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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万历登极以后，虽然坐在他祖先坐过的宝座之上，但他的职责和权限已经和他的前代有所不同。他的祖先，一言一行都被臣下恭维为绝对的道德标准，而他却是在他的臣僚教育之下长大的。他的责任范围乃是这群文臣们所安排的。他的感情更需作绝对的抑制。这前后不同之处尽管在形式上含蓄，实质上却毫不含糊。原因是开国之君主创建了本朝，同时也设立了作为行政工具的文官制度，而今天的文官却早已成熟，他们所需要的只是一个个性平淡的君主作为天命的代表，其任务就是在他们的争端无法解决时作出强制性的仲裁。他们要求这位守成之主与日常的生活隔绝，在仲裁争端中不挟带个人的嗜好和偏爱以引起更多的纠纷。坦率地说，就是皇帝最好毫无主见，因此更足以代表天命。这种关系，已经由万历的曾叔祖弘治作出了榜样。弘治皇帝愈是谦抑温和，听凭文臣们的摆布，文臣们就愈是称颂他为有道明君。
这样的一个皇帝，实际上已经不是国事的处置者，而是处置国事的一个权威性的象征。他应该做到寓至善于无形。如果他能够保持感情与个性的真空，经常演习各种礼仪，以增强抽象的伦理观念，他就和上述要求恰相符合。
多少年来，文官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力量，强迫坐在宝座上的皇帝在处理政务时摈斥他个人的意志。皇帝没有办法抵御这种力量，因为他的权威产生于百官的俯伏跪拜之中，他实际上所能控制的则至为微薄。名义上他是天子，实际上他受制于廷臣。万历皇帝以他的聪明接触到了事情的真相，明白了自己立常洵的计划不能成功，就心灰意懒，对这个操纵实际的官僚集团日益疏远，采取了长期怠工的消极对抗。”
万历派出的矿税太监，是为应付皇宫日常支出和增加国家财政，但因触犯了商人阶层的利益，多被暴民活活打死，远无今人认为的那般风光跋扈。神宗却只能忍气吞声，息事宁人。如湖广民变中，数万市民包围陈奉的税监府，陈手下六人被投入江中淹死，锦衣卫被打伤，税监衙门被烧。最终结果却是暴徒和煽动暴乱的官员都未受罚，受害者陈奉反被撤消税监职务。
再如万历三十四年云南民变，同样是在地方官员的参与纵容下，一些暴徒把矿税太监杨荣处死后焚尸。神宗愤怒之下用绝食数天来表示抗议。 “近代的西方国家是政府镇压反政府分子暴动，然后反政府者用绝食来表示抗议示威，而在明朝的中国则是颠倒过来了，皇帝用绝食来向大臣文官表示抗议，这也真是只有明朝才会出现的奇观。”
然而，万历并没有因大臣的作对甚至漫骂而杀人；万历年间的大量国事都是万历处理的，大到万历三大征，特别是明日壬辰战争一直在万历指导下进行，小如利玛窦进京传教，建教堂、月供乃至墓地都是在万历过问下顺利进行的。由于万历腿部腰部有疾行动不便导致与大臣见面机会减少，但明代处理政事，主要是通过奏疏批阅往来进行。西方传教士对万历充满敬意好感，东西方文明得以交流，万历是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的。
明朝文官对抗皇帝的例子还有很多，如正德皇帝朱厚照要下江南，被文官集团层层阻挡，正德皇帝的形象也因为和文官的对抗而被肆意丑化。正德十二年十月（1517年），蒙古鞑靼小王子再次率五万人犯边，正遇上明武宗朱厚照。此前武宗皇帝出居庸关遭大臣和守将阻止，后趁居庸关巡守御史张钦外出，才得以“趁机”出关。于是应州之战打响。朱厚照先派少量部队引蛇出洞，再不断增加兵力，牵制敌军。此战持续整一天，最终以小王子败退告终。
对于这场战斗，《武宗实录》上的记载却令人匪夷所思：明军阵亡52人，蒙古军阵亡16人。《明史》记：“死者数百人”。 双方约十万人参战，且厮杀了一整天，细品此句，当知抹黑的行为是何等明显。而朱厚照所说其亲自杀敌一人，在人们心目中则成了其自我吹嘘的证明。而实际上，武宗皇帝完全可以吹嘘自己杀了十多个、几十个蒙古兵。于是，人们只记得荒淫无度的朱厚照，却不知道英勇无畏的朱厚照。
明朝特殊的文官制度使政府的运作基本上得以稳定运行。即便是认为万历放弃职责的历史学家黄仁宇也承认：“皇帝的放弃职责并没有使政府陷于瘫痪。文官集团有它多年来形成的自动控制程序……北京的会试、殿试照旧举行；地方官和京官按时的考核也没有废止。派遣和升迁中下级文官，用抽签的方法来决定……对于这些例行公事，皇帝照例批准。”
所谓崇祯是因为中了反间计，听信了几个从清军那里放回来的太监的话，这才把袁崇焕抓起来，并最终处死，进而认为崇祯皇帝昏庸，但真实情况并非如此。崇祯时担任锦衣卫指挥的王世德记载：“先是，巡捕营获一木工，云崇焕谋反，以为谍事下镇抚司。掌刑指挥李若琏訇得其枉，奏之，复下锦衣卫以为实。于是喧传崇焕谋反，人人切齿，及行刑，百姓脔食其肉。崇焕误国之罪无所逃，以为谋反，冤矣。” 经三次审讯，这个木工被确定为间谍，但袁崇焕谋反通敌的谣言已不胫而走，导致“人人切齿”，加上文官集团的推波助澜，到凌迟袁崇焕时，百姓争吃其肉。但明朝政府只认为“崇焕误国之罪无所逃”，说他谋反是冤枉的。
崇祯也并不想杀袁崇焕，他在一份给袁辩护的奏疏上批复“袁崇焕询问明白，即着前去边塞立功，另议擢用”。但此时袁崇焕生死已非崇祯个人意志所能左右，无论民间的强大舆论还是朝廷文官的坚持，都到了不处死袁崇焕则不能服众的地步。这也是袁崇焕在崇祯二年十二月一日被抓，一直到了崇祯三年的八月，才最终有了一个处理结果的原因。
为缓急财政压力，崇祯帝将皇宫里器具藏品和全部内帑都拿出来卖，并且低三下四地向属下大臣以及皇室亲戚请求募捐。然而所得甚少。如武清侯李国瑞一家故意装穷“把家中杂器摆到大街上出卖，搞的满城风雨”， 崇祯皇帝迫于各方压力，只能作罢。在崇祯十年的一次谈话中，崇祯帝吐露了自己的苦恼和困惑，他说：“去岁谕令勋戚之家捐助，至今抗拒，全无急公体国之心，就是省直乡绅也不捐助。及至贼来，都为他有了，怎么这等愚？”
到明亡前夕，崇祯连防守北京城的士兵军饷都发不出来。只得再次向大臣以及那些勋戚还有太监们请求捐助。结果几个太监还慷慨一些“在京城只有太监王永祚、王德化、曹化淳各自捐了五万两银子，其余官僚个个如同铁公鸡一毛不拔。阁臣魏藻德仅捐五百两，阁臣陈演在皇帝面前装穷……太监徐高受命劝谕崇祯的岳父周奎”，结果此人始终不肯捐钱，“气得太监徐高拂袖而起：‘老皇亲如此鄙吝，大事去矣！广蓄多产何益’周奎被逼无奈，才忍痛捐了一万两。其余勋戚官僚纷纷效仿，没有一个捐饷超过一万两。”退休太监头司礼监王之心认捐一万两。大学士陈演推托“从未向吏兵部讨一缺” ，向来清苦，一毛不拔。并不是他们真的无钱，后来李自成进占北京，严刑拷掠，“从周奎家抄出银子五十多万两，陈演也献银四万两。” “太监王之心家，搜得白银15万两，珍玩珠宝大抵价值也在15万两左右。” 而于其他商人官僚查抄出的银子竟达7000万两白银。
崇祯以所谓公认的掌握生杀大权的皇帝之尊，居然如此哀求臣僚下属捐献银子，而对他们不肯多捐的行为却无可奈何。这在中国历史甚至世界历史上也是极少有的。这样的事实，不仅表明崇祯帝确实已经没有内帑，拿不出半点钱来。而且这个事实也显示明朝的皇帝具有很强的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意识，以至到了国家危难关头，居然还要依靠募捐来筹集军饷。
对于宦官祸国问题，其实明朝宦官肆虐的问题并没有某些人说的到了危害国家安全的地步。明朝掌管司礼间的宦官和文官政府一直在明争暗斗，但是始终没有占过上风，在魏忠贤时期，太监的权力达到顶峰，但是文官体制已根深蒂固，不可动摇。在崇祯帝的亲自组织支持下，魏忠贤倒台，而明朝政府没有出现动荡。
《明史》记载：“自冯保、张诚、张鲸相继获罪，其党有所惩，不敢大肆。帝亦恶其党盛，有缺多不补。迨晚年，用事者寥寥，东厂狱中至生青草。帝常膳旧以司礼轮供，后司礼无人，乾清宫管事牌子常云独办，以故侦卒稀简，中外相安。” 樊树志《晚明史》中有同样论述。
有人认为，尽管明代封建专制皇权受到很大约束，但这并不代表明代政治的充分自由，因为专制有一人之专制和群体之专制之分，也就是说，明代中国的政治生活并未真正摆脱专制，文官集团这一整个群体所代表和要求的利益无论在客观或主观上都与全民利益或整个民族国家的利益强烈冲突。笔者不太赞同这样的观念。由于明代科学制度在历史上执行得最彻底，官员调动相对比较频繁，在理论上使得所有能够读书之人都有机会通过考试进入文官阶层。 也就是说，文官阶层与民众有相对比较的联系，民众（主要是商人阶层）是文官集团的来源基础，其必然代表商人阶层利益，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要求全民的利益（这与晚明史实符合）。再者，按明代为群体之专制的说法，当今欧美国家，当政阶层是否也是专制——真正让多数人管理少数人的，只有上世纪49年后的人民站起来当家作主的新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群体之专制与群体之民主又是如何区分呢？
七、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
在拥有大规模东西方文明交流，工商业尤其是私营工商业的蓬勃发展，发达的海外贸易，以及思想解放运动和特殊的政治制度，明末以来从生产力到意识形态都提供了逐渐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
1。资本主义萌芽
政府人员不足，对实际情况缺乏了解，中层后勤保障能力不力，公共投入不足（这些情况都是导因于低税政策），所有这些原因使得国家根本无力动员帝国的全部财力，其所能控制的资源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诸如盐课、海关税、内陆关税、林木出产税以及矿银等都面临这样的情况。
从上面论述的事实可以看出，明代并非如很多人想像的是对社会实施严密控制的专制社会，而是一个把国家和政府的职能压缩到低限度的社会。明朝经济的发展运行不大受政府的干涉控制，对私人经济力量的发展，政府无心也无力管制约束。
明代中叶以后长江中下游出现的发达的商业贸易，标志着儒家文明内部工商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江南一带的到处是资本主义萌芽。明王朝由于代表和维护商人利益的文官集团的存在，政府征商税极低，已经成为相当强大的社会力量的工商业者，对于增税也不能忍受。上层文官集团对加税百般阻挠，下层出现过大规模的反对矿监，税使的民变不断发生。大规模的几十次，一般规模的几百次。代表资本主义的市民利益集团手工业者和明朝封建制度开始激烈斗争了，在苏州和湖北就有工人爆发了抗议和暴动，牺牲者还赢得知识分子的赞扬。张溥写的《五人墓碑记》就是对此的记载和歌颂。“民变”不同于农民起义，有这类斗争，“平等”、“自由”、“实业兴国”、“保护贸易”等思想就会传播，资产阶级改良和革命就可能发生。
对明代市民力量发达的程度，许苏民作了高度评价，认为比起同时期的英国也更进步；对晚明时期政治透明度和言论自由度，许苏民也作了特别的歌颂：
江南市民社会的抗争，迫使朝廷革除了某些超经济强制式的掠夺的弊政。万历皇帝临终前，被迫罢黜矿监税使，在一定程度上使皇权与市民阶层的矛盾得以缓解；江南市民抗议阉党逮捕东林党人的正义行动，更为后来崇祯皇帝一举粉碎阉党集团奠定了民意基础。崇祯四年（1631）苏州府颁布“为永革布行承值当官碑”，明确宣布废止各级政府官员和吏胥人等对江南工商业者巧取豪夺的特权，从而在客观上承认了江南人民维权斗争的合法性。有学者认为，在英国，甚至直到1688年光荣革命之前，市民阶层都没有形成一个具有特定的权利意识、自觉意识和重要影响力的社会集团。这一论断可能估计偏低，但如果大致不错的话，那么，晚明江南市民社会的发达程度可就比同时期的英国略胜一筹了。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晚明中国社会的政治透明度和言论自由度都有很大提高，现存的《万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