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贴画面，画面左上方一把剪刀剪开红绸带，表示中国迈向一个新时期。
１９８２年也曾去过中国的卢森堡说：今天出现了新的精神面貌和新的奇迹，那是三年前不曾有过的（指１９８２年前）
，这的确是一个伟大的开端！“
艺术家卢森堡这句话引起我的深思。
《时代周刊》上《东山再起的同志》这篇文章，更激起我心底的共鸣。也引发了我创作《伟大的改革家邓小平》这本书的动机。
历史学家对人物的评价，着重点是评价他对自己的国家以及对世界的影响。他的人民过去生活得怎样？现在生活得怎样？今后将产生什么样的结果。至于这个历史人物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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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青少年时期的活动，以及他迈向成功之路的坎坷和曲折的历程，则是次要的。
因此，我以较多的篇幅来写几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情况，牵涉面比较宽广，而对邓小平本人则着墨不多。众所周知，改革开放的每一项成就，都是与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分不开的，他以高度智慧来指引人民前进的方向，十亿多人就能走上宽广的道路。
世人把中国的改革和开放称为“第二次革命”
，这是有充分事实根据的。因为十年前中国的处境，比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美国经济大衰退时期，更为严重，更为复杂。
３０年代，罗斯福总统面对美国经济大衰退的浪涛，用铁腕推行新政，扭转了美国经济大衰退，使美国的经济获得复苏，全面繁荣，这也是一种改革，只有经济的繁荣，才能促进政治的修明。当时的和现在的美国反对党，也都承认这个事实。罗斯福总统的新政，影响着当时的美国人，今天的美国人，以及尔后若干年美国人的命运，这已成为人类历史不可抹煞的功绩。
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未到十年，成绩斐然，实践证明，这是造福中华民族千秋万代的一个方案，一场革命。
所以，全国景从，奇迹迭现，全世界都欣赏和喝采，有许多发展中国家，全世界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苏联也竞相效仿；它将影响着当代中国人，以及若干年后的中国人的命运。
因此，将《伟大的改革家邓小平》这本书，当作历史的见证也未尝不可。美国《时代周刊》两度把邓小平选为封面人物，介绍给全世界的读者，是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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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第二次革命
由于闭关锁国，思想僵化，政策摇摆不定，再加以“四人帮”的倒行逆施，红卫兵的胡作非为，中国的经济也遭到沉重的打击，诚如中国的舆论所公开承认，７０年代的末期，中国的经济已濒临崩溃的边缘。
中国的命运向何处去？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领导人日思夜虑的重大事件，也是中国有识之士关心的课题，在海外的华裔同胞，亦寄予深切之关注。
中华民族要昂首挺立于世界国家之林，不是靠口号和空想来获得光荣，而是靠事实来表现。人，当然要有精神，人也离不开物资。要解决十亿多人民的温饱，在温饱的状态下摆脱穷困落后而进入小康，再由小康而到达繁荣富强，这是一条艰苦曲折的道路。在思想僵化的情况下要解放思想，在生产力萎缩的阶段要解除一切束缚生产力的障碍，是关系到１０亿多人民及整个民族前途的大事。
在这个关键时刻，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得到全中国人民的拥戴，几年的苦干实干，给濒临崩溃边缘的中国经济注射了一针强心剂，奇迹般地呈现了生机蓬勃的喜人现象。
９年来的实践，已具体看到了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这成果还将影响着今天和明天的中国历史。
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开放，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发展，打开了一条生路，也为全世界经济停滞、生产落后的国家作出了光辉的榜样。实行经济改革开放，在今天的地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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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形成一股新风气，开创了第三世界国家摆脱穷困落后的新途径。
谈改革，说开放，是今日世界有识之士的时髦课题，干改革，干开放，更是时代的新任务、新目标。大势所趋，潮流所向，任何人也阻挡不了。
历史，是人类在前人思想发展的基础上，不断的改革、改革、再改革的过程中的文字的积累。基于此，现代的历史学家确定：改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改革家是发展历史创新历史的先行者！对中国来说，改革就是光明和幸福，就是中国的希望。
邓小平不是个神，是个现代人。
作为中国伟大的改革家，邓小平的伟大之处，就是他能吸收前人的智慧与精华，扬弃其愚昧与糟粕，迎合世界潮流，洞察人民意向，大胆创新，排除障碍，发扬民族精神，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他和中共其他领导人，正鼓舞着和带领着中国人民，把历史推向前进，这就是结论。
“马克思在天之灵很有威严，他看到了我们所做的事情，感到不满意，所以他惩罚我，罚我变成聋子。”
（注：意译１９８５年邓小平讲话）
这当然是１０亿中国人民的领袖人物的玩笑话。
还在作出有魄力的行动，使一个世界人口最众多的国家旧貌换新颜以前，邓一只耳朵听力就不好。但是，在这位身材矮小但拥有铁腕的领导人看来，这句玩笑话意味深长。如果在大显身手搞改革的当中，邓还打算用共产主义革命的祖师爷卡尔·马克思的名义来证明他常常称之为“第二次革命”
的正确性，他必须清楚地意识到，他在中国推行的政策是与传统的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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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者（尤其是苏联领导人）所乐于接受的金科玉律有所不同或者相抵触的。照中国阴阳平衡的思想来看，邓的第二次革命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尝试，把表面上看来势不两立的两种东西融合到一块，如国家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中央计划和市场竞争，政治专政和有限的经济、文化自由。的的确确，对在西方世界和共产主义世界的怀疑论者来说，这是将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结合到一起的一种尝试。
东山再起的同志
在四川省西北部的茂盛竹林和稻田之间，有一幢带有当地典型风格的Ｕ字型农宅（即两厢伸出）
，木架结构，灰浆墙，灰色瓦屋顶。
１０户人家住在有百年之久的１６间房间里，每间房约３２平方米面积。
庭院里摆放着一束束干辣椒和谷穗。在这拥挤的公共住宅中间，有三间未住人的房间，每天都有不少人到此来参观，这儿就是邓小平的故居。尽管农宅的“文化中心”只有少量的照片和旧的家具，但也足以使人产生对往事的回忆。当有人问邓小平他为什么把祖上有牌坊的住宅让人使用，他回答说：“让房子保持原样，让农民住进去吧。”
看来，邓不爱自己拔高自己是有其原因的。邓近来告诉《时代》组织的新闻旅行团说：“人们想要我当党主席，我告诉他们我老了，当不了。
人们要我做国家主席，我说不行，我不想那么做。“
中国的新闻媒介一般称他为最高领导人。
邓的谦让并不是因为他的政治资本不够或是阅历没有已故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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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那么丰富。不论从哪方面来看，身居“最高领导人”职务也好，还是被别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也好，他所度过的一生都是充满意义的。
邓的长期革命生涯令传记作者们感到不可思议。一生历经轰轰烈烈的战争与革命，有过了不起的政治上的胜利，当然也有羞辱的下台，有个人的成就，也有家庭的不幸。运用保存实力的手法和计谋多端的恢复能力，这位意志坚强的政治家不仅在忍耐中渡过了难关，而且最终取得了胜利。
今天，在他将近９０高龄之际，他站在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权力巅峰上，成为他骄傲地称之为“第二次革命”的发动者。
邓的关于中国的全面看法最为突出的是没有华而不实之处，邓从来没有宣称过自己是学者和理论家。他也不像另一个久经考验的战友——已故的周恩来总理那样，学识丰富，风度翩翩。但这并不影响邓的敏捷的思维能力和世界观。他一贯寻求的是宁愿逐渐地而不是突然地变革以及实用主义胜过教条清规。在最近论述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时，邓说：“如果能使人民的生活得到改善，那么，我认为这项政策本身就是对改革能顺利继续进行的一个有力保证。”
在采用后退战术上，没有谁能与邓相匹敌。他有时甚至公开承认错误，尽管他不相信自己错了。然而，他却是一个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人。他相信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是正确的，但是理论也要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毛在１９５８年搞的“大跃进”运动，当时在全国农村强行搞社会主义集体化运动，鼓励人民群众在后院炉子里炼钢铁。
这一运动被证明是场灾难。
邓和刘少奇主席在１９６１年意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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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次失策造成的巨大后果，他们开始着手加以改正。在一次气氛紧张的党的全会上（毛未出席，以便让邓、刘和其他人在毛逝世前得到领导经验）
，他们宣布采取一些措施，如恢复个人的自留地，发展养猪等副业，搞更多的自由市场。在工业方面，把经营管理者和专业技术人员从党的官僚桎梏中解放出来。从某种程度上看，这些计划措施是邓的第二次革命所采取的方针政策的雏形。
为了给那种开明做法的必要性作辩护，邓笃信抓经济效益的路线，这已成为他的简洁信条：不论白猫和黑猫，抓得住老鼠的就是好猫。他也开始提出在现代中国社会中个人价值的问题，即不仅仅是看他“红”的方面（即专业知识和技术水平）。
尽管邓本人过早地结束了正规教育，但他还是多次强调指出，他对于建设新中国的看法是牢牢地扎根于教育和科学研究这方面的。……
对于邓和其他政治上的温和派来说，“文化大革命”
是场恶梦。邓和妻子卓琳被一同下放到江西省南部，他被迫到一个拖拉机工厂去工作。在肮脏的厂房里，他守候在工作台前干些手工活儿。
邓的家庭成员也因他的政治罪而受到牵连。
他的弟弟邓书平（音译）
，贵阳的一个城市干部，受到一些自封为红卫兵头头的人的不断残酷迫害，在绝望之中于１９６７年自杀身亡。他的大儿子邓朴方，一名２２岁的北京大学学生，在与红卫兵暴徒们对抗中掉下楼去，摔断了两条腿，由于未得到及时医治，造成终身残疾。他的女儿邓榕和小儿子邓质方下放到陕北农村。尽管自己并未受到非人的待遇，邓很想保护家人的安全。
他最终被允许将子女带到身边来一同生活。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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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住在安排给邓的一幢两层楼的住宅里。邓利用闲暇时间听广播、读书和锻炼身体。
１９７３年，邓在北京的宴会上露面，在场的人都感到惊讶，他还是挂的副总理的头衔。人们后来才知道，他重新复出是来接替周恩来处理日常的政府工作的。周后来死于癌症。邓还担负了处理党和军队事务的任务。他起初小心翼翼继而果敢地协助周恩来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四个现代化”的建设宏图，在１９７５的１月加以宣布。
但是，江青和另外三个忠实于毛的左翼分子，即所谓的“四人帮”进行了报复。
１９７６年４月，他们罢免了邓的一切职务。这在他的生涯中是第三次置身于政治的荒原中。这次他身体有段时间受到折磨。邓的老朋友、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将他救出来，在广东某地为他提供了庇护所。
１９７６年９月，毛去世。一个月后，“四人帮”被逮捕。邓再次被要求承认错误。为了自己的需要，他干干脆脆地同意了（注：听说，这次是华国锋要邓承认错误的）。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研究政治科学的教授张帕里说：“邓是个很会审时度势的人。”
对于一个大半辈子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人来说，邓与家人保持着不同寻常的密切关系。
自从他父亲在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