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康乾盛世”的疆域
现在很多史学家认为康雍乾三帝将中国汉、唐、蒙元以来的版图固定了下来，为多民族的现代中国的疆域奠定了基础，实际上，清代疆域是在明代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以所谓的“康乾盛世”时期的版图与明代衰落后的疆土比较也是不合理的。
看看满清对新疆的“统一”。新疆是在以种族灭绝的手段杀掉准格尔部落最后一个幼童才正式纳入满清版图的。满清对外蒙古人也进行残酷的民族压迫和奴役，致使外蒙古人叛离满清和制造俄国，造成了致使民国时期外蒙古独立这一根本祸患。而满清在晚期更是将台湾、香港等地割裂给西方殖民者。
再看清廷对西藏的控制。满清派遣的驻藏大臣只是个联络官，西藏地区的一切权力都掌握在政教合一的达赖班禅政府手中，驻藏大臣既无权力管理西藏的民政事务，亦无权力管理西藏的军政事务。达赖和班禅，仅仅和清廷皇帝保持有名义上的关系，其性质和唐朝皇帝与吐蕃赞普的关系并无本质不同。清政府虽然有理藩院，但是其实仅仅只是充做联络之用，达赖班禅之政府，并非理藩院之下属机构。相较之下，明政府对西藏地区的控制则远超清廷。明朝尤其是太祖成祖两代，大力册封藏区宗教和世俗两界中高层，对于青海西藏地区政府中中层以上的官员实施直接的强有力的控制。而清代后期西藏地区政府和英国划定麦克马洪线的事件就更不必说了。
而且疆域的大小不能代表中国人民的生活安定，国家昌盛。在清代，统一问题，尤其是边疆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和中原地区中央政府的关系问题长期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像北方游牧民族，自准格尔葛尔丹一统漠西，即在中亚一带建立相对统一的政权组织，与满清王朝相抗衡。康熙时有过不彻底的短暂的“统一”，但不久即被分裂，继之而起的雍正，又对新疆出现的分裂苗头不加重视。只是到了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以统一新疆为标志，才勉强恢复了前几代的疆域，所谓的“康乾盛世”从此达到了繁荣的顶峰，即所谓“鼎盛”、“全盛”时期。然而为了这所谓的“鼎盛”的疆域，康雍乾三代却付出了极高的代价，甚至弄到康熙驾崩时整个国库只剩下50万两白银的尴尬境地。而号称“十全武功”的乾隆，其后期更是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财政黑洞。
四、清代的文化氛围和政治制度
1。残酷的文字狱
文字狱在中国的古代社会是常有的事，但满清的文字狱与以前有着本质的不同：以前的文字狱大多出于皇帝的忌讳和暴君的暴戾无常，是对个别大臣和文人的严厉处置；而满清的文字狱则是有计划、有目的地对一个民族的文化、异端思想的清洗和威慑恐吓，不仅针对大臣和文人，更针对平民百姓。常常是抄家灭族，祖先、子孙、连同众多无辜者一起株连坐罪。
学术文化在任何时候都是客观社会生活在精神领域的集中体现。学术的凋敝是康乾时期中国文化的显著形势和趋势。清代后期著名文学家龚自珍在其《咏史》一诗写道：“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周思源教授认为“康乾盛世”以文字狱为代表的极端专制制度彻底扼杀了中国人的思想活力，举国奴性泛滥，尤其是使得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噤若寒禅。
满清在大规模屠杀结束、有骨气的汉人被灭尽后，历经康雍乾三代134年，掀起的几百起文字狱是一场彻底的政治文化运动，涉及的社会阶层相当广泛，从大臣到知识分子，甚至连疯汉都不能幸免。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从政治伦理文学艺术到宗教甚至是科技，是对华夏文明的阉割和前所未有的破坏。
满清统治者为什么这样做呢？龚自珍一语道破天机——“欲灭其国，先去其史”。当时女真族民不过百万，当面对泱泱汉民族时，满洲贵族的心理弱势不言而喻，因为他们知道单凭有限的武力和由这武力所缔构的民族专制政权，是不可能长期来奴役中国人的。满洲贵族害怕统治被失血，害怕文化，害怕民族思想，而且仅靠暴力改变中国人的服饰、发型还不够，还要进行残酷、野蛮的文化杀戮。将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彻底剥夺掉，使得全民甘心为奴。
康熙五十年，刑部将真实记载南明政权年号及记载明太子死于狱中的戴名世定为“大逆”之罪，拟将其凌迟，弟兄叔侄处斩，妻女为奴，作序者绞刑。两年后，康熙“法外施仁”，“从宽免凌迟，着即处斩”，将两已故重犯开棺戮尸；作序者、刊印者和读过此书未首告者统统问罪，牵连族人、门生、朋友及其亲属三百余人，其中有平日与他论文的尚书、御史等京官32人。因此，文字狱造成的影响决不仅仅止于文字作者及其家人、亲友，而是全民性的灾难恐惧。
雍正六年（1728年），反清的曾静被捕后说受吕留良（已死45年，其子吕葆中亦故）著作的影响，结果此案定为“大逆”。吕留良父子被开棺戮尸，另一在世儿子斩首，其余叔伯、兄弟、妻妾、儿女等均被治罪。吕之门人严鸿逵戮尸枭首，严的门人沈在宽等四人因刊藏吕留良著作被斩首。
根据史料记载，清代文字狱众多，著名的除戴名世、吕留良案外，还有查嗣庭、胡中藻、王锡侯、徐述夔等案，而其它大大小小之案更是不可胜数。其中被株连的之人众多，遭受的处罚也让人大开眼界。如死人被开馆戮尸，活人被凌迟、斩首、绞死，亲属遭遣戌，妇女被入官为奴等等。这里面，更多的是被牵连的无辜百姓。
再举一个例子。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江苏震泽县卓汝谐告发卓连之、卓培之收藏祖父卓铨能著的《忆鸣诗集》中有悖逆词句，于是清廷就到两人家中抄检，《忆鸣诗集》并没有抄检到，抄检到三本《高樟阁诗集》，这是两人的曾祖父卓长龄所著的诗集，里面查到有一句诗“可知草莽头垂泪，尽是诗书未死心”。结果罪名落实，被指为“一家之丧尽天良，灭绝天理，真为覆载所不容，阅之实堪发指”。判决如下：
仁和县监生卓长龄著有《高樟阁诗集》，伊子卓敏、卓慎等人亦著有《学箕集》等项诗稿，伊族人卓轶群写有《西湖杂录》等书均有狂妄悖逆之语，该五犯俱先后病故，侥逃显戮，应仍照大逆凌迟律剁谁其尸，枭首示众。卓天柱系卓长龄之孙，卓天馥系卓慎之子，均依大逆缘坐律，拟斩立决。卓连之收藏逆书不行首缴，依大逆知情隐藏律，拟斩立决。陈氏、高氏，王氏并卓天馥二岁幼子均解部给发功臣之家为奴。
设想如果《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生活在满清统治下，光凭其书中一句“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光凭他对车迟国国王好道教而失德讽刺当朝皇帝……吴承恩会被凌迟多少次？其家人和子孙又会遭受怎样的命运？后代还有机会据其头骨复原其面？
其实满清统治者们也未尝不知道里面多是冤死的魂，如出题“惟民所止”被诬为就是“雍正无头”的考官，如随意题诗“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的秀才，如自号“古稀老人”但不知此号已被乾隆帝“专用”的官员，尽管全家哭喊求救的冤声动天，尽管众多的旁观者们也觉得冤情深重，但清政府仍然要“杀无赦”，他们要的就是“宁肯错杀一千不让一人漏网”式的“震慑力”。
在整个满清160余起文字狱案中，乾隆时期就有130余起，占全部案件的80％。这和他在全国范围内彻底清查禁书有密切关系。乾隆时期文字狱的主要案犯，被处以“大律论拟”的就有47例，生者凌迟，死者戮尸，亲属男15岁以上皆斩，15岁以下及女性为奴。甚至连张廷玉、沈德潜这些备受乾隆恩宠的重臣，一不留神都大祸临头。此间全国上下一片风声鹤唳，整个朝廷都处在精神萎靡的状态，以不谈政治为识实务，将大量的聪明智能用在了文字、训诂、名物的烦琐考证之类学问上，世人称其为“虫鱼学”，这种学问不闻窗外之事，其实与世无益。
“满清统治者为了维护其部族独裁，更是拼力禁锢民间的公开发言权。当时府学县学都有明伦堂，每个明伦堂设有一块横躺的石碑，叫做卧碑。在卧碑上镌刻有几条禁令：生员不得言事；不得立盟结社；不得刊刻文字。” “（《大清律例》规定）造卖印刷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买者杖一百，徒三年；看者杖一百。”
满清表面上仍把程朱理学、儒家学说奉为官方意识形态，但这些是被阉割和严重扭曲的，原先包含有捍卫人格独立，个体尊严，反抗强权的学说，在满清的阉割与改造之下，被成了彻底的奴才学说。中国传统的为官应直言敢谏，为史应秉笔直书的观念被满清彻底摧毁，只剩下阿谀奉承的奴性跟辫子一起留了下来。
在明代被看成理所当然之情，到了满清却要被严厉地批评。如焦循对明代思想家吕坤进行批评：“明人吕坤有《语录》一书，论理云：‘天地间惟理与势最尊，理又尊之尊者也。庙堂之上言理，则天子不得以势相夺，即相夺而理则常伸于天下万世’此真邪说也！孔子自言事君尽理，未闻持理以要君者。吕氏此言，乱臣贼子之萌也。”
明代文官士大夫有独立的个性人格尊严。而到满清更多的则是奴性，像明代文官集团那样和皇帝对抗的行为，在满清统治下是不可能看见的。纪晓岚在乾隆南巡时见其劳民伤财，“纪昀尝从容为帝言：‘东南财力竭矣，上当思所以救济之。’怒叱之曰：‘朕以汝文学尚优，故使领四库书馆。实不过倡优蓄之，汝何敢妄谈国事！’而后朝臣皆相与结舌，吞声无复有为民请命者矣。”
在满清皇帝眼里，纪晓岚这样的文人不过是和倡优一样的东西。原来中国历代都有的高傲的士大夫阶层荡然无存，剩下的是寡廉薄耻和无人格尊严的奴才。“士大夫之无耻是为国耻”，满清的文武百官、缙绅大夫无不自称奴才、口称主子。对比明武宗朱厚照要南游遭君臣反对、甚至被谏臣骂出灭国亡种的话，可见满清君主专制之落后。
明清两代修史的精神相去乃天壤之别。明朝官方修《实录》，记了这么一件事：嘉靖皇帝与皇后对坐闲谈，有妃子进来献茶，嘉靖当场把妃子拉过来暧昧，致皇后吃醋，谁知嘉靖大怒，把皇后吓得堕胎。这些宫闱丑事都被明朝史家一一记录下来。对比满清，其官方所修《实录》里的康熙帝几乎就是个完美无缺的皇帝，记载他“勇武无敌，出去打猎，一天就能打死两只老虎，一次打猎几天下来就能打死八只老虎”。“另一方面他又是个文质彬彬的鸿儒，博古通今，堪为一代宗师”。乾隆皇帝更厚颜无耻地自称“十全老人”。
周思源说：
如果不是康雍乾三朝那么残酷严密的文字狱，而让明朝已经初步活跃起来的思想界继续发展下去的话，那么具有爱国主义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完全有可能认识到中国的问题，寻找到对策，而不会失去整整200年。
2。修纂《四库全书》与禁毁、篡改中华文明
《四库全书》，根据中华书局影印杭州木刻版《四库全书总目》的统计，共收书3461种，存目6793种。从各种历史档案上，可以看到乾隆从开始的征集天下的奇书珍本，逐渐转移到搜查违禁书籍上来。其实，后者才是乾隆的真正目标。
满清统治者通过修纂《四库全书》，名为综合古今典籍实际上是对中华文化的一次彻底清洗，禁毁和篡改了大量代表华夏文明最高发展阶段思想精华的书籍，包括大量科技著作，查缴的书竟达3000多种、150000多部。
从有关文档中可以得知，每年都有四库馆上报应毁图书名单。乾隆如此禁书共历时19年，约占其在位时期的1/3。其中一共禁毁了多少书？没有精确的统计，但商务印书馆在1937年曾出版《全毁抽毁书目》一书，加上有人在江西、广东等地所获有关记录，可统计出：全毁书2456种，抽毁书403种，销毁书板50种，销毁石刻26种。《四库全书》收书不过3400多种，而焚毁的书竟然也有3000多种。再考虑到，当时读书人在恐怖的氛围下，为活命而在私底下也烧了不少书，其中甚至包括大量无纯科技类书籍。所以实际上被焚毁的书绝不止3000多种——如此编书，是何居心，可想而知。
编《四库全书》时全国进书12000种，其中江苏4800种，浙江4600种，两省占总数的77％，致使吴地主要私人藏书家从此一蹶不振；除了对政治、民族书籍或禁止或篡改，天文亦在禁之列，全国收缴烧毁禁书6000种共15万部，其中江苏6万部，又是全国第一，而且因书禁极严，民间有天文之类书籍“告讦频起、士民葸慎，凡天文、地理、言兵、言数之书，有一于家，唯恐招祸，无问禁与不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