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则专指过分追求利欲，违背道德原则的欲念，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并不是去除一切‘人心’一切感性欲望，而是以道德意识克服违背道德原则过分追求利欲的意识。”
……因为理学家的主张实质不过是把人的欲望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而不可让其过度放纵。如果以此指责理学，那就相当荒谬了，难道在现代，我们就鼓吹放纵人的欲望？难道在西方国家，官方宣扬的道德伦理是鼓吹纵欲的，是不约束人的欲望的？只能说胡扯。
更何况从程朱理学创始人以及明代诸多理学家的言论行为来看，他们所谓的“存天理，灭人欲”，其矛头锋芒主要是指向君主帝王统治者等统治者，而不是指向被统治者。
为了说明这点，我们不妨列举几个重要代表人物的言行。程颢曾经对宋神宗说“人主当防未萌之欲”，神宗“俯身拱手曰：‘当为卿戒之。’及论人才，曰：‘陛下奈何轻天下士？’神宗曰：‘朕何敢如是。’”
……朱熹选编的《近思录》中二程说的话“行一不义，杀一不辜，有所不为，有分毫私便不是王者事”，这同样是对统治者说的话。
朱熹自己的一段话能更充分的说明问题。朱熹在写给别人的一封信中说：
“老兄视汉高帝唐太宗之所为而察其心，果出於义耶，出於利耶？出於邪耶，正耶？若高帝，则私意分数犹末甚炽，然已不可谓之无，太宗之心，则吾恐其无一念之不出於人欲也，直以其能假仁藉义以行其私，而当时与之争者才能知术既出其下，又不知有仁义之可惜，是以彼善於此而得以成其功耳。若以其能建立国家，传世久远，便谓其得天理之正，此正是以成败论是非，但取其获禽之多，而不羞其诡遇之不出於正也。千五百年之间，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其间虽或不无小康，而尧、舜、三公、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间也。”
在这段话中，历来被歌颂的英君明主汉高帝唐太宗，在朱熹看来都不过是“假仁藉义以行其私”，笼罩在帝王身上那层神圣高贵的面纱，被朱熹毫不留情面的撕了下来。既然中国历史上最英明最圣贤的君王都不过如此，那么其他皇帝如何就更可想而知了。应该说，朱熹的话已经是从根本上动摇了君主专制的理论基础。
2。满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歪曲和篡改
通过尊崇程朱理学的方式，只要把程朱理学的灵魂核心阉割掉，置换掉，那么程朱理学所具有的严密性，趋同性，以及稳固性，反过来可以为维护满清统治所用。而同时，以清廷褒奖宣扬的官方面目而出现的程朱理学，本身就足以让大部分潜在的反清知识分子感到反感，并进而疏离厌恶，这样程朱理学就真正被清廷所垄断，不可能再对清廷造成任何实质性的威胁。
满清通过尊崇程朱理学的方式，本身也就连带把王阳明心学消灭，将心学可能有的进步作用化解于无形。……它们通过推崇程朱，来消灭程朱，架空程朱，把程朱理学阉割成为他们所用的奴才哲学，而同时也顺带消灭了陆王心学。这样一来宋明两大思想成就，理学与心学在满清统治下被全盘瓦解。
从前面诸多事实的介绍与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批判的封建糟粕其实更多的是批判满清阉割、歪曲的文化。鲁迅先生说“满清杀尽了汉人的骨气廉耻”。他所批判的“吃人的历史”实乃满清遗毒；五四先烈的文化革命本是要革“辫子文化”的命；真正的汉族文化早在三百年前便戛然而止了。传统文化自然有糟粕，但不应遭到全盘否定，尤其文革继满清之后给中国文化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在现今多数人对儒家文化的误解和鄙视中，相当一部分甚至很大一部分是满清统治者歪曲的。如著名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一直被说成是儒学教义，常被某些人“义愤填膺”地用以揭批宋明理学、讨伐孔孟儒学的把柄。但是查遍儒家经典、朱熹理学著作，并没有此话的出处，孔子、孟子更没有说过。
儒家经典教材《左传》对于“君难”的看法：“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 就是说国君为了社稷国家去死，死得其所，我们就应该与之共同赴难，如果是为自己的私利而死，死的就不得其所。这就是儒家对于君臣生死问题的态度。《孟子》有曰：“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 按儒家的看法，君权并非至高无上，在君权之上，还应该有“道”。对于德高望重的得道贤人，君主应该恭敬如师，不能以臣子对待。
曾子犯小过，斩断了他父亲曾皙以吴国觅来的瓜种，曾一怒之下用锄柄将曾子打昏了。曾子苏醒后问父亲：“刚才我犯了过错，您教训我，没累着吧？”之后回房弹琴而歌，好让父亲听见，表示他挨打后没有不适。孔子则说：“今参事父委身以待暴怒，殪而不避，殪死既身死而陷父于不义，其不孝孰大焉？汝非天子之民也，杀天子之民，其罪奚若？” 也就是孔子知道后批评说：一点小事，曾皙不该暴怒杖罚，而曾子也不该委身以待杖罚，如果万一为父打死，死得没有道理，人们就会指责曾皙的不义，这是大不孝，且子女是天子之民，非父母之私有，父并没权力要求子亡。父母有服从“天下大义”的义务，儿女对父母的错误有责任纠正。这是对所谓的“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说法的不攻之击。
《孝经》中曾参问孔子：“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孔子答曰：“是何言与？是何言与？父有争子，则身不陷於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於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这段显然是说“孝”是有原则的，有约束的，不能推到极端。可见，把孝当成子女对父母百依百顺也是对孔孟观点的曲解。
满清入关后，为了维护其满清部族统治，奴隶制残余，在大兴“文字狱”的同时，肆意歪曲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为其所用。康熙自称：“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 他自封是圣人在世：“朕惟天生圣贤，作君作师。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 从此传统儒家在君权之上的道统被其颠覆，满清皇帝在政治上“合理、合法”为所欲为，败坏了儒学思想。陈寒鸣说：
表面上看，康熙此论是为颂扬儒家圣贤和赞誉儒家经典而发的，但实际上，他乃是要藉此表白自己既为“治统”之代表，又为“道统”之传人，“治统”与“道统”兼其一身。他在另一处说得更明白：“世运代擅，隔千载，则必有神哲诞生其间，以承大统，以作名世。”而他本人当之无愧地是这种“隔千载”方诞生的“承大统”之“神哲”。因此，既然“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那末，他以及以他为代表的清廷统治也就不会因儒家有所谓“华、夷之分”论而不具备合理合法地位了。
强调君位独尊是康熙政治思想最基本的特色。康熙虽说过“君、臣一体”的话，但他更强调“天尊地卑，自然之定位也。……君尊臣卑，百王之大经也”。至雍正，发挥此论，将君主至尊无二的地位强调到绝对化程度。他认为：“夫人之所以为人而异于禽兽者，以有此伦常之理也。故五伦谓之人伦，是阙一不可谓之人矣。”其中，“君臣居五伦之首”。根据这个原则，人之为人的依据首先是认同君臣关系，任何人都必须对君主俯首而从：“为人臣者，义当惟知有君；惟知有君，则其情固结不可解，而能与君同好恶。”臣下在行动上、思想上和感情上都要成为君主的傀儡，至于普通黎民百姓更应如此：“君即不抚其民，民不可不藏其后。”君主专制制度在这里被绝对化，不留一丝回转的余地。嗣后，乾隆阅史至王安石向宋神宗抗表申理，使神宗悔悟巽罪，立即批语曰：“安石抗章，神宗逊谢，成何政体？即安石果正人，犹尚不可，而况不正乎！”按其语意，即使君主处理问题有误，亦不得更改，若改亦须君主日后自行为之，臣下是绝不能言君之非或擅改君之过的。这就将以往提倡向君主进忠言、做诤臣补弊救偏的儒家传统抛置一旁，只留下赤裸裸的“独夫”一人专制了。
于是晏子所说的大臣不是君主私人的奴才，就不再是事实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不仅仅成为臣下不得不执行的命令，而且还成为起码的伦理道德要求，要心甘情愿、感激涕零。“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和奴性成为整个社会的精神要求和共性。
满清皇帝在把持了儒学语言解释权之后，满清“家有天下”、全面专制的观念也发展到了顶峰。诗经中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也有了新的内涵。这句话中的“王”一般指一家之王朝，但这一家之王朝是必需服从于文明和进步的。或者说，这里的“王”指的就是文明和礼仪。而满清雍正在《大义觉迷录》中说：“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吕留良于我朝食德服畴，以有其身家，育其子孙者数十年，乃不知大一统之义。”他将天下一切都归于满清一家，彻底歪曲了这句名言。满清皇帝把明代以来主流的儒家“民本思想”变为“君本专制”说，满清皇帝既是教主，出言成“经”，从此儒学被阉割成了“奴学”。
满清王朝康雍乾之世“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实际上是试图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政权，凡是这种政权都是封闭的、保守的，极力压制任何异端思想的，这和文明进步是背道而驰，同历代中华政权有根本性的不同。满清的种种所为，使得令人把“满清奴学”强加到历代中华政权，强加到传统文化，栽赃到儒学，将儒学当作满清黑暗统治的替罪羊。
明代有着厚重文化传统的中国人能够发现和批判封建糟粕，并且有能力逐步解决问题，使中国继续保持发展和领先于世界。但满清的文化奴役镇压了晚明以来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因素，致使早期启蒙思潮一度中断。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思想文化也因之而丧失了自我由传统向近代转换更新的契机。并且，它还造成中国人长期麻木不仁的心理状态。
野蛮的侵略不仅蹂躏了中华大地更彻底改变了中华文化和文明。中华文明和文化被抹杀被扭曲；现在的中华文明是扭曲奴化的文明。比较元清和汉唐的中华文明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文明和中国人有四个方面的根本变化。首先，中华文化由俯视或平等的文化变成了仰视的文化；第二，中华文明和中国人由襟怀宽广和开放的变成了狭隘和封闭；第三，中国人由自尊自信变得怯懦自卑；第四，中国人由崇尚高风亮节变得奴颜卑膝、由宽厚仁和变得阴柔鄙琐。
三、不懂野蛮的含义，不能讨论元、清问题
1。历史上游牧民族对文明世界的侵犯、掠夺以及巨大破坏
在世界历史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三大文明区域和三大游牧区域。分别是：中东文明、中华文明、欧洲文明，和欧洲森林地带的印欧民族、阿拉伯沙漠的闪米特游牧民族、中北亚大草原的突厥蒙古游牧民族以及通古斯渔猎民族。
这六大板块，此消彼长，牵一发而动全身，造就了世界文明的主体格局及发展脉络。直至近代西方文明彻底战胜游牧民族之前，世界几千年文明史其实也可以看做是三大文明区域与三大游牧区域的角逐史。这一历史的时间跨度长达3500年（从公元前18世纪到公元18世纪），此后仅仅是文明之间的较量了。
游牧民族需要不断地进行周期性的迁徙、放牧，他们组织严密、实施准确，并有严格的纪律，能征善掠，是天生的战士。游牧民族政权通常是军政合一、兵民合一，游牧民们只要被一个有力的领袖组织起来，就是天然的军队。游牧民族的妇女能照料生活的一切，可以让男人们专事剽掠。而且，游牧骑兵的巨大冲击力在热兵器时代前经常令农业民族生畏，这也是他们制胜的主要法宝。
游牧民族的本性是抢劫和破坏，他们本身除了放牧发展畜牧业外，基本上不从事其它方面的生产劳动。游牧生活非农业方式生活，却离不开农业，它存在的前提是周围必需有一定的粮食、铁器等用品。其产品单一，基础脆弱，不稳定。所以他们在不能和文明区域从事公平的贸易时，就只能用抢劫、破坏来获取他们所需的用品。
游牧民族始终是文明世界的窥伺者，一旦发现文明世界变得软弱或混乱，他们就会进犯。这也是几千年来，游牧民族无休止侵略文明世界的根本原因。文明区域创造了丰富的人口、物质资源和劳动产品，这是游牧民族始终缺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