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名人看邓 小 平- 第4部分

　　　　A这个问题不仅与政治体制，而且与领导人本身有关。以有条不紊地、庄严移交权力著称的西方国家仍然有可能使政策陷于一片混乱。

　　　　在集权主义国家，有可能强迫领导人下台，但国家的基本政策却不变；例如，去年突尼斯总统哈比卜·布尔吉巴被废黜，就是如此。邓小平退居一旁，留下了他所希望留下的人和政策，这样，他表现出了他的高超灵巧的政治奇技。

　　　　邓小平与日本的吉田茂相似，他们不感到政府内的能干的下属是个威胁。

　　　　相反，邓小平认为，一位领袖逝世以后，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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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有妥善准备好的接班人继续执行他的政策，这就是最终的成功。今天，邓小平仍然很健康，但是，随着“人生自古谁无死”的感觉越来越明显，邓反而得以理解到领袖不朽的关键在于谦虚地承认其他人能够也必须代替他。邓小平以其一生中的许多辉煌业绩而将被人们所记忆。历史上，很少有坚强的领袖人物能正视自己的终将逝去，而不是被别人迫使他承认这一点。邓说：“我要在还未老糊涂之前退下来。”这句简单的话充分证明了他的伟大。

　　　　……一个尚未有答案的问题是，在邓小平最终离开舞台后，究竟谁有代替邓小平的实力和远见卓识。在共产主义国家领袖只能有一个。

　　　　已经沿着邓小平的富有希望的新路走了如此之远的中国是否会走回头路？

　　　　倒退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国家像个人一样，能够从错误中吸取教训。中国是在已试验中央计划经济失败后，方开始试验经济局部自由化的。当邓小平还是周恩来和毛泽东的信徒时，中国曾是国际大洋中的一潭死水，屈辱地依赖苏联的赏赐。在大跃进失败后，邓小平才认识到，中国人民的潜力未能在国内发挥，而中国的国家潜力则未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毛和周的最伟大遗产之一是，他们终于转向西方，把中国领进了２０世纪。

　　　　他们的接班人的遗产将是使中国从过去的意识形态紧箍咒中松绑，并使中国准备在未来成为国际领袖。

　　　　邓小平作为一个具有新思想的老人而主政。他的竞争对手不是他下面的年轻人，而是他周围的八九十岁的老人。他们为他们想象中的国家后果而担忧，而邓则欢迎和鼓励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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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后果。他们仍怀念着他们和邓小平一起曾为之而战斗的革命理想；邓小平则明白，除非根本改革中国的体制，否则，１０亿张饥饿的嘴会把这些理想化为灰烬。

　　　　１６世纪的一位法国学者在他生命垂危时曾绝望地写道：“若少已知之，则老可行之。”

　　　　８４岁的邓小平不仅已知之，而且可行之。

　　　　知和行的结合产生巨大威力，它推动世界１５的人为新的繁荣和成为世界A领袖而奋斗。

　　　　西方有许多的幼稚的观察家坚信：邓的长期计划是使中国中止共产主义统治。邓的改革确实惹人注目，甚至鼓舞人心。但是，邓是改革家，而非革命家。

　　　　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他不愿中国成为资本主义的或民主主义的国家。

　　　　最主要的是，他是一个希望中国具有强大经济和军事力量的民族主义者，有了这种力量，中国才能推行使自己成为２１世纪超级大国的外交和贸易政策。

　　　　尽管更多的政治自由并非邓的明确目标，但是，如果经济改革深入下去，政治变化可随之而来。政治变化必须循序渐进，当然应尽快能跟上人民的期望，但不应快得使现行政治结构应付不了。

　　　　邓本人把这一点表达得更好不过了：“如果我能使人民得以逐渐改善他们的生活，那么，我认为这种政策本身就是其连续性的可靠保证。”

　　　　改革成功的关键是时间。

　　　　今天中国人感到很新奇的事物，经过相当时间后，他们就会习以为常。亲身经历改革并从中得益的年轻领导人将成为继续改革和扩大改革的鼓吹者。邓的观念取得成功将提高“自由”威望。中国将理解，不必害怕自由而可得益于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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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更加确信，邓小平是当代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

　　　　在我从１９７６年到１９８５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的４次访问中，我见到这个国家从世界上最教条主义的共产党国家之一发展成为世界上在摆脱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桎梏方面最进步的共产党国家之一。拿破仑曾经把中国叫做“沉睡的巨人”。

　　　　今天中国已经成为觉醒的巨人，它永远抛弃了它在６０年代奉行的自我孤立政策，在可预见的将来将成为世界事务中的一个主要的地缘政治力量中心。

　　　　１９８９年春天，同时发生了两个事件——中苏最高级会谈和天安门广场的示威——这使中国将来在对外政策和国内改革方面执行的方针的关键问题鲜明地显露出来。这两个事件将把中国引向何处去，这一点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在本世纪剩下的时间里美中关系将如何发展。

　　　　虽然莫斯科和北京在１９８９年实现了关系正常化，我不相信西方需要担心５０年代的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中苏集团会恢复。

　　　　１９８２年，齐奥塞斯库曾经对我说：他相信这两个主要的欧亚大国会消除它们的分歧，因为它们有“同样的意识形态”。

　　　　我不同意这种看法。

　　　　实际上，它们之所以完全恢复关系，不是因为有共同的意识形态，而是因为有长达几千英里的共同边界，而且戈尔巴乔夫已经采取行动来满足中国对关系正常化提出的３个条件：即苏军撤出阿富汗，苏联减少驻扎在靠近中国边境地带的军队，越南军队撤出柬埔寨。

　　　　许多人错误地得出结论说，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把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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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进行了１０年的进步的改革一扫而光。

　　　　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和对西方开放已经使他的国家发生了无法扭转的变化。强硬路线领导人无法把时钟完全倒拨过来，当中国的领导人看了世界上的其余地方，特别是亚洲大陆的周边地带时，他们对他们国家的落后感到震惊和羞愧。特别使他们不安的是，共产党大陆的中国人生活的贫困和在资本主义的台湾、新加坡和香港生活和劳动的中国人生活水平之高形成强烈的对比。

　　　　当中国人民观看邓小平１９７９年访问美国的电视报道时，现代化城市、先进的工厂和高技术奇妙产品这样一些背景从根本上改变了他们对世界的看法。由于中国人习惯于认为中国是中央王国——文明的中心，因而由于他们猛烈觉醒过来而感到痛苦，然而，这种觉醒是必要的。虽然单是这一点不能使任何事情在一夜之间发生变化，但是，这的确使他们不想回头走老路，并且促使他们的想法发生一场真正的革命。

　　　　我在同中国最高领导人会晤时，曾经同他们坦率地讨论了改革的进程，既谈到变革的必要性，也谈到变革引起的问题。

　　　　１９８２年，党的总书记胡耀邦曾经提出这些问题……他说，虽然邓小平年纪很大了，但是有“成百、甚至成千的人”准备把他的进步的政策执行下去。

　　　　在１９８５年同邓小平会晤时，我注意到同我们先前在１９７９年和１９８２年见面时相比，他显得不那么紧张，而且更加健康，我曾经听外交部长说，８２岁的邓小平每天游泳一小时，散步两英里。这使我想起７８岁的毛泽东在１９７１年拍摄的有名的照片，据说那是他在长江中游泳时拍的。

　　　　在我们广泛进行的交谈中，邓小平既谈到中国的国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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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也谈到国内的改革。他首先照例提出官方的说法，说苏联和美国对中国构成同样的威胁。但是，他后来说的每一句话都同这种立场大相径庭。我不禁想到，如果邓说的话反映了实际情况，怎么中国没有为同美国建立正常关系提出“三项条件”

　　　　，这是多么奇怪啊！

　　　　无论如何，邓对戈尔巴乔夫的政策仍持怀疑态度。他把这种政策说成是“雷声大雨点小”。他还强调说，美国永远不必担心转让给中国的技术最后会落到苏联手里。他说：“我们同苏联的分歧远比美国的分歧大，但是，我们不想把自己拴在一个战车上。”

　　　　在谈到中国的经济改革时，邓小平的语调远不像胡耀邦和赵紫阳那样绝对化。他说，中国将对这种改革进行认真的试验，如果这种改革行得通，就继续进行下去。他接着说：“如果这种改革失败，我们将放弃它。

　　　　我们在三五年内可以决定我们未来的方针，改革的方向是不可逆转的，但是策略是可以改变的。“他说，反对改革的势力是存在的——”中国毕竟是一个大国“

　　　　，但是，只要改革行得通，这些势力将仍然是无足轻重的。

　　　　由于最初实行的农业改革已经改善了中国９０％的农民的生活，邓相信改革已经得到了大多数农民的支持。

　　　　在我们的会晤快要结束时，我说，中国的改革由于得到成功，也许可以成为第三世界的许多国家的模式，特别是因为苏联的模式已经名声扫地，而美国的模式对于不发达国家来说也许过于先进。邓用很响亮的语调说，他不赞成输出经济模式，苏联永远不会承认中国的做法优越。他强调说：“他们想使大家仿效他们的模式。”

　　　　在天安门广场事件以后，一些观察家要求美国惩罚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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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导人，断绝一切关系，实行广泛的制裁，并孤立中国人。

　　　　然而，如果破坏美中关系，那将会是一个可悲的错误，既不符合我们的利益，也不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

　　　　我在１９８９年对中国进行的第６次访问可能是在我１７年以前作第一次旅行以来最敏感、最有争论的访问。

　　　　这一次，几乎我的所有亲密的朋友都极力劝我不要去。他们预言：批评我的人会无情地对我进行谴责。但是，我相信，为了尽一切努力来恢复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的势头，自己的形象遭受危险也是十分值得的。

　　　　当时，我并不知道布什总统曾经在１月初派秘密的代表团到了北京，然而，即使我知道有这个代表团，我也会执行我自己的计划。我知道我在实现我们两国的和解方面所起的作用使我有了作为中国“老朋友”

　　　　的受到特殊待遇的地位。

　　　　我知道即使我说了中国领导人不想听的话，他们也会听。为了强调我的访问在他们的心目中的重要性，并且使这次访问具有两党一致的性质，我邀请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前卡特政府中国问题的高级顾问迈克尔·奥克森伯格博士陪我一起去。我在离开以前还同两党的一些参议员和众议员进行过磋商。

　　　　１０月３１日，我会见了邓小平，这也许是我同他的最后一次会见。这也是他在宣布退休之前最后一次会见一位西方人物。

　　　　我首先对邓小平说：“我对中美关系仔细观察了１７年。

　　　　在这种关系中，从来没有出现过像现在这样严重的危机，因为这一次感到关切的不是中国的敌人，而是中国的朋友。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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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的会谈中，我们必须研究这些分歧，并弥补美国国内对中国友好的人因对一些中国领导人尊敬而遭受到的损害。“

　　　　在此行的早先一些会见中，邓小平在领导机构中的同事一再提出的看法显然是目前党的看法。他们引中国的一句谚语“解铃还须系铃人”

　　　　，说我们两国关系冷淡是美国的过错，因为一些学生闹事纯属内政事务。而美国对此作出了过火的反应。邓小平老练得多，他说：“在结束前不久在我们之间发生的这件事方面，美国应当采取主动。中国弱小，美国强大。

　　　　我关心的不是仅仅想保全面子。如果我和我的同事不能维持人们对中国的尊敬，我们就应该下台。

　　　　这是一个普遍的原则。“

　　　　邓小平用一位老革命家的口吻发出呼吁，作为一个几代以来曾经深受外国统治和剥削之害的国家的领导人要求给予理解。

　　　　然而，在我同中国领导人进行的历时３小时的毫无限制的会谈结束时，我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确信，邓小平是当代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

　　　　我离开中国时，对未来抱审慎的乐观态度。……我之所以乐观，真正原因是我重新认