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邓小平语重心长地提出了党在工作中要有权威。
由此，杨国宇想起了战争时期的往事。他说：“我曾在小平同志统率的部队里工作多年，在一次次血与火的战斗中，我深深体会到，小平同志每当紧要严重关头，总是能正确地维护和运用权威，实行纪律，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指示去夺取胜利。”
这也是与小平同志平时对纪律抓得很紧的缘故分不开的。记得邓小平在《关于部队工作问题的报告》中说过：“党的路线、党的政策，在全军中人人都能够办到和必须办到的，就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不能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只看成是上级的简单规定，只看成是群众纪律问题。应知道，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办到了，一个革命军人才是够了格，只靠冲两次锋是不够格的。“
邓小平认为，只有实行铁的纪律，才谈得上权威，纪律是建立权威的基础；权威是实行纪律的保证，也是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必不可少的保证。
１９４０年夏天，我军发动了举世瞩目的百团大战。一二九师参加了这次战斗。战前部分干部产生了对自己力量估计不足，甚至有的人被敌人的嚣张气焰所吓倒，对抗战失去了信心。邓政委针对这一右倾情绪的表现，专门下达了一个重要文件，要求部队振奋精神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同时刘邓联名向部队下达了关于作战指导思想的指示。这就为进行百团大战的第一阶段——正太战役打下了基础。当时如果没有这样的领导权威，要打胜仗是不可能的。后来的事实证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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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团大战中，刘邓部队的纪律强、士气高。
杨国宇回忆道：百团大战后，日寇恼羞成怒，集重兵向我根据地大扫荡。当时的情况很严峻，彭德怀命令我们集中全力消灭敌三十六师团冈崎大队于关家垴。
发动进攻那天，邓小平指示：“一切为着前线的胜利！
今晚机要科、一科任务特别重，不能睡觉！“夜１０时许，接彭老总电令，规定次日４时发起总攻。要求不惜一切牺牲，坚决消灭关家垴、东庄、中村之敌。从４时开始到中午，战斗进行异常激烈，我方的伤亡数字在不断增大。只见刘伯承在指挥所里拿着话筒对陈赓大声说：”……同志！
无产阶级的队伍，难道我不心疼吗！“
这时，邓小平拿起话筒，十分严肃地对陈赓说：“同志！全局！
全局！要从全局出发！要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拿下来！打大仗不可能无伤亡，问题是把火力组织好，一鼓作气，减少伤亡。“
这几句简短有力的话，特别是“全局！全局！”几个字重于泰山，陈赓表示坚决服从。这以后，电话一个接一个来往不断。
最后有些残敌钻进山洞不肯出来，刘伯承对着话筒怒吼：“把手榴弹从烟筒里扔进去，给我炸！
用石灰呛死他！“邓小平接过说：”用柴火向洞里烧，熏死他！“可见战况酷烈到了什么程度。我们的指战员正遵照这些威严的命令浴血奋战，真是军令如山倒，义无反顾。
这一仗后，在部队传出一种说法，陈赓谁都不怕，就怕邓小平。其实，这个“怕”并非害怕，而是在无可争辩的权威和纪律面前折服。
刘邓的权威还建立在他们的战略思想上。
杨国宇回忆说：在刘邓大军强渡汝河，速歼羊山劲敌后，毅然南进，千里跃向大别山。十几万大军，不要后方，直插敌人战略心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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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四面包围之中作战，并且建立了根据地，扎下根来。这样的战略谋划，使人不能不也不得不服，不能不也不得不“怕”其权威。毛泽东后来在提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纲领时说，在大别山各兵团没有站住脚的时候，我们不敢开十二月会议，不敢讲伟大的转折点，不敢讲蒋介石可以打倒。毛泽东的这番话，可以说是对邓小平的鼓励，也是对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所起的关键作用的最高评价。
他们是座威严的山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十几年中，刘邓大军使敌人闻风丧胆。敌人害怕刘伯承，在太行，日本特务刺杀的第一个目标就是“独眼将军刘伯承”
；也害怕邓小平，他们曾把邓的相片印发给部队，在相片下面加了“在太岳”三个字。所以，杨国宇说：“当刘邓连结在一起时，就像一座威严的山。一座威严的太行山，一座威严的大别山，一座威严的喜马拉雅山。”
杨国宇曾在刘邓麾下１３年，对刘邓的合力的理解是非常深刻的：“刘邓既是军事指挥上的并肩者，又是军事指挥上的换肩者和分担者。即使是在大别山因为斗争的需要而分成两个指挥所，部队接到的战略战术指示，仍然是出自一个刘邓司令部。历史既然以自己的行程形成了这种情况，我们也就难于把刘邓的指挥艺术和作战谋略完全分割开来了。”
曾在第二野战军担任新华社分社社长的特派记者李普说：“在刘邓之间，是难以放进一个‘，’号的。”
刘邓分头指挥而又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情景，给杨国宇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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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１９４２年春夏，为了扭转根据地因敌人“扫荡”而造成的困难局面，邓去中条山，刘留太行山。两人分手后，刘一直担心邓的安全，老到作战科、机要科查问：邓是否过了白晋线敌占区？一天晚上收到邓的电报，说是当晚通过白晋线去太岳。当夜刘师长一直未睡，坐在作战科等电报。作战科参谋一下子又到机要科来问电报，问得机要科的人都烦了，就把门关起来不让他进来。天快亮时，刘师长来机要科，适陈赓来电，他就站在译电员身边，译一个字，看一个，不时猜一个字，猜得还很准。我们还未译完抄好，他就知道邓政委已安全到达太岳区。这时他才放心地回去睡觉。
由于他们对工作如此严肃认真，两人亲密无间地团结一致，以身作则地为人表率，所以用他们二人名义发出的“训令”
、“号令”
、“命令”等，部队无不坚决执行。这怎不叫人敬重！
１９４７年８月，刘邓突然改变自己原制订、中央已同意了的计划，迅疾抓住有利时机，率领４个纵队１２万人涉过黄泛区，强渡汝河，直驱大别山。
８月３０日，邓小平宣告：“我们已到大别山了。”
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后，立即把高度集中的部队撒开，变成麻雀满天飞地与蜂拥而来的敌人周旋。
后来。
蒋介石动用４个整编师，３３个旅的绝对优势兵力，命令白崇禧坐镇九江指挥，企图将我军一网打尽。刘邓为了调动围困大别山的敌人，决定一方面内线继续作战；一方面在外线再开辟三个战场，以求彻底撕破敌人阵势。
在这关键的时刻，刘邓再次分开。分手的那天晚上，邓小平说：我到底比你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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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在大别山指挥，你到淮西去指挥全局。刘伯承说：警卫团都给你留下，我只带一个排就行了。
你在大别山行动频繁，我带电台在淮西给你提供敌情。当天夜晚宿营，刘伯承率领的野战军直属机关、中原局机关所住的地方与敌人所宿之处相邻。真险，双方疲惫不堪彼此没有发现。直到第二天拂晓一个偶然的机会才知道。于是各机关闪电般集合转移。这时已听到北面担任掩护任务的一纵方向枪声大作，敌机也在我们上空盘旋，只因云低雾大，敌机未发现。刘伯承骑在马上笑着说：“天助我也，天助我也。”
“吴承恩写《西游记》，一有危险，雾就来了，真有他的道理。”
此时，邓小平听到枪炮声，估计刘遇敌情，马上命令六纵派部向北策应，以吸引敌人南来。直到不久后，接到报平安的电报，才完全放下心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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戎子和：
邓小平的领导方略
戎子和，１９０７年生，山西灵邱人，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于山西大学。
１９３６年参加组建山西青年牺牲救国同盟会。
１９３７年参加领导组织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并担任决死队三纵队司令员。
１９４１年后，任晋鲁豫边区政府委员会副主任、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副主席、华北人民政府委员兼财政部长。
１９４９年参加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工作。
建国后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华东局财贸部部长、财政部顾问等职。
他专抓大问题，不管小事
戎子和同志于解放前后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了很多年，对邓小平同志的工作作风和思想作风有很深刻的了解。
其中最深的体会之一就是邓小平长期作为党的领导干部，如何处理党政军的关系，其特点就是抓大问题，而不管小事。
戎子和同志多年后回忆起抗日战争时期的邓小平时说：“邓小平同志在当时就谈到，党对抗日民主政权的正确领导原则，是指导和监督政策。党的领导责任是放在政治原则上，而不是包办，不是遇事干涉，不是党权高于一切。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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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太联办以及后来的边区政府间就体现了这样一种关系。他的特点是抓大问题不管小事。“
他说那时邓小平同志所抓的大事主要一是边区的民主政权建设；二是精兵简政；三是重视财经工作，实行生产救灾。以建设边区民主政权为例，戎子和同志说：小平同志“首次提出建立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张，把以往分散的根据地统一起来。”
随后北方局开会决定成立冀太联办，党中央根据发动全民族抗战的需要，采取了“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举措。当时“三三制”规定：“无论行政机关或是民意机关，共产党员只能占１３或少于１３。”
A A为了认真彻底地贯彻党中央的决定，邓小平这个时期提议在成立边区抗日民主政府前，首先成立一个有各阶层人士参加的临时参议会，再由临参会来筹备选举边区政府。
“三三制”
刚颁布时，一些党内的同志不十分理解其深刻意义，甚至认为这样会削弱我党的领导。
１９４１年５月，邓小平同志发表了《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戎子和同志说：“文章深刻阐述了党关于建设民主政权的主张，论述了‘三三制’政权的实质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实施民主政治，说党对政权发挥指导和监督作用，并就党团在政权中的作用，政府机关中党支部的工作等问题，提出了重要意见，对整个边区的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工作是有指导意义，影响是很大的。
文章发表后，冀太联办的中共党团，曾认真地学习过，并按照文章精神，检查改进了工作。据我的回忆，在晋冀鲁豫边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进程中，三三制政权所包括的各项具体内容，基本上得到了落实。“
但是，作为当时晋冀豫边区党的工作的最高负责人邓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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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并没有在具体的事情上干预。戎子和说：“我在政府工作了那么长时间，从未见到当时的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直接干涉边区政府具体政务的事。从这一具体事实上，证明当时的党委对政府的职能很尊重。应该由政府办的事，党委决不插手，更不包办。”
他不说高言，不发空论
戎子和说：邓小平写文章，作报告，讲话都很实在，从来不说高言，不发空论，实际上就是坚持办实事，对于抓财经工作更是如此。邓小平同志重视财经工作并非今日始，而是早在４０年代初的根据地时就开始了的。
当时敌人对晋冀鲁豫边区的经济进攻，并不亚于军事进攻。他们实行一面封锁一面掠夺的政策，妄图从经济方面瓦解根据地的抗战。再加上连续的旱灾和蝗灾，使根据地一度进入最困难时期。这时小平同志一方面领导大家精兵简政，生产自救；另一方面大抓思想政治工作。同时还著文作报告，分析困难，采取措施，增强大家的信心，在边区的经济建设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戎子和同志对１９４３年７月邓小平同志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的《太行区的经济建设》一文深有感触。他说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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