不瞒子明，益州提督使的人选，我亦是想了几日了。”吕惠卿笑道：“高遵惠虽是戚里，但为人谨慎知兵，亦能有担当，正可提督益州，不知子明以为如何？”
石越却故意叹道：“可惜他这次只怕亦脱不了干系。”
“法理不外乎人情。”吕惠卿正容道：“此案拖到今日，不当再拖，须得早点给天下军民一个交代，若无罪则罢，便是有罪，政事堂也理当保全这几个人，请皇上特赦。某忝为宰相，绝不会做让忠臣义士寒心之事。”
“若能如此，亦是国家之幸，高遵惠若得脱罪，倒确是上佳之选。有他坐镇，禁军可无后顾之忧。”石越随声附和，却绝口不提唐康。
吕惠卿点点头，又恳切地说道：“我与子明，政见常有不同，这亦不必讳言。但吾辈虽意见分歧，用心却都是为了国事，这点是相同的。我素知子明与他人不同，凡事都是以国家为先的。不比朝廷中有一等人，自居‘君子’，却为了意气之争，或为明哲保身，而坐视国帑空耗，局势败坏，此辈夜半扪心自问，宁不有愧？真不知似这般人，能称‘君子’否？某虽不材，但每念及不能辅佐圣天子致太平盛世，常坐立不安，夜不能寐。不管益州路现在究竟如何，速择良将，打上几个胜仗，对国家皆有百利而无一害。吾辈既为朝廷公卿，受皇上重恩，当此主忧臣辱之时，应当先放下争议，不计个人荣辱，以国事为先……”
他言语切切，令人动容。石越虽然知道吕惠卿在位，熙宁归化便无法纠正，以他生事邀功的天性，国家亦无法休养生息。于公于私，他都一定要将吕惠卿赶出政事堂。但吕惠卿既然开出了赦免唐康的价码，他亦不能不有所回报。唐康的案子，若吕惠卿真要从中作梗，结果如何也难以预料。他一向视唐康如亲弟，自然不能坐视不理，而田烈武、李浑，更有性命之忧——李浑倒也罢了，石越与他素不相识，最多也就只是感到惋惜；但田烈武，石越却不能眼睁睁见死不救……而且，从公义来说，益州局势究竟到了什么地步，他也无法准确知道，毕竟从益州到汴京，有十几天的时间差，各种信息又真假掺杂，令人无法准确判断。若再这么拖下去，风险也是极大的——万一突然矛盾爆发，到时候就真的悔之无及。尽快取得对西南夷的军事胜利，从短期来看的确可以稳定益州局势。当然，石越也有私心，他未偿不想借机来左右益州经略使的任命。
但是，这种妥协，也可能给吕惠卿喘息之机，甚至让宋朝在改土归流上越陷越深……权衡种种利弊得失，石越一时间竟然也无法决断。
沉吟许久，石越方下定决心，说道：“相公忧国之心，令人感佩。益州经略使，在下亦以为应当早定。兵机贵速，久拖不决，非用兵之利。然官兵屡战屡败，当此之时，皇上、枢府于选将调兵，加倍谨慎，亦是为了万全。”他顿了顿，又问道：“相公可知道枢府都推荐过哪些大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