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明朝结束时，中国和欧洲的科学技术水平基本也是旗鼓相当的。
德国科学家莱布尼茨说：
全人类最伟大的文化和最发达的文明仿佛今天汇集在我们大陆的两端，即汇集在欧洲和位于地球另一端的东方的欧洲——中国。……中国这一文明古国与欧洲难分轩轾，在日常生活及应付自然的技能方面，我们不分伯仲。我们双方各自都具备通过相互交流使对方受益的技能。在缜密思考和理性思辩方面，显然我们要略胜一筹，……在实践哲学，即在生活与人类实际方面的伦理以及治国学说方面，我们实在是相形见拙。
英国的科技史专家李约瑟也认为：
“由于历史的巧合，近代科学在欧洲崛起与耶稣会传教团在中国的活动大体同时，因而近代科学几乎马上与中国传统科学相接触。”“在明代，中国的传统数学、天文学由于西学的到来而复兴。到1644年中国的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和欧洲的已经没有显著的差异。它们完全融合，浑然一体了。”
李约瑟认为，明代科学家徐光启的思想方法酝酿着近代科学的倾向。他说：
当十六世纪末，利玛窦到中国同中国学者讨论天文学时，中国天文学家的思想（这保存在他的谈话记录中），今天从各方面看来，都比利玛窦自己的托勒密—亚里士多德式的世界观更为近代化一些。
陈美东在《明季科技复兴与实学思想》中认为，明末“中国科技已然是繁花似锦，西来的科技知识，更是锦上添花”，“群星灿烂，成果辉煌”。他总结出当时科技发展的三个特点“重实践、重考察、重验证、重实测”和“相当注重数学化或定量化的描述，又是近代实验科学萌芽的标志。是中国传统科技走向近代的希望。”
《晚明学人的科学思想及其历史意义》一文中说：
从研究方法上看，徐光启、方以智等人运用了培根所强调的归纳法，从中找出自然规律；同时又运用笛卡尔所强调的演绎法，把所发现的自然规律作为公理，逐步进行推理，从中引出关于个别事物的结论来。对此，晚明学人从理论上进行了进一步说明：“革者，东西南北，岁月日时，靡非弗格；言法不言革，似法非法也。故者，二仪七政，参差往复，各有所以然之故；言理不言故，似理非理也”。这一“革”与“故”的理论被看作是带有普遍意义的思想方法论，其进步意义在于把简单的经验事实或数据提到理论体系的高度上来，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注重归纳、演绎的实验方法的精神，从而摸索到近代科学的边缘。
……与这种变化相应的，是晚明学人对传统科学一系列颠覆性的批判。晚明学人坚决摒弃了天人感应、阴阳五行“术数”的神秘主义。他们倡导地圆、地动学说，认为“周髀盖天之学”是“千古大愚也”，并将第谷宇宙模型作为《崇桢历书》的理论基础，从根本上否定了传统“天圆地方”之说，冲击了“中国独居天下之中，东西南北皆夷狄”的偏见。
……在新的实学价值取向下，科学技术被作为经世之学而接纳。晚明学人迫切希望能借助于“远西奇器”来解决明朝所面临的种种社会问题。
……他们将引入的西方科学看成是促进社会变革、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徐光启于1629年上疏呈明“度数旁通十事”，意在通过科学的途径去实现“富国”、“足民”的社会理想。他还想把历局扩大为类似今日的科学院，分门别类钻研各项科学。这是晚明学人站在时代最前列提出的全面建设一个科学系统的计划和目标，值得大书特书。
刘耘华在《徐光启等人对西学的理解与回应》中说：
他们本身的良好科学素养使之对西学所作的回应与处置远远超出了为用而用的层次，而是提出了通过求其所以然进而达成会通与超越的自觉诉求，所以徐光启曾设想“博求道艺之士，虚心扬榷，令彼三千年增修渐进之业，我岁月间拱受其成”（《简平仪说序》），其本人年逾70仍在繁忙阁务之余孜孜矻矻审查与润饰传教士的历法译述，正是因深知西学长于言“故”而“亟欲明其术而唯恐失之也”（阮元《畴人传卷32？徐光启》）。这种既因西学之长而心悦志满，又惟恐西学不得其传而失之交臂的心态，在这批儒士当中是共通的。李之藻《请译西洋历法等书疏》撰于利氏物故三年之后，其中流露出了亟传西学的紧迫感，因为“最称博览超悟”的利氏“其学未传，溘先朝露”，而庞迪我辈又“年龄向衰”，倘“失今不图，政恐日后人无解”，则西方“有用之书，不免置之无用”。十五年后，他又在《译寰有诠序》中追述自己于天启三年（1623年）归田之后，邀傅际泛“结庐湖上，形神并式，研论本始”，因“每举一义，辄幸得未曾有”，遂“心眼为开”、“忘年力之迈，矢佐繙绎，诚不忍当吾世失之”。至于因象数之学进而突破夷夏、内外等文化定势，又进而因“耳目之资”、“手足之资”而求其“心灵之资”，这，也是此派儒士的共通历程。
而通过下面对明代知识分子、统治阶层到科学的态度与支持程度的了解，可以认为：如果没有异族的野蛮入侵、破坏和奴役，中国在科学技术及生产技术方面即使被西方全面超越，但凭着明朝人的思想认识、进取，尤其是相对西方更自由的社会环境，中国不会在科技方面大幅落后于西方，更不会出现清代全面倒退，直至连前朝都不及的愚昧状态。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技史学者席泽宗曾高度评价晚明七十年中国在科技方面取得的成就：
在短短的67年中（1578～1644年）出现了这么多的优秀科学专著，其频率之高和学科范围之广，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他将这段时期与满清统治时期，做了一个对比，“顺治和康熙年间，这两位皇帝在位共79年（1644～1661，1662～1722）。拿这79年与明末的72年＇万历元年至崇祯末年（1573～1644年）＇相比，中国科学也是急剧走下坡，一落千丈。
二、明朝人创作和翻译的科学著作
明朝末期，正是西方科技文化理论大发展的前夜，而明朝广大士大夫阶层已经普遍研究西学，中西方在科学发展上各有千秋。中国明朝，尤其是晚明67年中出了不少有世界级水平的著作：
李时珍《本草纲目》（1578年）；
朱载堉《律学新说》（1584年）；
潘季驯《河防一览》（1590年）；
程大位《算法统宗》（1592年）；
屠本畯《闽中海错疏》（1596年）；
徐光启《农政全书》（1633年）；
宋应星《天工开物》（1637年）；
徐霞客《徐霞客游记》（1640年）；
吴有性《瘟疫论》（1642年）。
在短短的60多年中出现了这么多优秀科学专著，其频率之高和学科范围之广，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这些著作相对于近代数学、化学、物理学和哲学都还没有发展起来的西方是颇具亮点的。1643年前的西方科技发展还很不明朗，牛顿和莱布尼兹尚未出生，波义耳和帕斯卡尚处孩提阶段，伽利略被判终身监禁，笛卡尔隐居荷兰。而同时的明朝已经进入了西学东渐的高峰，学术环境开放，政府支持，士大夫阶层普遍接受、研究和翻译西学著作，共有七千多种西方图书进入中国。
正如研究者指出的，当时被运到中国的西洋书籍数量十分惊人，“这样数量的书籍，是欧洲一个巨型图书馆的规模，几乎包括了文艺复兴运动以后的神学、哲学、科学、文学艺术各学科的所有知识”，而这个时候，哥白尼的“日心说”和西方的“地球观”，也和天主教的神学一道随之传入。
在徐光启“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 的思想原则和“博求道艺之士，虚心扬榷，令彼三千年增修渐进之业，我岁月间拱受其成” 的目标指导下，以及明政府的组织支持下，中国人对西方的数学工程等书籍进行有意识有目标的大规模翻译。其中现在可知翻译的书目中有（包括译者或作者）：
《测量法义》 利马窦和徐光启，1607年
《表度说》 熊三拔，1611年
《泰西水法》 熊三拔和徐光启，1612年
《几何原本》 利马窦和徐光启，1613年
《同文算指》 利马窦和李之藻，1613年
《乾坤体义》 利马窦，1614年
《圆容较义》利马窦和李之藻，1614年
《天问略》 阳马诺，1615年
《职外方纪》 艾儒略，1623年
《远镜说》 汤若望，1626年
《寰有诠》傅泛际和李之藻，1628年
《名理探》 傅泛际和李之藻，1631年
《主制群征》 汤若望，1636年
《寰宇始末》 王丰肃，1637年
《五纬历指》 罗雅谷，1637年
《性学粗述》 艾儒略，1637年
《坤舆格致（矿冶全书）》 德国矿冶学家乔治？鲍尔，汤若望、杨之华、黄宏宪译
《建筑十书》 古罗马建筑学家维特鲁维
《数学札记》 荷兰数学家军事工程学家西蒙？史特芬
《各种精巧的机械装置》 意大利工程技术专家拉梅里
《原本》（拉丁文本） 科隆版
《测量全义》 罗雅各
《天体运行论》 哥白尼
《哥白尼天文学概要》 开普勒
《地中海航海术》 罗马版
《比例规解》 罗雅谷
《地球表周与其直径的关系》
《宇宙仪》 雅克？贝松
《皮埃尔＋勒孔特发明陆，海双用几何天文测辐仪制造与用法》
《磁石测量法》 纪尧姆？德诺吨涅
《神功催吐药》 萨拉？安吉鲁著
《大西洋，地中海等海洋盐度，涨落潮海流流动因果实论》 克洛德？举雷
当时翻译和创作的还有《远西奇器图说》（从书集，邓玉函和王徵，1627年）《泰西人身说概》（1635年）、《人身图说》（1635年）、《西国记法》（1595年）、《性学觕述》（1623年），《崇祯历书约》、《物理小识》、《数度衍》、《泰西水法序》、《旋韵图》、《几何体论》、《几何用法》、《太西算要》、《西儒耳目资》、《学历小辩》、《日月星晷式》（天启年间陆仲玉著）、《浑盖通宪图说》、《经天该》……等七千余册。
而在清代出版的著述只有：南怀仁《仪象志》、《仪象图》、《坤舆全图》、《坤舆图说》、穆尼阁与薛凤祚《天学会通》，利类思《狮子说》，梅文鼎《梅氏历算全书》，《数理精蕴》五十三卷，等等。数量相比明代可说是极少，且多是传教士所作。
在明代中后期翻译的书籍中，我们看看《几何原本》，以及《明理探》两部著作。
徐光启已跟利玛窦学习西方科技多时，深感西方科技的精妙。于是向利玛窦建议：“既然已经印刷了有关信仰和道德的书籍，现在他们就应该印行一些有关欧洲科学的书籍，引导人们做进一步的研究，内容要新奇而有证明。”这个建议被利玛窦愉快的接受了。……据记载，从1606年9月到1607年5月，徐光启每天下午都到利玛窦的住所翻译三、四个小时。
徐光启认为“欲求超胜，必先会通”，可见在其心目中，“会通”中西是第一步手段，“超胜”西学才是目的。在徐光启的科学思想中，翻译是基础，是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必由之路。在当时条件下，徐光启极其重视翻译等会通工作，注重通过翻译工作培养自己的西学人才。让天文生学习西法并亲自传授，“令后之人循习晓畅，因而求进，当复更胜于今。” 对此，纪志刚评价说：
今天，当中华民族重新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的时候，当我们认识到“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创新也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的时候，徐光启“会通超胜”的科学思想就更加闪射出熠熠的光辉。
1607年春，徐光启和利玛窦翻译出《几何原本》前六卷。作为皈依传教士利玛窦的基督徒， 徐光启并未选择宗教典籍，而首先翻译古代西方数学之经典著作《几何原本》。他说：“《几何原本》者度数之宗，所以穷方圆平直之情，尽规矩准绳之用也。……既卒业而复之，由显入微，从疑得信，不用为用，众用所基，真可谓万象之形囿，百家之学海……” 首次向中国人说明了几何学的本质。
徐光启在《几何原本杂议》中坚定地说：“下学功夫，有理有事。此书为益，能令学理者怯其浮气，练其精心；学事者资其定法，发其巧思，故举世无一人不当学。” 他说：“能精此书者，无一事不可精，好学此书者，无一事不可学。” 他还说：“此书有四不必：不必疑，不必揣，不必试，不必改。有四不可得：欲脱之不可得，欲驳之不可得，欲减之不可得，欲前后更置之不可得。有二至、二能：似至晦实至明，故能以其明明他物之至晦；似至繁实至简，故能以其简简他物之至繁；似至难实至易，故能以其易易他物之至难。” 尽管当时的历史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