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名人看邓 小 平- 第8部分

　　　　接着，邓小平坦诚地对撒切尔夫人说：香港问题很简单，我看一、二年能解决。并向撒切尔夫人讲了中国政府的３点原则性意见，即：第一，主权不容讨论。

　　　　香港本来就是我们的地方；但从现实出发，“香港问题”可以谈，而主权不能讨论。第二，希望在一、二年内解决香港问题，否则到时候中国将单方面宣布自己对解决香港问题的政策。第三，与其今后解决，不如现在解决，假如香港出现了不可收拾的局面，那么我们将重新考虑收回香港主权的日期。

　　　　外电评述说：撒切尔夫人尽管受英国前首相、政界元老丘吉尔的影响极深，有“铁娘子”之称，尽管她信奉鲜明的传统保守主义哲学和坚持强硬的经济政策，但在邓小平面前，她毕竟还年轻……。

　　　　还说，撒切尔夫人是锋芒毕露，邓小平是绵里藏针。

　　　　撒切尔夫人原本不想在英国对香港的统治权上退让，但交锋中发现她手上的牌实在太少，最后不得不决定，不但要向中国交还主权，而且也要交出治权。这位世界上最著名的女政治家虽然执迷于过时的大英帝国的侵略理论，但大英帝国的威风在堂堂正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义代表者面前已经失灵了。于是，这位一向注重仪表、举手投足极有分寸的铁娘子随之产生出一种不安和紧张的心理状态，以致脚下乱了方寸。当脸色凝重的女首相落寞地从门口走出来，步下人民大会

　　　　　　　　　　　　　　　　　　　　　　　　　　　　　　

　　　　２４

　　　　堂北门石阶，走到倒数第二级石阶时，其高跟鞋与石相绊，身体顿时失去平衡，栽倒在石阶地下，以致皮鞋、手袋也被甩到了一边。在旁的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一名军人及一名穿灰色中山装的工作人员，马上在最短时间合力将铁娘子扶起。自然，这很快成了街谈巷议的话题。

　　　　不久前，撒切尔夫人出版了她的回忆录《唐宁街的岁月》。

　　　　她以一种失败者的无奈和依依不舍，追忆了中英谈判的全过程，表达了她对邓小平等中国决策人物的钦佩。

　　　　下面的文字是从撒切尔夫人的回忆录《唐宁街的岁月》中摘译的。

　　　　１９８２年９月２２日早晨，我在从东京飞赴北京时，一再考虑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根本不承认英国与清政府１８４２年就香港岛签订的《南京条约》，这是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先决条件。

　　　　我们事先也商量过了，决定把谈判立场建立在英国至少对一部分香港领土拥有主权的基础上，如果中国承认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在此立下脚，然后把主权让出，以换取对香港继续管治的权利。我曾经多次与政界和商界人士讨论过，觉得这是一个大家比较满意的解决办法。但往谈判桌上一坐，我才发现，那不过是我们的一厢情愿。

　　　　９月２３日上午抵达北京，第二天正式会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我发表了一篇事先已准备好的声明，阐述英国的立场。

　　　　我指出，中国关注的核心点既然是香港的主权与继续保持繁荣，那么如果我们突然宣布对香港的行政管理作重大改变，大量资金肯定会外流，香港的崩溃不可避免。所以，我们两国应把保持香港的繁荣与稳定放在首位，就未来的管制安排达

　　　　　　　　　　　　　　　　　　　　　　　　　　　　　　

　　　　３４

　　　　成协议，如果这些安排能赢得香港人民的信任，如果英国国会满意这些安排，我们再开始考虑主权问题。

　　　　我满以为这篇务实的言论会有很强的说服力，所以我在最后试图说服中国政府同意我们发表一篇内容不涉及承担责任的联合声明，宣布我们的共同目标是维护香港的繁荣，然后再举行实质性会谈。

　　　　但我很快发现，我所有原来的估计都开始泡汤了。

　　　　我早就听说邓小平是实事求是的人，跟他一打交道，我还发现他是一个非常执着的人，他的态度很坚决。他说，香港主权根本不在讨论之列，稍后中国会正式公布收回香港的决定。这一点出乎我的意料。

　　　　和邓小平的谈判进行得相当艰难，我连最初的基本目标都没有能够达到，但也不能算彻底失败。我毕竟说服邓小平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声明，宣布两国正在共同本着维持香港繁荣稳定的目标展开谈判。

　　　　１９８３年１月２８日早上，我们获悉中国建议在６月份单方面宣布他们对香港前途的方案。

　　　　我认为如果谈判没有进展，不如尽早在香港推进民主进程，让香港人民为自己做主，全民投票选定他们能接受的制度等等。但是，当时我的同事们对此都不感兴趣，我也一筹莫展。然而，就此撒手不管这件事了又于心不甘，因此，我在那年３月以私人名义写了一封信给中国政府，信的内容比先前作了重大的让步。

　　　　尽管作了这次让步，却仍然没能动摇中国的立场，夏季的３轮会谈没有丝毫进展，９月２２日和２３日的会谈再次陷入僵局，这个信号导致了香港人心不稳，大量资金外流，港

　　　　　　　　　　　　　　　　　　　　　　　　　　　　　　

　　　　４４

　　　　币汇价大跌。

　　　　至此，我不得不决定向中国交还主权和治权，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选择。

　　　　　　　　　　　　　　　　　　　　　　　　　　　　　　

　　　　５４

　　　　［德］施密特：

　　　　邓小平使中国的共产主义走向合理化

　　　　赫尔穆特·施密特是国际政治舞台上最著名的政治家之一。曾担任原联邦德国的国防部长、财政部长和政府总理。１９７５年１０月和１９８４年秋，他曾经两次访问中国，并都受到了邓小平的接见。他第二次访华时，邓小平曾与他进行了长时间的会晤，纵论了天下大势。施密特在他的回忆录《伟人与大国》中，记述了他再次访华期间与邓小平会晤的情况以及参加新中国成立３５周年阅兵式的感想。

　　　　施密特两次访华，两次印象绝然不同。初次访华时，中国的“文革”尚未结束。他说：“文化大革命使我们深感厌恶。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这个国家对人以及对数千年的古老文化传统，竟然肆无忌惮地、残忍地进行迫害和破坏。”

　　　　他再次访华时，中国的历史已揭开崭新的一页。

　　　　“文化大革命”已被彻底否定，古老的大国正以惊人的速度腾飞。

　　　　他在谈判第二次访华时的印象时说：“１９８４年我第二次访问中国参加３５周年国庆时，我有一种极为轻松的感觉。我高兴地看到，人们已经结束了这一犯罪的瞎胡闹，国家已经走上了一条很好的、旨在实行改革的路线。我又一次会晤了邓小平……再次见到邓小平使我感到特别愉快。我知道，他是对经济开放不断给予推动的人。”

　　　　施密特重访中国时，邓小平已满８０岁，但在施密特看来，邓给他的印象却是“神采奕奕、身体极佳，简直可以说充满活力”。

　　　　　　　　　　　　　　　　　　　　　　　　　　　　　　

　　　　６４

　　　　施密特当了８年联邦总理后，离开了波恩政治舞台。但是，他仍是一个很受欢迎的政治家、演说家和评论家，他的政治判断，尤其是他的经济政策分析，在全世界深受重视。

　　　　下野后的施密特喜欢办报，搞新闻工作。当有人问他谁是当今最重要的政治家时，他回答说：中国的邓小平在他眼中是“最成功的政治家”。在“四人帮”造成的动荡之后，邓小平把“１０亿中国人的庞大队伍引导到速度并不慢的改革之路上”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邓小平完成了这一杰作，而没有某个人被枪决，或者像在莫斯科那样，某个人通过自然死亡让开了路，“邓通过自己的示范使老一代自愿退下来”。原联邦德国著名的报纸《世界报》以“施密特谈谁最伟大”为题发表了他的这一谈话。

　　　　下面是从施密特的回忆录《伟人与大国》中摘录出来的。

　　　　我从一开始就喜欢邓小平

　　　　１９７５年１０月，我作为联邦总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首次正式访问。当时，毛泽东曾简洁地对我说：“我知道苏联将如何发展：将爆发一场战争。”我表示了异议。我虽然不想排除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但在西方保持足够的防御能力的情况下，我认为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是不大可能的。

　　　　然而，毛泽东坚持他的战争不可避免的理论。当时的副总理邓小平赞成他的观点。

　　　　４年以后，即１９７９年１０月，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继承人华国锋来到波恩，他对上述预言有分寸地作了补充：“中国将尽一切努力推迟战争的爆发。”

　　　　几乎是我访问毛泽东１０年以后，１９８４年９月～１０月，我

　　　　　　　　　　　　　　　　　　　　　　　　　　　　　　

　　　　７４

　　　　第二次来到中国。这次，邓小平以回忆我们几年前的谈话作为开始会谈的引子。使我感到意外的是，他说：“你当时不同意我们对形势的估计，你是对的。”

　　　　我从１９６９年出任国防部长以来，就经常研究这些问题。

　　　　１９７１年我曾敦促维利·勃兰特建立波恩与北京之间的外交关系。

　　　　１９７２年秋，早在美国采取这步骤之前很久，这种外交关系就建立了。在我被任命为联邦总理之后，周恩来邀请我访问中国。但当１９７５年秋这次访问成行时，周已重病缠身，我已不能见到他。副总理邓小平代替他作我的东道主。

　　　　邓小平在机场以仪仗队迎接我，一群身穿彩色服装的孩子欢快地呼喊着口号，挥舞黑、红、黄三色小旗。姑娘们佩戴着纸做的大条飘带和花，手里拿着整把的花束，另一些姑娘们在头发上别着颜色各异的花夹。

　　　　关于邓小平，《科隆市导报》当时写道：“人们认为，邓有时可以毫不客气地批驳一个不全神贯注的、离开话题和思想开小差的谈判对手。联邦总理按理应当喜欢这位已７０高龄、看起来并不引人注目、然而却是很有权威的人物。”

　　　　不错，我从一开始就喜欢邓小平。

　　　　……

　　　　毛泽东的空前支配地位是显而易见的。我的每一位谈判伙伴都援引毛此前不久对我讲过的话。他们讲话时——邓小平也如此——没有一次是讲自己的思想，而仅仅是解释和详细说明毛的木刻般完整谈话的中心和背景。显然，这在世界各地组织严密的政府中都是相似的，但除了礼萨·巴列维国王和另外一个人之外，我还从未在任何地方见到过如此无条件地遵从国家元首的情况。……

　　　　在毛泽东和我谈话的整个过程中，邓小平一言未发。他

　　　　　　　　　　　　　　　　　　　　　　　　　　　　　　

　　　　８４

　　　　坐在沙发椅上将近两小时，没有表示他对整个谈话是如何看的。但是，第二天，他多次提到毛泽东的谈话。在我拜会毛泽东之前，邓小平和我已经进行过一次详细的会谈；此外，我们还在一次或两次宴会上会晤过。在这些会晤中，邓小平请我谈谈我对世界战略形势和经济形势的看法。使他特别感兴趣的是我对欧洲形势所作的分析。

　　　　所有的期望都凝聚在他身上

　　　　在所有的私下谈话中，包括在首都以外的私下谈话中，１９８４年使我们几乎明显地感觉到，每个人把改善生活状况的希望寄托于谁：第一位是邓小平，第二位是邓小平，第三位还是邓小平。

　　　　他自己不搞个人崇拜，他大概鄙视个人崇拜。

　　　　他也不需要为贯彻其政策而推行个人崇拜，因为他是深得人心的，所有的期望都凝聚在他身上。

　　　　邓小平是在人民大会堂里，即９年前会见我的同一个地方见我的。

　　　　在此之前不久，即在８月２８日，他已满８０岁，但他给人留下的印象是神采奕奕，身体极佳，简直可以说充满活力。他在谈话中对答如流，富有幽默感；对谈话的情况了如指掌，思想集中。在一次延长了的午宴上，几乎整个时间都是我们两人坐在一起。这次宴会是小范围的，中国和德国的客人在其他几桌就坐，只有邓的出色的英文女翻译坐在我们的旁边。翻译对邓必须大声说话，这对我倒很有好处。

　　　　开场白之后，我感谢他亲自促成邀请我访华，并对他的８０大寿和他显然是极好的健康状况表示了恭维。邓回忆起９

　　　　　　　　　　　　　　　　　　　　　　　　　　　　　　

　　　　９４

　　　　年前我们的谈话，然后回过头来谈他的生日：“说到年龄，你知道，老化一直是中国领导的一个问题，也是苏联领导的一个问题。

　　　　但１０年至２０年之后，中国将有比较年轻的领导人。

　　　　我们很清楚，为了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我们需要更年轻和更有活力的领导人。需要解决很复杂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