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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这个讲话，对于根据地正确组织和领导冀鲁豫地区的整风运动起到了很大的指导作用。各级党组织向党内党外抓紧宣传毛泽东思想，并以此作为整风运动的首要任务。
所以，一时间在冀鲁豫边区的党员干部中掀起了一个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热潮。
在整风运动中，由于一些人对于审干政策理解不够深，曾经一度出现了某些过“左”或右的倾向，发生过不好的事情。
小平同志就针对冀鲁豫边区的“湖西肃托事件”指出：这一事件告诉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坚持相信和依靠大多数，警惕个人野心家和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投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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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营进行的暗害活动。对于人的处理我们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要严禁逼供信。
姜思毅说：“在小平同志的指导下，我们首先在区党委和军区机关，集中时间整风，与此同时，组织干部进行调查研究，把调查研究作为改造我们学风的重要方法和衡量每个同志整风学习成绩的一个标准尺度。”
反对将毛泽东思想庸俗化
邓小平同志一贯坚持要正确地学习毛泽东思想，全面完整地理解和运用毛泽东思想。
姜思毅说：“１９５６年到１９６６年，小平同志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我在解放军总政治部工作。
在此期间，我们得到小平同志的教导更多了。其中，给我留下深刻记忆的，是围绕着如何正确宣传和学习毛泽东思想而与林彪进行的一场严重的斗争。“
邓小平同志强调马列主义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他曾多次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句话本身就是普遍真理。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叫普遍真理，一方面叫结合本国实际。我们历来认为丢开任何一面都不行。”他还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党过去吃过许多亏”。
林彪上台后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教条化，并为此而打击主张系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庸俗化、实用主义和形式主义、肆意歪曲毛泽东思想的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同志，产生了很坏的影响。
１９６０年３月２５日，邓小平同志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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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召开的天津会议上作了《正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讲话。
他指出：“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把毛泽东思想用得庸俗化了。”
“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回事。
毛泽东思想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并且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宝库里面增添了很多新的内容。所以，不要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好像它是另外一个东西。“
邓小平同志还要求在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时候，一定要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并提。
“对待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很严肃的原则性的问题，不要庸俗化了，庸俗化对我们不利，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不利”。
我们“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掌握好。光讲毛泽东思想，不提马克思列宁主义，看起来好像是把毛泽东思想抬高了，实际上是把毛泽东思想的作用降低了。”
姜思毅回忆道：在谭政遭受林彪的打击和排挤后，出任总政治部主任的罗荣桓仍然在正确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继续与林彪进行了原则性的斗争。这一切又都得到了小平同志的支持。罗荣桓说：“‘带着问题学，就是要到毛选中去找答案’，这样提不适当。比如两口子吵架，发生了问题，如何到毛选中去找答案？还是应该学习他的立场、观点、方法。”如果“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当做思想的顶峰，那就没有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是一样的。马列主义向前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也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嘛！”
这场斗争最典型的例子是在军委常委第２６次会议上。会上罗荣桓坦率地表示对林彪的“带着问题学”的异议。他说：“应当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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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质。
‘带着问题学’这句话改掉为好“。
“学习毛主席著作一定要从根本上学，融会贯通。要学习立场、观点、方法，紧密联系实际……”林彪没有等罗荣桓把话说完，就粗暴地宣布散会，拂袖而去。在这种重大的原则性问题面前，林彪听不进不同的意见，罗荣桓就只好向中央反映。他当即拿起电话，向邓小平总书记作了汇报。邓小平同志感到问题十分重要，就把这个问题拿到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讨论。结果大家都一致赞成罗荣桓同志的意见。邓小平同志在１９７５年还说到：“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那套做法，罗桓荣同志首先表示不同意，说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学精神实质。
当时书记处讨论，赞成罗荣桓同志的这个意见。“１９７７年邓小平同志再次提起这件事：”毛泽东思想是一个思想体系，我和罗荣桓同志曾同林彪作过斗争，批评他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而不是把毛泽东思想当作体系看待。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
姜思毅对此深有感触地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在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小平同志关于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等的一系列讲话，我们都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在对待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问题上是始终如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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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野苹：
邓小平善于高度概括
陈野苹，１９１５年生，四川冕宁人。
１９３３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中共党的组织工作。
建国后曾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处长、副局长、局长、副部长、部长。
１９８３年任中共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陈野苹说：小平同志平时说话不多，概括性极强，点到为止，但很能抓住要害。他回忆了他在解放前后所经历的几件事。
１９４８年２月，四川干部队从晋绥临县三交出发南下，５月份到达中共中央中原局和豫西区党委驻地——鲁山。
在那时，邓小平同志接见了川干队的负责人江震、杨超、程占彪等，传达了中央指示，并要川于队暂时留在鄂陕边区工作待命。江震同志在传达小平同志指示时，讲了一句话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邓小平在要江震去陕南后当县委书记时说：县一级建制既是战略单位又是战术单位，当好一个县委书记，就可以当好省委书记。陈野苹说：“这真是理论和实践的高度概括。
是下放锻炼，培养干部的一种好方法，是一句至理名言。“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川干队抵达陕南后，对所有的干部都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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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需要进行了分配。为了使队员多受一些实际锻炼，按照当时“两头往中间挤，一律提任副职”的原则分配工作。多数县以上领导骨干，都没有按原级别职务进行安排。
１９４９年８月，江震奉邓小平同志电令赴南京接受任务，陈野苹也随同前往，但９月份他们到达南京时，邓小平已去北京。
江震和陈野苹又赶去北京，在中南海见到了邓小平。
江震汇报时开头就说：“我到陕南后没有实现小平同志的指示，没有做县委书记，而是先做了地委副书记，以后又做了地委书记。”江震的话似是检讨，又非检讨，因为他的工作是由组织上安排决定的。
邓小平听了他的话立即干脆明确地说：“那个不算，不入党表。”这是陈野苹第一次见到邓小平，他的话言简意赅，极富回味。意思是说，你在那里的工作是临时性的下放锻炼，今后的工作分配不以那里的工作职务为依据。
陈野苹感叹地说：“一句话八个字，就让人感受到了小平同志的性格和胸怀。”
１９４９年１２月初，重庆解放不久。
一天邓小平召集西南局组织部部长、副部长和干部处负责人及有关同志开会，讨论干部工作问题。当时重庆市才接管，各系统、部门、单位都要进行整顿，需要一些得力的干部。
陈野苹当时是干部处长，他在对这方面的工作进行了汇报后，张际春部长和江震副部长又做了补充。最后邓小平讲话，他分析了当时重庆的情况后，对于当前的干部工作的急切任务只讲了９个字：“挂牌子、搭架子、摆摊子。”陈野苹很有感触说：这９个字真是“语言通俗，含义明确，而且回味无穷”。
后来江震对组织部的人说，在小平同志领导下工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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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非常愉快。他交待工作任务和方针政策非常明确，原则非常坚定。
具体方法他并不多讲，给你留下广阔的用武之地，让你能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性。以后，陈野苹也逐渐对邓小平同志的这个特点有所感受。他感到“小平同志的领导艺术之一就是：既抓得紧，又放得开。
在重大问题和关键问题上，他抓得很紧，而在具体工作和日常事务上，他又放得开手。上面讲的那句话９个字，就可以体现这种精神。“
１９５０年上半年，西南军政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亦即西南军政委员会的正式成立大会。在大会闭幕后，邓小平又召集了一次党组全体会议，是由他主持作总结讲话。他整个讲话没有用稿子（这是他的习惯）
，仅仅讲了９分钟，就宣布散会，与会同志都出乎意外，又惊又喜，觉得他的讲话既总结了经验，提出了方针任务，还很有份量。陈野苹感慨地说：“这是我一生中经历过的最短的一次重要会议，恐怕也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如果没有高度的概括能力和高超的讲话艺术，是办不到的。我当时还年轻，作了记录，基本不差，可惜遗失了，甚以为憾！
可见小平同志多次批评冗长空洞、形式主义的会风，讲求办实事的作风，是由来已久的。现在中央经常提倡开短会，说短话，小平同志主持的这次会议，堪称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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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盖隆：
他一分为二，善用辩证法
廖盖隆，１９１８年生，广东信宜人。
１９３８年起，先后入陕北公学、延安马列学院学习。
曾在延安马列学院、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解放日报》和新华通讯社从事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新中国建立后，历任新华社副总编辑、中共中央宣传部报刊处处长、朱德的政治秘书、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西亚非洲研究所所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等职。著有《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简史》、《党史探索》、《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胜利》等。
邓小平同志在太行山工作时有过一句名言：要按照辩证法办事。
为此，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七大的总结发言中，对这句话作了高度肯定。
他说：总而言之，就是如同太行山的同志所说的那样，要按辩证法办事。
周恩来同志也在５０年代的一次讲话中，说到邓小平是善于运用唯物辩证法的。
廖盖隆同志怀着敬意地说：“邓小平是开创了我国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新时代的伟大领导人。他以懂得并善于运用唯物辩证法而闻名于党内外。”他接着说：“正因为邓小平坚持按照唯物辩证法办事，所以，他总是能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和全局的高度看问题，而不是随波逐流。他丝毫没有教条气，从不墨守成规。我因为工作的关系，有幸和这位伟大领导人有过一些接触，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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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这一点是深有体会的。而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我所知道的苏共二十大时的邓小平。“
辩证地看待苏联给予我国的援助
１９５６年２月，中国共产党中央派了一个重要的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大。代表团团长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