吏官委的是从前李率泰的幕僚桂永智，礼官则是致仕在家的原崇祯朝礼部主事郭天叙，刑官则是原绍武政权的广东按察使司副使丁之相，户官是玄武山一战断臂的营校蒋孝铭，兵官则是在陆丰献策劝降的惠州生员董常清，如此加上工官徐应元，六官便全部到任。
六官之设非于布政司衙门，而是兴平伯属，也就是说，六官其实是周士相的私官，只不过永历朝廷承认他们的官职和品级。他们的职责也仅仅是协助兴平伯处理政务，不得干涉地方衙门办公，这变相约束了藩（镇）权力，好为朝廷日后接管藩（镇）地盘伏笔。
只不过广东这个布政使司衙门其实是周士相一手建立并操控，连同各府县官员都是他周士相一手任命，所以兴平伯属的六官在周士相不同意的情况下是没法子插手具体政务的。
六官之设和布政司衙门、府、县、乡、村及军帅府军部、民部职能有很多重叠的地方，属可有可无的官。但设六官是永历朝廷给周士相的权力，是种象征，所以他又不能不设。为了使六官能够正常运作，不与布政使司及军帅府重叠冲突，导致不作为或拖后腿，周士相重新理了下广东政务。
布政使司作为广东最高政务衙门，地位不容动摇，布政使宋襄公同时为军帅府民部官，负责太平军实际控制区域的一切民政事务。而与民政有关的户官、工官、刑官、吏官四官则列于布政司衙门内，各官向宋襄公负责，具体承接布政使司衙门原关各官事务。这便等于将布政使司衙门的事务具体细分了下，类似后世省政府下辖交通、公安、民政等厅，而这些厅的厅官就是六官。
做为布政使司的最高官员，宋襄公直接向周士相负责，如此便不致外有布政使司，内有六官这两个相互重叠的机构出现。太平军地盘就那么大点，人口也就一百多万，周士相还无意将这个六官作为将来的六部培养，当下，扩兵简政才是最合乎的手段。
军部作为太平军的总参谋部，不涉民政事，和军事有关的兵官则归军部提领，负责军中将校任免，功绩查叙、军械军饷、粮草辎重重。六官的礼官做为一个和军政、民政都不怎么相干的官职，周士相暂时没想到如何安排那位前崇祯朝礼部主事郭老大人，便叫他先挂个名，领份俸禄，有关礼仪事便找来问问，无事便由他去。
张安、宋英所建的军情司也在秘密扩大，既不由军帅府的民部管，也不由军部管，而是周士相自己直管。
周士相允张安打造情报网的同时，可暗中从军中、民间挑选招募人手加以训练，组建军情司的行动队伍，该力量性质类似锦衣卫，是周士相手中除铁人卫外另一支可随时调动的秘密力量，人员大概在400人左右。
六官委任后，周士相下令各府县除大力屯垦外，还要大力加强养殖业，多养牲畜，如猪、羊、鸡鸭等。此事由民部的农垦、渔牧二司大力进行，各府县务必重视并加大投入。民部定期派员考核，地方官员表现优秀者当予以嘉奖并提拔。
甘蔗也是农业发展的重点之一，将甘蔗提炼出砂糖，再作为商品贩卖给澳门的西洋人，利润也很高。周士相叫香山县选一两乡着手进行规模种植，对种植户先行给予补贴。此外，广东百姓只会用煎熬海水来制造食盐，因此盐的品质很差。周士相为了改良制程而引进淋卤晒盐法，命先在盐田附近挖水沟，使海水淋到沙土上形成盐土，再将从盐土提炼出的盐卤，拿去结晶池经过日晒得到一颗颗的盐粒，以此提升盐的品质。
盐铁一直是封建王朝专营，周士相也不例外，命布政使司下设盐巡司，专门负责盐场及查缉私盐任务。
周士相又纳宋襄公议，于广州设立广东大学堂，为全广东最高学府，各府、州、县设立府学、州学、县学，还要求各乡、村也设小学，方便子弟入学受教育。为了减轻入学儿童家长负担，鼓励他们送子入学，周士相特地规定，凡是子女入学者，其家可免田赋四成。
宋襄公又以布政使司名义规定治下各府县儿童必须七岁入小学，课以布政使司编录课本。三年两试，照科、岁例开试童子。州（县）试有名送府，府试有名送省，省试取中，准入广东大学堂，学制三年，学成再入兵备讲习所一年，仍按月月课。三年取中试者，文补六官、布政使司、各府县内都事，武补队正、卫尉、安军中使，擢用升转。
此策即是科举制，只不过将科举八股取士稍作更改，命学子习由布政司编定，军帅府审定课本，内中多是经世治民务实之识，八股文章仅占两成。广东大学堂和兵备讲习所作为太平军的文、武最高学校，不仅承担学子教习任务，为太平军输送军政人才，更是给予全广东士子读书人的一条出仕之路。
第485章 一家不生 全村做牢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汉人千年以来只遵循一条出人头地之路，那便是走科举之道。有明以来，“文贵武贱”思想越发深入人心，以致于考秀才，当举人，中进士再做官成了汉人百姓唯一望子成龙的途径。富人家的子弟还好些，真是走不了科举之路也另有谋生手段，而穷人家的孩子想出人头地，只能是读书考科举，要不然只能和父母一样继续贫穷下去。
每一个家境贫寒的读书人背后都有一段难以言说的血泪，省吃俭用的父母、含辛茹苦的寡母……
科举给了汉人读书人晋身之阶，改变命运的机会。若读书人没有入仕晋身之阶，结果便是对前途绝望，从而造朝廷的反（如黄巢、洪秀全等），或转投异族图谋心中抱负（如张元、范文程、宁完我等）
清廷入关之前，便有大量汉奸文人为其出谋画策，入关当年，范文程便上疏多尔衮请立开大清科举，并将科举取士定为大清国策，以此笼拢汉族士绅，让他们转而自己放弃明朝，从而效忠大清。
多尔衮深以为然，欣然采纳，顺治三年即在京会试举人，此举令得北中国迅速安定下来。大量本不甘当亡国奴的读书人在发现清朝不仅不是不重视儒家圣教的异族王朝，反而和明朝一样给予他们晋身做官机会，于是，在圣人圣教大旗下，大量读书人重新拿起书本埋头于满清朝廷的科举考试之中。那刻，他们考虑更多的是如何在新政权立足，而不是想着我是汉人，这朝廷却是胡人。
此后，清军南下每攻一省，哪怕只占几府，都会在局面稍稍安定之后举行科举，且大开恩试，以此稳定地方人心，减轻占领区士绅反抗。广东这边若不是太平军异军突起，只怕此刻广东乡试早已举行，洪承畴之子洪士铭南下广东所为就是广东乡试事。
可以预见，在读书人只有科举晋身做官改变命运的一条路前提下，清朝的广东乡试一开，大量因为战乱失去晋身之阶的广东士子恐怕对大清的科举定是趋之若鹜。便是那些仍心怀故明的只怕也要动摇，毕竟清廷已经入关十多年，且拥有大半个中国，反之明朝却是日落西山，苟延残喘。两相对照，读书人便再有骨气，也不能不为自己前途和家族利益考虑。
“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
在询问洪士铭清廷广东乡试细节时，对方说了这么一句。周士相听后默然，诚然，打天下时为了迅速控制局面，阻吓汉人反抗，清军只用屠刀；治天下时却要改用争夺民心这个办法，否则屠刀再锋利，面对风起云涌，前赴后继的“反清复明”运动，清廷总有搬石头砸自己脚的那一天。
所谓汉人的民心，向来只是那些士绅之民心，无权无势的贫苦百姓从来不是民心的代表，他们习惯了士绅为他们代言。因此只要抓住士绅这个汉族的精英阶层，不论是谁都能赢得民心。而士绅之基础便是读书人，有功名的读书人。
孙可望当年率大军西入滇后也开了科举，此举同样使得云南民心大定，读书人纷纷参加大西军的科举，而不去问大西军是否是流贼，大明的朝廷又在哪里。
武人有奶就是娘，谁给我饭吃、肉吃，我便为谁卖命；文人便是谁开科举让我考试，让我能有官做，或是有希望做官，我便效忠于谁。
文武非殊途，实一体也！
学得文武艺，售予帝王家。既然大明朝这个买主不在，那当然要投大清这个新买主，否则何以对得起自己的寒窗苦读，何以对得起家中父母妻儿！
当初的周士相，同样也是如此，他才不去理会什么明清不明清，什么华夷不华夷，谁能让他参加科举，谁能改变他的地位，谁能让他的日子过得更好，他便做谁的官。
倘新会没有发生那样的变故，这刻的周士相，或许正在广东贡院门口翘首看榜，一个名字一个名字找去，带着父母妻儿的期望，带着十分的希望，带着对未来的憧憬……
“圣朝特旨试贤良，一队夷齐下首阳，家里安排新雀帽，腹中打点旧文章。”正是那些参加满清科举汉族士子最好的写照。
哪怕再轻视那些科举上来的官员，再鄙视他们的无能，周士相也决定开科举，不是他心血来潮，而是早在新会时就有过筹谋，不过当初太平军困守孤城，随时都会覆亡，开科举自然是痴人说梦的事。眼下太平军实际据有三府数十县之地，且名义上拥有广东最高行政衙门布政使司，科举当然可以开，这不仅是和清廷争夺民心的重要手段，也是太平军发展的一剂良方！
入乡随俗，现在是17世纪，是明清易鼎之时，也是科举兴盛之时，周士相不可能取消人心所向的科举，改以开办各式学校，剥夺读书人通过科举晋身做官这唯一途径。这举措太过超前，前进一小步是发展，跨上一大步却是要蛋疼的。即便几百年后，不同样也有高考和公务员考试，虽形式变了太多，可本质不同样也是科举取士。相比注重血缘的世卿世袭制、注重空洞品德的察举制、注重门第的九品中正制，科举制度可以为平民百姓提供了性价比最好的参政议政机制，且更为公平、公正和公开。
前世所言科举之害，多集矢于八股禁锢思想。其实，但凡要公平，就需标准化；但凡标准化，形式上的严谨必无可避免。从明朝立国之初到明亡以来的官场表现看，科举绝非真正之害，也不在于其禁锢读书人思想，而在于读书人所学的圣人学问实是不合时代，无法跟上时代的发展而矣。
口中所言非心中所信，更非足下所行，封建科举批量生产出来的不是什么书呆子，而是一大批精于算计的伪君子。
书呆子才有气节！
周士相不能不开科举，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挡人做官不同样也如杀人父母么。
周士相要开科举，此举并非仅仅作为笼络广东读书人的手段，如唐太宗所言“天下英雄皆入吾彀中”那般。“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每个读书人心中的梦想，周士相绝不能让自己和太平军成为读书人梦想的敌人，所以他必须要开科举。前世晚清取消科举，结果短短数年“我大清”便吃了药丸咯屁，这教训可是深刻的很，也讽剌的很。
在没有培养出自己的新军功集团和新文官集团前，改革科举或是废除科举，便是自毁根基，是自决天下读书人、自弃民心的愚蠢之举。太平军必须得到读书人的效忠，所以周士相必须要开科举。
开科举，是周士相对这个时代的妥协；务实，则是周士相对这个时代的创新。完全裁撤旧有的八股并不现实，毕竟现在的读书人全部都是八股教育出来的，一下改用新考题这些人肯定无法适应，而要等那些从七岁开始就接受新八旧二教材的孩童成长起来，耗时又太久，周士相等不起，便只能中庸。
兴办广东大学堂，推行新式教育和举办广东乡试同时进行，周士相要宋襄公在八月底组织广东乡试事，录取上来的士子先全部到广东大学堂进修一年，尔后再按成绩高下、实事能力给予官职。
在前往肇庆会见凌海将军陈奇策和镇国将军朱统前，周士相又命布政使司以法律条文形式颁布一个命令，即鼓励治下百姓多生育，且生女者有奖励，此条例称之为《广东殖丁令》。
该令明确规定夫妻必须多生育子女，最低要求生育三胎，低于三胎者须承担比其他户多出两成的田赋。高过三胎者，每多一胎都享受相应田赋减免，换言之，生的越多，该户享受的好处便越多，甚至于不仅不用向官府交纳赋税，还可从官府得到物质奖励。除此外，战争红利也以人头分放，便是才出生一天的婴儿也可享受太平军的战争红利。另严禁溺毙女婴，违者重处！
多生孩子多种田，多生孩子多养猪……一系列口号和标语从军帅府一条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