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文学方面，康熙所关心的问题都是一些普通常识问题，对于从欧洲传进来一些理论问题，不管是托勒密体系、第谷体系还是哥白尼体系，他都未予以重视、进行研究。《数理精蕴》53卷，分上下两编，上编《立纲明体》，下编《分条致用》，似乎系统性、理论性很强。但在上编“数理本原”部分，回溯于河图洛书，正宗归于《周髀算经》，其次才是《几何原本》，而这里的《几何原本》又非利玛窦、徐光启的译本，而是传教士给康熙的进讲本。欧几里得几何在这里被大卸八块，本来的公理演绎体系已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就是康熙对待数学和理论的态度。
剖析一下满清时期的《律历渊源》。在康熙执政的61年间，没有像徐光启这样全面发展的科学家，及像《本草纲目》、《律学新说》等这样具有世界水平的科学著作。有人认为康熙末年（1713～1722年）组织编写的《律历渊源》100卷“后来居上”，此说法欠妥。
第一，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中，律历是体现皇家权威的重要标志。“古者帝王治天下，律历为先，儒者之通天人至律历而止。历以数始，数自律生。” 《宋史》中的这段话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知识体系中律、历、数三门学科的关系，以及在统治者眼中的地位。运用当代已经掌握的知识，修正古代典籍中的错误，是有为君主的重要“文治”之一，康熙要“成一代大典，以淑天下而范万世” ，正是对传统的继承，好大喜功的表现，并非要发展科学才如此，其目的和徐光启不同。第二，《律历渊源》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历象考成》42卷，是在90年前《崇祯历书》的基础上编成的，只是根据南怀仁《灵台仪象志》和《康熙永年历法》等做一些数据修改，新内容很少，程贞一先生指出：“《历象考成》与当时西方天文著作相比，其差距要比《祟帧历书》与以前西方天文成就相比的差距大得多了。”第二部分《律吕正义》5卷，介绍了西方五线谱的编造和用法，是其特色；也肯定了朱载堉的十二平均律，但到乾隆编《律吕正义后编》（1746年）时，又加以否定，并以问答形式，罗列其“十大罪状”，大大倒退了。第三部《数理精蕴》53卷，被誉为数学百科全书，内容最多，影响也最大，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它不足的一面。这部书只介绍了中世纪的算术、代数、几何、三角，对17世纪新出现的数学只介绍了对数和计算尺。
当时西方传教士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把明朝翻译编写的大量科技著作加以汇编整理并略微补充，编成《穷理学》，想呈现给康熙，然后“镂板施行”，康熙却把书发还南怀仁。“‘上曰：‘此书内文辞甚悖谬不通’。明珠等奏曰：‘其所云人之知识记忆皆系于头脑等语，于理实为舛谬。’上曰：‘部复本不必发还南怀仁，所撰书著发还。’” 就这样，《穷理学》这套完整汇集了西方科技译著的丛书，没有刊刻，也未能完整保存下来，只剩下残本，其中一大部分都是1627年明代李之藻和耶酥会士傅泛际开始合作翻译的《名理探》。
这里提到的所谓“于理实为舛谬”的“知识记忆皆系于头脑”，其实在明代知识分子心中，已是接近常识了。比如崇祯元年进士金声，精通西学，曾经说过“人之记忆皆在脑中，小儿善忘者，脑未满也；老人健忘者，脑渐空也”，明末思想科学巨人方以智的《物理小识》中也明确提到“人之智愚，系脑之清浊”。
康熙对南怀仁的蒸汽机及应用设想不予响应。1793年，英国派遣到满清的使者马嘎尔尼送给乾隆的礼品包括各种当时世界上先进的仪器和武器，“礼品介绍中专门提及了榴弹炮、迫击炮以及手榴弹、卡宾枪、步枪、连发手枪”，然而所有这些送上门来的先进武器在乾隆看来，仅仅是他个人的玩物而已，对满清没有任何影响。
满清统治者，禁毁和篡改了大量代表华夏文明最高发展阶段的精华书籍，如后来对东亚国家农业、手工业的发展贡献巨大的《农政全书》、《天工开物》都不见了，直到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留日学生才从日本重新找回。明朝徐光启翻译的《几何原本》传到了日本，对日本近代科技发展影响很大。清末梁启超盛赞徐光启翻译的《几何原本》“字字精金美玉，为千古不朽之作” 。但满清入关后却在中国逐渐绝迹，当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求科学技术时，《几何原本》才再受知识界重视，李善兰再次翻译了《几何原本》并完成后九章的翻译，同文馆中算学课程才把《几何原本》列为必读之书。
《坤舆格致》（共四卷）是在明末李天经主持下，汤若望和中国人杨之华、黄宏宪合作翻译的德国矿冶学家乔治？鲍尔划时代的巨著《矿冶全书》（De re metallica，又名）。《矿冶全书》共十二卷，是欧洲矿冶技术经典著作，全面介绍了矿藏知识，包括各种金属的分离、制取和提纯方法，以及各种无机酸的制法，包含有许多重要的化学知识。崇祯十六年（1643）十二月，崇祯皇帝批示户部将《坤舆格致》分发各地，“着地方官相酌地形，便宜采取”，但这本中国政府组织中西学者合力翻译的书籍，在满清统治下也彻底散失。清末张之洞在引进冶炼设备时居然不考察矿藏资源，在矿山下建冶炼厂，之后由于引进设备和矿山的矿石不符，不得不从外地运矿石来冶炼。
关于当时的“西学中源”说，并非康熙首创，但康熙的提倡却起了很大的推波助澜作用。对此，席泽宗院士说道：
西学中源说既有“圣祖仁皇帝”提倡于上，又有“国朝历算第一名家”梅文鼎论证于下，又得到西洋传教士的一致认同，这就成了乾嘉时期的思想主流。回归“六经”，本来是明末遗民反思亡国之痛，和清初统治者寻找统治方法，两拨儿人殊途同归；有了西学中源说，就更增加了一层涵义：“六经”等古书中不但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办法，也有先进的科学技术。要发展科学，不用到自然界去探索，不要向西方学习，研究古书就行了。阮元编《畴人传》有此目的，戴震作《考工记图注》、陈懋龄编《经书算学天文考》，等等，是沿着这条道路走的。
清末权臣徐桐，历任礼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上书房总师傅，以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太子太保，体荣阁大学士，与军机大臣会商一切事宜，可此人将“算学”斥为“洋鬼子的学问”而不值一顾，《周髀算经》、《九章算术》、《孙子算经》、《辑古算经》、《数书九章》、《测圆海镜》、《日用算法》、《杨辉算法》、《数书九章》在他看来全都是无用之书，而且他决不相信“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存在”，说那是英、法胡谄出来的国名，以求获得更多好处……
满清统治下开放自信从容的态度已荡然无存。康熙时对欧洲交流的唯一渠道是耶酥会土。“第一位走向世界的中国人樊守义（字利如），到欧洲旅游28年（1682～1709年），精通拉丁语和意大利语，回国后，康熙只是在避暑山庄召见一次，并不任用。……更令人遗憾的是，清代统治者把精巧的仪器视为皇家礼器，应该留在宫中供皇帝本人使用，观象台的仪器比御用仪器少得多。” 尽管康熙曾经以浓厚的兴趣积极向传教士学习天文、数学、医学等方面的知识，乾隆及其皇子也对外国的科学发明产生过相当的兴趣，但他们从来不想将科学技术传于民间，而是仅将这些先进事物当成玩物。
《清代前期中国科技发展缓慢的原因》一文中说：
即便属于技能方面的吸收引进，清初时期也往往限于内廷及皇帝周围少数一些人，且译完的西方著述多置于秘府，未能推广流行，形成风气和潮流。例如康熙年间所进行的全国地理大勘测，最后绘成的《皇舆全览图》，尽管是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地图之一，但图成之后却藏于深宫，测绘方法也秘而不宣，因此对当时中国地理学并未产生多大影响。至于译述的西方科技著作，如《人体解剖学》等，由于只供康熙在宫中学习赏玩，不准民间公开，就更未产生任何实际社会效益。
一道闪电说：
“实际上‘西学东渐’兴起于明，衰亡于清。明代的西方文明主要在士人、知识分子的传播，而满清入关后就仅仅局限于宫中，到乾隆时期，西洋的科技艺术统统变成了乾隆的玩具。性质完全两样。”“英国使节斯当东说：‘据说中国有几位君主从外国传教士方面学习外国丰富的数学知识。但中国政府的政策不使这门学问普及到群众中去。他们怕算学知识普及后，本国人能算出日蚀、月蚀，能制出历本来，皇帝在老百姓中的威信就要降低了。’”
张顺洪先生指出：
康熙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与明末是有很大区别的。明末中西文化交流的活动是在中国士大夫、学者与西方传教士之间自发进行的，皇帝本人并未直接参与。康熙时期情况却不同，皇帝本人对西方科学技术有很大兴趣，而学者与西方传教士之间的文化交流却少见。这样的文化交流活动容易受到皇帝个人兴趣的影喝。一旦皇帝本人对西方科学技术失去兴趣，那中西文化交流就会受到挫折。相比之下，明末的中西文化交流更有“群众基础”，更有可能发展成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洪流，而这种发展趋势却被明清易代所中断。
《清代前期中国科技发展缓慢的原因》一文认为：
作为一个以少数民族为统治集团的封建王朝，清朝统治者为了维护和延续自身行将没落的统治，采取了比汉族统治者更为严酷的封建专制主义政策，而在对待西方科学输入的态度上，始终以稳定封建秩序和统治为目的，毫不关注科学技术自身的发展对社会的巨大推动作用。因而造成了清代前期中国科学技术发展跌入了低谷，愈加缓慢的科技发展速度，不但远远落后于西方，甚至连明末科技发展的一度兴盛也未能继承下来。从而使得中西方的差距越拉越大，为近代中国社会的落后埋下了隐患。
十、军事武器发展的对比
1。明代的军事武器发展
根据明天启年间的《武备志》第116、117 卷之“战船”篇记载，作为明朝水军战船的福船，按大小分为六个型号，其中最大的一号福船，吃水二丈（6。6米）。1633年的明朝封舟封王尚丰和1637年英国建造的当时西方最大的战舰“海上君王”号相当：封舟长66米，宽19。8米，仓深16。5米，吃水4米，海面高度12。5米；而英舰长51米，宽14。7米、深23。17米，吃水6。8米，海面高度16。37米。
满清水师用的船，在明朝水师中仅能排到第5号。抗倭名将俞大猷（1503～1580年）记载：“福船势力雄大……吃水一、二丈”。 而清代封舟一代不如一代：1684年长15丈，宽2。6丈，到1800年长只有7丈，宽2。75丈，深为1。3丈。
战争的决定因素是人，但拥有先进的武器对战争的胜负有着重要的作用。鲁迅先生曾经说过：火药发明之后，西方人用来装子弹，中国人用来放鞭炮。但至少在明朝，这句话是不正确的。
元末，在朱元璋与陈友谅进行的洪都之战和鄱阳湖水战中，双方就曾使用了火器。明初军队就装备有火器。1372年造碗口铳，口径11cm，上有铭文说明为水军装备。16世纪中叶发明“火龙出水”，箭头上龙头下圆柱，柱体分层装火箭，为当时世界上最早的多级火箭。1558年造出中国第一批火绳枪“鸟嘴铳”一万支。而“定辽大将军”铸造技术被誉为可比美国托马斯？罗德曼（Thomas。J。Rodman）军官在南北战争中才发明一种铸炮新法。明朝后期的兵书如《兵录》、《神器谱》、《武备志》、《西法神机》、《火攻挚要》、《火龙经》、《筹海图编》、《军器图说》、《火龙神器阵法》等详细地记录了明军装备火器的制法、图谱以及火器部队的编制和战法。
例如，明代的爆炸性火器已相当发达，有两大类：一类是地雷，有石头雷、陶瓷雷、生铁雷等数十种；另一类为水雷，有水底雷、水底龙王炮、混江龙、水底呜雷和水老鸦等武器。根据大量的史实证明，中国是世界上最先发明和使用“地雷”和“水雷”的国家。
某门户网站的一条新闻报道显示，元末明军就曾以地雷攻城，并使用大炮发射弹丸。 类似的对人杀伤地雷在朱棣“靖难”、北军与南军战斗时也曾使用过。当时建文帝的部队在白沟使用地雷，给朱棣的军队带来重大伤害。其原理是将导火索放入打通的竹竿，用时点燃导火索，引爆地雷。
早在元朝至顺年间，军队中就已装备了发射口径为20毫米以上铁弹丸的金属火铳，从而诞生了中国最早的火炮，并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