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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欠也只是一个开始，并非结束。清欠的目的达到，那必然就要“建村设乡”。解决效率低下的行政运行体系，让皇权下乡，对地方实行有效动员，无疑就是“建村设乡”的本质所在。周士相来松江，便是为“建村设乡”坐镇，亲自监督来的。松江是江南开展“建村设乡”的第一个府，松江干好了，做出成绩来了，其它地方也就水到渠成了。
“建村设乡”的下一步自然是大力生产，用广东的办法来整合田地，进行集中有效的耕作，类似于“屯田”模式，只不过并非由军队来完成，而是由被彻底掌握了地方行政权力的乡村自行完成。这中间，士绅阶层被抛到一边，取而代之的是太平军的伤残及退役人员，由这些太平军出身的乡长、村长们执行从齐王府发出的每一道命令，并且落实并督促。层层环环，将所有人置于一个集体之中，动则全动，静则全静。
来松江的第一天，周士相还秉承着来之前的想法，就是削弱松江的纺织业，恢复耕地，成为一个大粮仓。他划了一个红线，粮食重于一切。正如他前世，哪怕经济体量已经巨大无比，可耕地的红线却一点也不能动。无论社会如何发展，文明如何进步，维持这个体系的不是什么法律，也不是道德，而是粮食。没有粮食，再富裕的地方也不过是空中楼阁；没有粮食，再安份守己的百姓也会成为铤而走险的亡命之徒。
江南好，可江南之外不好。周士相打下来的地盘很大，可和当年的崇祯皇帝一样，其实也是个烂滩子。两广残破、江西残破、湖南残破、安徽残破、也就江南和浙江稍微好些。广东经几年治理，稍稍好些，却要承担广西及日后云贵的接济，安南的粮食源源不断的输入广东，又源源不断从柳江运往广西，再一点一点的消耗。因为海路不通，周士相不可能指望安南的粮食能够一直输送到北方，走陆路的话，更是个浩大及无底洞的投入，得不偿失。所以周士相必须要有一个新的粮仓所在，如此才能接济江西、安徽、江北，并保证日后北伐所到之处，都有源源不断的粮食跟上。
只是在松江走访多处后，周士相却改变了主意。他发现近二十年的兵灾没有破坏当地的商业生态，农民们对于种植水稻的积极性并不高。当种田所得和种桑、种棉二者间的利润不在一个级别或者相差太大时，农民便会自觉选择种植经济作物，而不是继续种水稻，种麦。因为他们考虑得只是眼前利益，自家利益，而不是官府利益，朝廷的利益。他们也不会去想，在他们家乡之外，有多少人在饥饿中等死。他们只会想，自己今年能挣几个钱。
直接利益驱动下，松江的农民们不想种粮食，那些商人作坊主们也不会想什么“改桑为田”。周士相很奇怪，连年战乱之下，江南这些纺织品怎么还能卖的动。汪士荣禀报了一件事，那就是江南这些纺织品有自己的销路。松江有出海口，金山卫就是最大的一个港口。据汪士荣说，大量纺品在金山港口装船，然后贩卖到金厦去，然后由金厦方面再转卖海外。除这条海路外，便是北地。清廷曾在南都设江宁织造局，由织造局大量收购江南的纺织品运往北京，然后再由内务府的那些皇商销卖到各地。这世上从来不缺穷人，可也不缺富人。富人有吃有住，自然有钱用在穿上面。另外，丝绸可能不是百姓生活必需品，毕竟能买得起的很少，可棉布却是要的。再怎么穷，一家大小总要有套衣服穿吧，哪怕再破再旧，总能裹体。有了这个硬性需求，纺织作坊自是不愁无工可开。
种棉花、种桑、养蚕的农民，作坊里打工的织工、买卖的商人、跑货的行帮等等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团体，甚至于松江不少地方，农民家中都有织机，白天在田里忙完之后，便在油灯下挑夜织布。如果不断了这些纺织品的销路，想要强制在松江种植粮食，恐怕不仅不会让百姓感恩戴德，反而会让他们生出怨意。但是真要强制摧毁松江的纺织业，弊端也是极大。清欠牵连范围甚广，但是也只限于士绅阶层，对于商人和百姓并无触动，真要再让商人和百姓对太平军产生抵触、敌视，哪怕太平军的刀再快，恐怕也是杀之不绝。
而杀人，肯定不是周士相的本意。
人已经不多了，他反清不是为了让不多的人口再少下去。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让松江的农民又肯种田，又让纺织业可以有序的生存下去，周士相当真是绞尽脑汁。
第1030章 满世界都是肥羊
鱼与熊掌如何兼得，如何让松江乃至江南地区的百姓愿意种粮食，使江南能够成为稳定的产粮区，缓解其余省份的粮荒，渡过国家最艰难的这段时间，但又不过份打击工商业，避免“重农抑商”，使中国再次重走压制商业发展老路，成了周士相急需解决的难题。
当下，解决粮食问题固然重要，但若就此“因噎废食”，完全不顾商业存在的合理和必要性，打压已有资本萌芽状态的江南纺织业，日后必然会导致新的问题。毕竟，粮食可以解决温饱，却不能让人富裕。温饱无忧后，人的天性就会想要更多物质性的享受，生活用品，油盐酱醋，一年四季穿的衣服、鞋子，鸡鸭鱼肉等等，无一不是商业的运作。
粮食多了以后还会产生粮食加工业，使国人能够享用的食物更多更丰富，这些都是商业的功劳。所以解决一个问题的前提是不能制造另一个问题，得到粮食的同时，也要商业能够随之发展。纺织业是商业中一种，也是当下年代的主要商业模式，其最终的发展可以说改变了时代，改变了整个世界。因此，周士相不可能一拍脑袋就叫停，从而产生更多的社会问题，甚至于大规模的民乱，以至于一步步落后于西方。
不过周士相毕竟不是神仙，前世也只是个普通士兵，征战厮杀他在行，涉及到经济民生，他就有点无处下手了。活人当然不会被尿憋死，周士相自己想不到解决办法，但他手下有的是人。只要不耻下问，总能得到解决法子。
苏州的蒋国柱、张长庚、松江的汪士荣等人，都接到了齐王府的问答条文。很快，各式对答就雪片似的飞到了周士相手中。其中，汪士荣提出的解决之道，让周士相眼前一亮。
汪士荣提出的是仿开中法。
所谓开中法指的其实就是盐引制，这是明朝建国以后，为了鼓励商人输运粮食到边塞采取的一种制度。开中法要求，根据里程远近，一至五石粮食可向官府换取一小引（二百斤）盐引。具体实施又分为报中、守支、市易三步。报中由盐商按照官府榜文要求，将粮食运到指定的边疆粮仓，再向边疆卫所换取盐引；守支是盐商换取盐引后，凭盐引到指定的盐场守候支盐；市易是盐商把得到的盐运到指定的地区销售。
不过因为长途运输粮食的耗费实在巨大，商人们为了减少开支，便在各边雇佣人手开垦田地，专门生产粮食，然后就地入仓换取盐引。这种形式的屯田是由商人经营的，故又称商屯。明初商屯东到辽东，北到宣大，西到甘肃，南到交址，各处都有，其兴盛对边防军粮储备以及开发边疆地区有一定作用。根据明朝的需要，除用粮米换取盐引之外，有时也可用布绢、银钱、马匹等换取，但以粮换取是主要形式。
汪士荣的办法说白了，就是将开中法引入到纺织业。他建议将现下各府各县织机作一个数量登计，凡超过五台以上的个人或商户，必须每年向官府交给一定数目粮食，官府才能给予他们经营许可。许可制下，小作坊和农民自家或许交纳的粮食不会太多，可那些大作坊主和大商人们要交纳的粮食可就吓人了。他们想要继续从纺业获取暴利，就必须和明初那些盐商一样，将手中的一部分土地转为粮田，专门生产粮食以换取他们可以生产贩卖纺织品的许可。
汪士荣在提出的办法同时，也点明了这个办法的弊端。那就是纺业毕竟是暴利，尤其是卖往海外的利润惊人，初期固然能保持常态，可时间久了，难免会有人见有利可图，利用手中的权势奏讨盐引，转卖于商人从中牟利。当年正是因为大量皇亲国戚、官员太监奏讨盐引“占窝”，才破坏了开中制度，不仅影响朝廷的财政收入，也影响了边疆军粮的储存。
汪士荣提出的“有人”是指哪些人，虽没有直接点明，但周士相知道他说的是哪些人，无疑就是有权有势的人。而现在定武朝廷哪些人有权有势，答案很显然，肯定是他太平军的人。不过这个担心至少眼下还不是周士相要解决的问题，对于部下，他很了解，当年他带着大樵山那帮人下山时，可不是用的什么民族大义，解民于水火之中，也不是什么复仇，而是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当大官，发大财。想要发大财，就得自个来当官。
有觉悟的，肯定会有，但若真要周士相自己拍心口数一数，只怕他自己都列不出五个来。一帮跟着自己只是为了升官发财的家伙们，能指望他们看到钱财不眼红，不下手？那蒋秃子为了当个从龙功臣，连半道袭杀唐王都敢干，甚至还串连一帮人准备给他黄袍加身，试问，连这种事都敢干的家伙，还有什么事不敢干，干不出来的？
周士相怕这种事，但他却不担心这种事发生，因为他相信自己，也相信他的部下们。
周士相相信自己会给部下们指出更加有“钱途”的道路，他也相信自己的部下们贪婪的胃口绝不会随着功成名就而减少。
这个世界上什么行业最暴利——抢劫！
除了大明朝以外，满世界都是肥羊。
只要有对钱财的渴望，只要胃口仍旧贪婪，周士相便敢断定，江南的这些蝇头小利绝不会让他的部下就此止步不前的。
汪士荣又提出，既然大帅是想解决粮食不足，那么切不能让商人们以银代粮，因为这样做的话，后果就是商人们不再种植粮食，而是以利润所得一部来换取许可。这样的结果固然是税收的多了，可粮食却还是不多。当年弘治时户部尚书叶淇改制让商人以银代米，交纳于运司解至太仓，再分给各边，这种做法固然使大明财政收入骤加，可是原本在九边商屯的商人们却全部举家内迁，使得边军粮食大减。这直接导致九边残破，卫所军人如乞丐一般，渐渐失去战斗力。明后期不得不以举国之力供养九边，最终导致“甲申之变”。
第1031章 迫在眉睫
周士相要解决的就是粮食缺乏的问题，如果采用汪士荣的办法，自然不会允许以银代粮。但是若是全盘采纳开中法，另一个问题也随之产生——将手中的土地拿出一部分来种粮，成本虽说相对明初那些商人将粮食运到边关损耗得要少，但也是一件极其费力，也需要不少人力的事情。这就会使得商人们的利润被减少许多，而纺织品在海外是有巨额利润，只是大头并不掌握在他们手中，而是在金厦的郑氏及其他西方商人手中。两下一算，商人们还是会觉得自己很不划算，为了减少自己的损失，他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就是抬高货物价格，要么就是压低收购成本。
抬高货物价格，仅现在来看，基本不可能，因为海路被郑家所掌握，而郑家需要巨额海贸利益养军，绝不可能将定价权拱手让给商人。用周士相前世的话说，经销渠道被人家握在手中，卖什么价就不是生产人能够说的算了。如果商人们强行抬高价格，郑家不再采购，那再多的货，也只能砸在商人自己手中，毕竟他们没有货卖两家的可能。显而易见，逐利的商人只会压低收购成本，那样一来，损失最终只会落到作坊里的工人，种桑养蚕的农民头上。
大明赶跑了大清，怎么折腾士绅老爷们，普通百姓可能管不着，但真要切切实实的损害到他们的利益，让他们连温饱都没法解决，那问题就会又回到老路上。
蒋国柱在归降之前毕竟做了那么多年的封疆大吏，对事情看得比较明白。他在答文中明确指出，万历以来的天灾人祸，已经导致中原和湖广、西北残破，可以说根本无自给之力，当地百姓几乎就是生活在死亡线上。而满清入关十七年来，一方面因为清军的大规模屠杀，另一方面也因为明清在南方的争夺，使得南方的粮食生产也近乎停滞，两广、云贵四省人口恐怕都没有五百万。以致很多地方空有大量土地，却无人耕种，所以从前朝代采用的招募流民，恢复生产的办法在眼下并不足以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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