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一些温和派国家帮助我们实现这些目标。只要埃及仍然屯兵苏伊士运河东侧以对付以色列，只要叙利亚、约旦、伊拉克和其他邻国仍然对以色列怒目相视，我们就不大可能制止苏联对该地区的进一步入侵，这个论点显然给他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他听得很仔细，问了我几个有关该地区的一些国家的问题。
至于其他多事地区，我简要地讲了我们正在伊朗做些什么，并对他说，我们希望那里有一个根据伊朗宪法组成的稳定的、爱好和平的政府。我说，我们认为，对待越南这个侵略者的最好的办法，是使它在世界其他国家面前处于孤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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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联合国里的发展中国家最近第一次在谴责苏联和古巴的同时也谴责了越南。我试图鼓励中国人利用他们在北朝鲜的影响帮助安排南北朝鲜政府当局之间的直接会谈。我不敢说我在这一点上取得了多大进展，但是至少邓明白了我的立场……
然后，邓回答了我提出的请他利用中国对北朝鲜的影响来维持和平的要求。
他说，许多人向他提出过北朝鲜的问题，根本不存在北朝鲜发动进攻的危险。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还不可能同南朝鲜建立贸易关系或直接联系，但是他希望南朝鲜接受北朝鲜关于举行会谈和选举以达到合并的建议。
他说，苏联和北朝鲜的关系从来不是很牢固，近来，苏联人试图影响北朝鲜政府的政策，两国关系已削弱了，如果中国试图对北朝鲜施加压力，也会失去影响。
他令观众倾倒
时间不早了，我向他建议次日上午再继续这场谈话，邓同意了。过了大约１小时，我们又共聚一堂参加国宴，开始了一个很愉快的晚上。席间，他谈笑风生，无拘无束，与他为伴使人觉得高兴。在整个宴会期间，他喜欢谈论他自己国家的生活和他认为他们的生活正在如何如何改善。我们就我从幼年就感兴趣的基督教传教活动展开了一场心平气和的争论。他勉强承认，到中国去的传教士有些是好的，然而，他坚持说有许多人到那里去只是为了把东方的生活方式改变成西方方式。我向他提到他们建立了很多医院和学校。他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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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许多医院和学校至今尚在。他强烈反对恢复任何外国人去传教的活动，并说中国的基督徒同意他这个意见。
但是，当我向他建议应当允许不受限制地散发《圣经》和让人民有做礼拜的自由时，他听得很留神，答应研究此事（后来，他的行动表现出考虑了这两个建议）。
看来，邓对改善同沙特阿拉伯的关系颇感兴趣，并再次强调了这个问题的宗教方面。
他说，中国的穆斯林也许有７００万之多，他的政府不干涉他们的信仰。我问他中国让不让这些信徒去麦加，他说不让，但是他说如果到麦加朝圣是意义重大的事情的话，政策可以改变。后来我们把这个情况转告给沙特阿拉伯人。
关于人权，邓说中国人正在努力改善他们的司法制度，因为对严重罪行的惩处现在还没有统一的标准，中国没有几个律师，但是他还拿不准中国律师多一些是否情况就会好一些。
他注意到其他国家的法庭里没完没了的争论、拖延和明显的等级歧视，所以不知道该不该让这些问题也在他的国家里出现。他显然已决定让地方的民事和刑事案件也在纠纷和犯罪行为发生的地方由熟悉当地情况的人就地解决，律师要增加，……他说，中国赞成让任何离散的家庭重新团聚，不实行新闻检查，最近还在很大程度上允许言论自由。他还说，在中国的制度下，对待这些自由必须非常谨慎。
我们邀请了美国的两位前总统参加这次正式宴会。华盛顿报界对尼克松总统出现在白宫十分感兴趣，这是可以预料的。虽然他不认识中国的现领导人，但是他很高兴在这个短暂的招待会上同他们谈论他自己以前的访问。从中国人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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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言论中可以明显看出，他始终是他们敬重的朋友，他们认为有关水门事件的指责算不了什么大事。
在正式的祝酒词和私下的谈话中，人们都心情愉快兴致很高，好像有意要打破常常使这种场合气氛沉闷的正式的外交客套。我特别高兴的是，看到国务院的中国专家们迫不及待地当面探问他们以毕生精力研究的这个国家的历史和现代的风俗习惯。
“在肯尼迪中心看了一场精彩表演，表演结束后，邓和我还有他的夫人卓琳女士，罗莎琳和艾米走上舞台同演员见面，当他拥抱美国演员，特别是在拥抱唱了一支中国歌曲的儿童时，确实全场激动。他吻了许多演员，报纸后来说许多观众流下了流泪。
“一直强烈反对同中国建交的参议员拉克索尔特在看了这场演出后说，我们被他们打败了：谁也没法对唱中国歌的孩子们投反对票。邓和他的夫人看来真的爱人民；他确实令在场的观众和电视观众倾倒。”（摘自１９７９年１月２９日日记）
也许因为他充满活力和个子矮小，邓那天晚上成了艾米和别的儿童最喜欢的人，而且看来这种感情是两方面的。
邓小平说话生动幽默
第二天早晨，邓小平和我国助手们一起举行的会谈比前一天的会谈要轻松愉快得多。我们讨论了两国彼此的一些产权要求问题（这些问题产生于１９４９年中国革命时两国互相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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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了一些财产）
，并保证争取尽快解决这个问题和其他悬而未决的问题。邓对这些复杂问题的具体细节相当熟悉。
我简要地谈了有关最惠国待遇的立法问题，谈到如果我们把他的国家包括在内而不给苏联这种待遇，就会造成不平衡。邓对我说，在移民问题上中国同苏联不能相提并论。
我就互派留学生的计划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不喜欢他的决定，就是所有美国人得自成一体，生活在与外界相当隔绝的环境里，不同中国学生或中国人家庭生活在一起。他解释说，中国没有足够的住宿条件来满足美国人所习惯的最低标准，我认为他的理由不够充分，因此又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在你们同意可以有多少学生去中国以后，我们希望你们不要限制谁能去谁不能去。”
他微笑说，中国的力量还顶得住几个学生，中国人不会根据意识形态来审查学生。他说，对美国驻中国记者的旅行范围会有一些限制，但是不会实行任何新闻检查。
“我要求他（在他在美国期间公开发表谈话时）
提一下台湾问题并用上‘和平方式’和‘耐心’这两个词。他说，他希望美国和日本规劝台湾谈判，并且说，只有在两种情况下他们才不会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或失去耐心，一是迟迟不能谈判；二是苏联人进入台湾。他要求我过了今年以后在向台湾出售任何武器时要慎重。他还表明，他们不赞成出售任何武器。“
（摘自１９７９年１月３０日日记）
我把我们在出售武器问题上给勃列日涅夫的答复告诉了邓：我们的政策是既不向中国，也不向苏联出售武器，但是我们不谋求影响我们的拥有主权的盟国的政策。他回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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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知道这是你们的立场。这很好。”
在几次既愉快又富有成果的会谈中，我们还讨论了另外一些问题，有几个是非常机密的问题。
邓小平在访问国会时，谈话生动幽默，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看来中国人懂得如何既表现出沉着的自信心和对自己国家的自豪感，又不显得骄傲自大。兹比格纽在自己家里设晚宴招待邓，席间，兹比格纽评论说，中国人与法国人有一点是相同的：都认为自己的文明优于所有别的国家。邓想了一想，说：“我们可以这样说，在东亚，中国的饭菜最好；在欧洲，法国的饭菜最好。”
在我们最后一次会谈时，我们签署了领事馆、贸易、科学技术、文化交流等等协议。当时，有人问他：“我们当初决定实现关系正常化时，你在国内有没有遇到政治上的反对势力？”当邓回答说：“有”时，人人都侧耳听他怎么说，他停了一停之后说道：“在中国的一个省——台湾——遇到了激烈的反对。”
愉快的仪式过去了。现在我们得从事在国会通过立法使我们的协定生效这个困难的工作了。
支持我们的力量不小，但是也有一批积极活跃的右翼政治集团仍然坚持美国无论如何应当帮助蒋介石的后代夺回大陆。在他们看来，台湾就是中国，毫无办法说服他们改变想法。他们要想制订一个法律来改变我已采取的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行动，或者在这个法律中写进一些中国无法接受、以致中国会拒绝整个协定的条款。幸好，占据支配地位的是我们。
“我指示万斯在关于台湾的立法上坚决把住关。
如果把这项法律改得违反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承诺，或者，如果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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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的安全有关的措词超过了条约本身的措词，我将不得不否决这项法律，那时，再要与台湾实际打交道就一概不合法了。
（摘自１９７９年３月７日日记）
虽然我说要否决并非虚声恫吓，但是我们仍然希望对台湾采取负责态度，因此在这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不得不为同国会一起确定最后的法律而努力。
有些议员慷慨激昂，哗众取宠，在新闻界和家乡选民面前大出风头。但是，我们终于占了上风，这时距离终止与台湾的条约，开始实施同中国的正式协定只剩下几天了。
事实证明，我们在对外政策方面有几项任务比我在就任之初所预料的要令人愉快和满意得多，中国问题就是其中之一。我当初认为我们从事的这项工作也许以失败告终，因为中国可能对我们涉及的台湾的问题上的一项或几项重大原则拒不让步，我们还可能在亚洲其他地区遇到难以预料的复杂问题，可能同中国发生某种关系更重大的对抗，或者，可能在我国人民中间和在国会遭到无法解决的政治上的反对。
恰恰相反，一切都很顺利。无论是在建交之前还是建交之后，中国人对我的其他职责，对我们国内的其他现实都表现出十分了解。关于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关于解决台湾问题，关于我们新建立的外交关系在西太平洋的稳定作用，以及我们同日本建立牢固的合作关系的必要性，他们的言论都是有益的，而且在所有这些方面都没有给我们同他们建立的新关系加上反苏色彩。在这个过程中，我懂得了为什么有人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文明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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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布什：
邓小平，一位来自四川省的豪侠斗士
乔治·布什是继罗纳德·里根之后的美国总统。
７０年代初，在杰拉尔德·福特担任美国总统期间，曾担任美国驻华联络外主任。在美国政坛显要当中，恐怕没有谁比布什更熟悉中国。在驻华期间，他和夫人一起经常骑自行车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上来来往往。他为促进两国之间的交往，加强中美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正因为如此，１９８９年１２月１０日，已担任美国总统的布什派特使、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访华时，已经退休的邓小平仍破例接见了布什总统的这位特使，并语重心长地说：“我已经退休了，本来这样的事情不是我份内的事，但是我的朋友布什总统的特使来，我不见也太不合情理了。”并说：“请特使转告布什总统，在东方的中国有一位退休老人，关心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
１９７５年１０月１９日，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访问北京，与中国方面磋商福特总统访华事宜。当时担任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的布什参加了这次预备性的会谈。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主要是当时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邓小平。布什随基辛格一起，与邓小平副总理进行了３次长时间的会谈，使他有机会直接了解邓小平，领略他的风格与风采。虽然此前他已几次见过邓小平，但这次与邓小平的长时间的会谈显然给他留下了特殊深刻的印象。后来，他在自传体回忆录《白宫：我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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