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说明中国人提出人口增长规律比马尔萨斯早一百多年。
明代思想家陆楫公然提出“奢侈更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观点，这是他观察到的“自然之势”：他说：“今天下之财赋在吴越。吴俗之奢，莫盛于苏杭之民。有不耕寸土而口食膏粱、不操一杼而身衣文绣者，不知其几何也？”“只以苏杭之湖山言之，其居人按时而游，游必画舫、肩舆、珍馐、良酝、歌舞而行，可谓奢矣。而不知舆夫、舟子、歌童、舞妓仰湖山而待爨者，不知其几”“要之，先富而后奢，先贫而后俭。”意思是正因有了这些所谓奢侈的活动，才为那些舆夫、舟子、歌童、舞妓提供了谋生条件，富裕之后才会奢侈，贫困了才会节俭，所以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去禁绝奢侈。且不论此观点本身的对错，单从当时的时代来看，如此思想是相当激进和有创造性的，而西方类似明确表达出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学观点则晚得多。
葛兆光在《中国思想史》中说：
当王学在短短的几十年中在士人中风靡开来的时候，另一种思路和取向，却更迅速地发酵膨胀起来，其内在的自然主义和追求自由的精神，渐渐越出了王阳明设定的极限，也超越了主流意识和政治秩序允许的边界。王畿和王艮的传人，尤其是所谓的“泰州学派”，渐渐成了最引人瞩目也是最有吸引力的王学代表，以后的很多王学极端主义学人，无论是否出自这二王的门下，都以对当时遵奉的历史传统与社会秩序的抨击和瓦解为目标，他们把俗人与圣人、日常生活与理想境界、世俗情欲与心灵本体彼此打通，肯定日常生活与巨人情欲的合理性，把心灵的自然状态当成了终极的理想状态，也把世俗民众本身当成圣贤，肯定人的存在价值和生活意义。如何心隐、罗汝芳李贽等人的思路和行为，就是对传统秩序的一种挑战，他们提出所谓“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而百姓日用即日常生活不仅被赋予正当性，甚至还被提升为“天性之体”，因此所有的戒惧、用功、提升、超越的意义都统统被消解，他们讽刺用功的人是多此一举，戒惧的人仿佛在佛头着粪，鼓吹“率性所行，纯任自然，便谓之道”，认为“不屑凑泊”、“不依畔岸”，只需“解缆放船，顺风张棹，无之非是”，因为他们已经把“心即理”的依据，放大到“心”的一切才是合“理”的，这叫“赤子良心”，这种天然就是合理的良心当然“不需把持，不需接续”，可以“不学不虑为的”。
葛兆光评价道：
晚明确实是一个相当复杂而且多变的时代时代，……各种知识、思想与信仰都在这个时代“你方唱罢我登场”，出现了相当自由的空间。……在王学差不多一百年的冲击下，思想界确实已经相当混乱了，似乎思想正处在一个重组的时代。可是无论我们如何评价王学，我相信，至少明代中后期王学在士人中的盛行，给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带来的，是一种自由的风气，一方面，由于人们趋向于怀疑主义的思路，原本一统的意识形态被各种怀疑态度瓦解，思想世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裂缝，知识阶层逐渐建构了相当宽松的言论空间，另一方面，由于陆王之学更加尊重心灵的最终裁判权，所谓“东海西海心同理同”，则使人们趋向普遍主义真理观，又为一个新的多元思想世界提供了基础。
葛兆光紧接着说“这种趋势被突然打断”，并认为是官方的压制和内忧外患两个因素决定的。实际上，在经历百年多的流传和发展之后，王学已很难被官方意识形态真正压制住，造成“趋势被打断”之根本原因是明末的社会矛盾，特别是民族矛盾即满清入关。在经历刻骨铭心的“亡天下”后，明遗民如顾炎武、王夫之等反思和批判过分解放或自由的思想，如王夫之痛骂李贽祸国之深，认为他们是华夏沦亡的罪魁祸首。一道闪电说：
以个人自由，自然权力为意识形态基础导致了利己主义成为时尚。顾炎武和王夫之认为何心隐、李贽等人的学说，虽然揭露了伪道学，又整体瓦解了儒家道德体系和价值系统。又提不出建设目标，造成小人儒明目张胆的将放纵合理化，物欲横流，情色文化泛滥，士不知耻，言不及义。利己主义再不用伪装，无所顾忌地登堂入室。伪君子干脆抛下了最后一块遮羞布，成了真小人。
三、明代人对文明的认识和自信
在物竞天择、人由动物进化而来的观念上，明朝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廷相提出了物竞天择、弱肉强食的概念，可以说是进化论思想的先驱。王廷相说：“天地之生物，势不得不然也，天何心哉？强食弱，大贼小，智残愚，物之势不得不然也，天又何心哉？”
人物之生于造化。一而已矣。无大小，无灵蠢，无寿夭，各随气之所秉而为生，此天地之化所以为公也。……但人灵于物，其智力机巧足以尽万物而制之，或驱逐而远避，或拘系而役使，或戕杀而肉食，天之意岂如是哉？物势之自然耳。故强凌弱，众暴寡，智戕愚，通万物而皆然，虽天亦无如之何矣！
明末王夫之说：“中国之天下，轩辕以前，其犹夷狄乎！太昊以上，其犹禽兽乎！禽兽不能备其质，夷狄不能备其文……所谓饥则呴呴，饱则弃余者，亦直立之兽而已。”也就是说，中国这块地方，在轩辕以前，也就是夷狄，太昊以上，就是禽兽。在这里王夫之，已经提出了动物禽兽进化成人的概念。
明代的知识分子和官员普遍都有宏大的眼界，开阔的胸襟。王廷相说：“天，一也；天下之国，何啻千百，天象之变，皆为中国之君谴告之，偏矣。以为千百国皆应之，而国君行政之善恶，又未必一日月而均齐也。”
王廷相明确说“天下之国，何啻千百”，中国只不过是这千百个国家中的平等一个，认为如果天象之变都“为中国之君谴告之”，那就“偏矣”，也就是说是上天偏心，何以单独照顾中国呢？明末著名反清志士朱舜水说：“世人必曰‘古人高于今人，中国胜于外国’，此是眼界逼窄，作此三家村语。” 这说明当时明朝的知识分子对天下的认识已经相当开阔，眼界已经相当的宏大。不再把目光仅仅局限在中国本土，而是确切认识到中国不过是世界许多国家中的普通一个而已。
如孙瑴说：“近世有利玛窦，自欧巴罗国越八万里泛海而来。其言海外大国猥多，而西视神州，目为大眀海，居地才百之一，则瀛海之外，岂遂无方舆哉！” 瞿式穀说：“尝试按图而论，中国居亚细亚十之一，亚细亚又居天下五之一，则自赤县福州而外，如赤县福州者且十其九，而戋戋持此一方，胥天下而尽斥为蛮貉，得无纷井蛙之诮乎！” “曷微之儒先，曰东海西海，心同理同。谁谓心理同而精神之结撰不各自抒一精彩，顾断断然此是彼非，亦大舛矣。”
瞿式榖的开放眼界和包容心胸是值得称赞的。而这种心态在明代的主流知识分子中是相当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的。这些文人的言论，以及明政府对“四夷”的接纳和赏赐远大于进贡的事实，很好地反驳了所谓“孤立于其他伟大的文明中心，并扬扬自得于自己的文化优势” 的“朝贡体系”，至少在明代是不正确的。
如东林党人冯应京说：“即如中国圣人之教，西士固未前闻，而其所传乾方先圣之书，吾亦未之前闻，乃兹交相发明，交相裨益。惟是六合一家，心心相印，故东渐西被不爽耳。”
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记述：“下一天，即7月11日礼拜天，该城（泉州——引者注）的许多贵人去对西班牙人进行拜访，根据他们的习惯有许多礼仪合赞助的话，……这种访问花去他们一整天。”“他们惊奇地看见那些贵人的良好风度，教养和高尚举止，还有他们在询问他们想知道的事情，以及他们答复我们问题时候的认真。”
传教士曾德昭记载：“中国人爽快地赞颂邻国的任何德行，勇敢地自承不如，而其他国家的人，除了自己国家的东西以外，不喜欢别的东西。中国人看见来自欧洲的产品，即使并不精巧，仍然发出一声赞叹……这种谦逊态度真值得称羡，特别表现在一个才能超越他人的民族上，对于那些有眼无珠、故意贬低所见东西的人物，这是一个羞辱。”
明朝晚期，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是以传教为目的，但不得不和中国知识分子合作翻译出版大量的科学书籍。因为明朝人对科学的热情和关注远远超出了对宗教的关注，传教士要取得中国的知识分子士大夫的信任和敬重，就必须出版科学书籍和传播西方的科学。
正是因为有这样自信开放的胸襟和心态，尽管当时西方殖民者多次侵略骚扰中国，被中国军队打败，但明朝政府依然能够积极的向被自己打败击退的敌人身上学习好的东西。甚至对于来访的西方人，明朝的官员都不会放过他们随身携带的火器，而是要拿去研究仿制。
门多萨曾记述西班牙军人到明朝来联络消灭海盗林凤的事情，其中记载：“下一天，总督派人去访问我们的人，向他们要一把剑，一支火绳枪和一个火药桶：因为他要据此制造。我们的人把这些送去，后来得知他们仿制了，尽管不那么完全相同。”
现在人把林则徐、魏源所成是睁眼看世界第一人，实际上这是不对的，比他们早两个世纪，徐光启等一大批明朝知识分子已经把视野转向世界，并且认识到中国以后最大的竞争对手是西方殖民强盗。徐光启说：“今之建贼，果化为虎豹矣，若真虎豹者，则今之闽海寇夷是也。”
四、明朝的科举文官制度和文人的政治思想
1。科举制度的全面实施及其效应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彻底、完全地推行科举制度的朝代，即推行最平等的官员选拔制度。科举制度在明代已经成为国家政治的基本制度，决定了国家政治权力分配的基本格局。
其他朝代虽然也实行科举制度，但都不彻底，往往权力核心和普通士大夫还是没有太大关系，宋代科举入仕的人不到全部入仕数的1/4，恩荫制度才是北宋最主要的入仕制度，皇帝可以部分地影响控制权力的分配。清代，最根本的权力始终掌控在满州奴隶主和贵族手中，汉人始终是处于奴才和附庸的地位。明朝在全面实施科举制度的情况下，从基层到高层的权力分配都按照固定的章程制度进行，皇帝只能被动地在这种制度的基础上进行人事调整，对于权力分配的整体格局是难以控制的。
明初太祖朱元璋为防大臣专权而废除宰相，后永乐帝朱棣因难以忍受高强度的工作而设立由多名大学士组成的内阁参与机务。为防止内阁权势过大，内阁成员官职只有五品。但内阁却逐渐成为明朝统治中枢，阁臣成为百官首领。自此，无数忠臣、乱臣都在内阁这个舞台上表现一生。形成了一种新的政府体系，即文官制度。文官体系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面使治理国家的任务由家天下逐渐成为君臣共为之事。皇帝的权力因为内阁的存在被削弱。这在明朝中后期成为明显。文官制度，其实就是君主立宪的前身。
根据事实分析，工商业阶级进入政府的可能性远远高于其他阶层。原因也是显然的，第一是经济上有保证，工商业阶层比其贫困农民来说，有更充足的资金来供养子弟读书学习；第二是有更强烈的愿望，这点也是显然的，经济上的目标实现了，自然就希望在政治权力上也能施展手脚。工商业者当然强烈希望政府内能有自己的利益代言人，而通过科举，他们就能名正言顺的实现自己的这种愿望。……从制度上说，明朝政府也不断为流动性很强的商人提供了参加科举的便利。
从理论上讲，通过科举，任何一个人无论出身，都有可能通过努力进入明朝权力机构中心，参与管理国家事务。“与官僚阶层结合的途径多种多样，但最可靠的莫过于让自己或有直接血缘关系的家族成员成为官僚阶层的一分子。科举制度为大商人家族接近仕途提供了最为重要的通道。”
不仅大量文官出身于商人家庭，而且明代文官进入仕途后，不忌讳自己的出身，很多继续进行商业活动。
翻开明朝士大夫的文集，我们会发现大量的为商贾树碑立传的文章，这些商贾被称为“隐君”“处士”“大贾”。由于官员经商的普遍化和大量工商业者子孙进入仕途，官绅士大夫不再讳言其父祖的工商业者身份，反而把他们打扮成亦商亦儒的形象，说成是善士善贾。
有人统计明朝官绅经营的工商业有：
①借贷。从戈谦的《恤民疏》中，我们知道洪熙时官吏已普遍于所部内经商借贷。
②质铺。嘉靖万历年间的大文人，官员王世贞的父亲祖父就从事这个行业，“元美席有先业，家亦巨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