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办个外语学校，让八旗子弟学学外语，这是易如反掌的事，都没有做，更不要说组织中国学者翻译外国科技书籍了。这真是送上门来的大好机遇，却给错过去了。
4．3制造仪器和观测问题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徐光启主持编译的《崇祯历书》中有《测量全义》（1631年）10卷，第10卷为《仪器图说》。“仪器”这个词汇在此卷中首次出现。这表明科学仪器的制造和研究，被有意识地提到日程上来了。在天文仪器发展史上，望远镜的出现是一个飞跃。1609年伽利略用望远镜观测天象以后，消息很快传到了中国。1618年邓玉函（Johann Schrek，1576～1630）已把小型望远镜带到中国。1618年汤若望与李祖白合译《远镜说》，对伽利略的发现和发明做了介绍。1629年徐光启建议制造望远镜来观测行星和该年9月9日的日食，这和伽利略首次用望远镜观天只相差20年。可是过了40年以后，1669年康熙命令南怀仁做天文仪器的时候，望远镜反而不做了。并不是南怀仁不知道望远镜，他在《灵台仪象志》卷二中写着“玻璃望远镜、显微镜”，但就是没有做。这过错要由康熙来承担。1730年8月17日巴多明从北京写给法国科学院院长道尔都？德？梅郎（Dortous de Mairan）的倍中说：“皇宫里有许多望远镜和钟表都出自欧洲最能干的工匠之手。康熙皇帝比任何人都清楚望远镜和钟表对于精确地观察天象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他没有下令他的天文学家们去使用这些器具”。观象台的天文学在皇家的控制下，并不想进行新的发现，只要做些方位天文学的观测，满足历法工作需要就行了，而南怀仁的六架大型仪器足够矣。
更糟的是，南怀仁的这些仪器制成以后，并没有拿来进行观测，潘鼐先生发现，《灵台仪象志》星表中的黄经，是利用《崇祯历书》上的数据加上累积岁差归算而得，并非实测，黄纬则完全一样；赤经、赤纬大致是从黄经、黄纬归算而得，也非实测。不仅如此，整个清代所编的星表都是依据前人或欧洲的星表，加上岁差归算到所用历元，只有少数数据是出自观象台的实测。徐光启要求的“审造器，随时测验，迫合于天”，早已抛到九霄云外了。
更令人遗憾的是，清代统治者把精巧的仪器视为皇家礼器，应该留在宫中供皇帝本人使用，观象台的仪器比御用仪器少得多。据李迪、白尚恕调查，收藏在故宫中的科学仪器近千件，望远镜就有一二百架，多为康熙、乾隆时物。这么多的科学仪器，收藏在深官秘院中，不让发挥作用，该当何罪！
4．4理论问题
徐光启的20字方针，头6个字是“深伦理，明著数”，这里的“伦理”并不是现在的伦理学，而是理论。中国传统科学的一个弱点就是系统性、理论性不强，《康熙几暇格物编》就是如此。在天文学方面，康熙所关心的问题都是一些普通常识问题，对于从欧洲传进来一些理论问题，不管是托勒密体系、第谷体系还是哥白尼体系，他都未予以重视、进行研究。《数理精蕴》53卷，分上下两编，上编《立纲明体》，下编《分条致用》，似乎系统性、理论性很强。但在上编“数理本原”部分，回溯于河图洛书，正宗归于《周髀算经》，其次才是《几何原本》，而这里的《几何原本》又非利玛窦、徐光启的译本，而是传教士给康熙的进讲本。欧几里得几何在这里被大卸八块，本来的公理演绎体系已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就是康熙对待数学和理论的态度。
4．5“西学中源”问题
西学中源说并非康熙首创，但康熙的提倡却起了很大的推波助澜作用。1704年11月21日，他在听政时发表《三角形推算法论》（全文约600余字），文中说：“论者以古法、今法（西法）之不同，深不知历原出自中国，传及于极西，西人守之不失，测量不已，岁岁增修，所以得其差分之疏密，非有他求也。”
1711年他与直隶巡抚赵宏讨论数学问题时又说；“夫算法之理，皆出自《易经》，即西洋算法亦善，原系中国算法，被称为阿尔朱巴尔。阿尔朱巴尔者，传自东方之谓也。”
康熙最重要的一着是，1705年5月11日召见梅文鼎（1633～1721年），面谈三天，亲授机宜，并赐“绩学参微”四个大字。梅文鼎受宠若惊，感恩戴德，回去后三番五次地说：
“御制《三角形论》言西学实源中法，大哉王言！撰著家皆所未及。”（《绩学堂诗钞》卷四）
“伏读御制《三角形论》，谓古人历法流传西土，彼土之人习而加精焉。大语煌煌，可息诸家聚讼。”（《绩学堂诗钞》卷四）
“伏读圣制《三角形论》，谓众角辏心以算弧度，必古算所有，而流传西土。此反失传，彼则能守之不失又踵事加详。至哉圣人之言，可以为治历之金科玉律矣。”（《历学疑问补》卷一）
《历学疑问补》是梅文鼎论证西学中源说的代表作，随着这一著作收集在《梅氏历算全书》中于雍正元年（1723年）的正式出版，这一学说遂遍传宇内，广为人知。同年，御制《数理精蕴》也正式出版，其中《周髀算经解》又说：
“汤若望、南怀仁、安多（A。Thomas）、闵明我（C－FGrimaldi）相继治理历法，问明算学，而度数之理渐加详备。然询其所自，皆云本中土流传。”
西学中源说既有“圣祖仁皇帝”提倡于上，又有“国朝历算第一名家”梅文鼎论证于下，又得到西洋传教士的一致认同，这就成了乾嘉时期的思想主流。回归“六经”，本来是明末遗民反思亡国之痛，和清初统治者寻找统治方法，两拨儿人殊途同归；有了西学中源说，就更增加了一层涵义：“六经”等古书中不但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办法，也有先进的科学技术。要发展科学，不用到自然界去探索，不要向西方学习，研究古书就行了。阮元编《畴人传》有此目的，戴震作《考工记图注》、陈懋龄编《经书算学天文考》，等等，是沿着这条道路走的。
正当我们的先辈们深信西学中源说，把回归“六经”作为自己奋斗目标的时候，西方的科学技术却迈开了前所未有的步伐。直到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1770～1830年）以后，用坚船利炮打开了我们的大门的时候，才恍然大悟，发现我们自己大大落后了。
综上所述，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按照明末发展的趋势，中国传统科学已经复苏，并有可能转变成为近代科学。由于清军入关，残酷的战争中断了这一进程。到了康熙时期，全国已基本上统一，经济也得到很大发展，而且有懂科学的传教士在身旁帮忙，国内、国外的环境都不错，是送上门来的一个机遇，使中国有可能在科学上与欧洲近似于“同步起跑”，然而由于政策失误，他把这个机会失去了。
1999年10月12日 席泽宗
第三章、明代经济社会的巨大发展
一、西方人眼中的明朝
明朝时期来到中国的葡萄牙人曾德昭是耶稣会士，他在返回欧洲途中完成了《大中国志》，其中有以下记载：
中国人是如此之多，我在那里生活了22年，离开时和刚到时一样，拥挤的人群令人惊叹。情况确是这样，决非夸张，不仅城镇及公共场所（有的地方，如不用力推攘就不能通行），甚至在大道上，也汇集了大群的人，很象欧洲通常过大节或群众集会，如果我们查看总户籍簿，其中只登录纳税人口，而不记载妇女儿童、太监、文武教师（人数几乎无穷），共有5805万5180人。
他们最喜欢的欧洲工艺品是我们的钟，但现在他们已生产很好的桌钟，并能生产类似的小钟，价钱和我们的相当。其中一些东西，如在我们这儿生产，价钱会十分昂贵。
西班牙人门多萨在《中华大帝国史》中记载：
他们的食物很好，十分丰盛，他们吃很多的猪肉，跟西班牙的羊肉一样好，一样有营养。我们看见的水果，有的象我们在西班牙所产，另一些我们则未见过，但极香甜味美。……经过的街道满是人，如有一粒麦子掉落，它很难落到地上。
他们还有一件非常好的使得我们都对他们这些异教徒惊叹的事，那就是在他们的一切城市中都有医院，老是客满：我们从来没有见过有人行乞。我们因此问他们原因何在，回答说，每个城市里都有一个大地区，其中有很多给穷人、瞎子、瘸子、老人、无力谋生的人居住的房屋，这些人就居住在所说的房屋里，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始终有充分的大米供应。……他可以在上述的大馆舍中住到死去，此外他们在这些地方养得有猪和鸡，因此穷人无须行乞而活下来。
他们在福州城郊区走了半个多列格，……第二天一大早，总督派许多人到他们的寓所，为他们准备了两顶华丽的轿子供神父乘坐。……尽管他们行进的很快，仍然用了足足一个半钟头他们才到达城门，觉得在郊区走了两个列格；郊区人口众多，有漂亮的屋舍，以及许多摆满货物的商店，若不是有人告诉他们，他们会认为那不是郊区而是城镇本身。”“它（指福州城）仍然是该省最大和人口最多的城市（尽管在别的省有比它大的多的），而据说皇帝及其朝廷驻跸的城，有30万户，不过国内还有另一个更大的城，叫做南京。葡人曾予以大量报道，但肯定有关此城的雄伟报道甚多。我本人根据到过广东城的权威人士，耶酥会士所听闻和确定那是真实的，这些人应该是可信赖的。
……此类记述在《中华大帝国史》中可谓数见不鲜。
明末的传教士利玛窦也说中国物质生产极大丰富，无所不有，糖比欧洲白，布比欧洲精美……人们衣饰华美，风度翩翩，百姓精神愉快，彬彬有礼，谈吐文雅。 而清乾隆时来访的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则说“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很多人没有衣服穿”，“象叫花子一样破破烂烂的军队”。
二、商人地位的变化及影响
关于明代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张正明的《明末清初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及对社会的影响》对此有详细论述，引下作简要引用：
1。明初商人的社会地位
明太祖朱元璋曾言：“若有不务耕种，专事末作者，是为游民，则逮捕之。”他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时，深恐“民急则乱”。为缓和当时的社会矛盾，在制定统治政策时，认为“农为固本”，认为农业生产如不能恢复和发展，百姓生活无法安定，其政权也难以支持。由于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小农经济在中国长期存在。封建主靠压低商人的地位来防止农业劳动力外流，以维护剥削。统治者也惧怕商人的经济实力对其统治构成威胁。重农轻商是明代封建统治者为巩固其封建统治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在这种情况下，商人的社会地位屈居末位。
但明朝政府的重农轻商政策，并非一概不准商业进行，而是在经济政策上充分发挥商品经济对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传统经济的补充、调节和支持作用，使商业为巩固其统治服务。明初规定：“凡商税，三十而取一，过者以违令论。”“洪武初，命在京兵马指挥领市司，每三日一校勘街市度量权衡，稽牙侩物价；在外，城门兵马，亦令兼领市司。彰德税课司，税及蔬果、饮食、畜牧诸物。帝闻而黜之。山西平遥主簿成乐秩满来朝，上其考曰‘能恢办商税’。帝曰：‘税有定额，若以恢办为能，是剥削下民，失吏职也。州考非是。’命吏部移文以讯。” 明政府设宝钞提举司，造大明宝钞，便利民间贸易和商人贸易。使商业在有限范围内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同时，商人逐渐改变着其社会地位。
2。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和对官僚阶层的渗透
对于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明人董含说：
昔士大夫以清望为重，乡里富人，羞与为伍，有攀附者必峻绝之。今人崇尚财货，贿拥资厚者，反屈体降志，或订忘形之交，或结婚姻之雅，而窥其处心积虑，不过利我财耳，遂使此辈忘其本来，足高气扬，傲然自得。
当时的四民观排列已是：士、商、农、工，士、商为社会上层阶层，农工为社会下层阶层。特别是在商人势力较强地区，出现了商人已在排列在前的社会现象。例如《歙风俗礼教考》称：“商居四民之末，徽俗殊不然。”万历《徽志》称明中叶商人在徽州“昔为末富，今为本富”。盐商汇集的扬州“俗喜商贾，不事农业”。 此类记载于各地地方志中数不胜数。
明中叶以后，由于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商业作用的扩大，商人对社会的影响力逐渐增强。商人甚至通过钻营仕宦，或通过其代理人（亲属、乡亲、观点一致仕宦职者），对国家政权发挥影响，以逐渐改变其社会地位。
以家族为纽带的官商合作形式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